了解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的诗歌主张；了解桐城派的文学主张；了解吴伟业七言歌行的思想艺术特色。
第一节 顺治、康熙时期的诗歌
清初的诗歌创作十分活跃，有顾炎武、屈大均为代表的遗民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为代表的入清后出仕的诗人。钱谦益主持东南诗坛，诗歌长于七律，得力于学杜，情辞苍郁，辞藻富赡。康熙中叶，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民族意识渐渐淡薄，代表作家有王士祯、朱彞尊等人。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清兵南下，改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昆山人，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清廷曾多次企图笼络他，威胁利诱，终不为所动。他一生律己很严，操行卓迈，身处逆境而终无颓废之想，表现出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的精神。顾炎武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诗不必人人皆作”，“和韵最害人诗”，反对一切阿谀奉承、抄袭、无聊的应酬文字。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富有史诗特色，沉郁苍凉，刚健古朴。他写下了一系列国破家亡、长歌当哭的壮烈诗篇。他的《秋山》，写江阴、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抗清失败以后被屠杀劫掠的惨状。《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曰：“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又酬傅处士次韵》又云：“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表现他直至垂暮之年怀念故国之心仍耿耿不释。他的诗沉郁顿挫，苍凉遒劲，风格直逼老杜。
屈大均（1630-1696），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他是一位反清志士，一生南北奔走，图谋恢复。他的诗歌充满故国之思，山河之痛，一腔悲愤，发为悲歌，慷慨激越，意象雄奇，形象飞动，气魄雄放，笔力遒劲，想象浪漫，气势非凡。他和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的诗歌各体俱佳，尤长五律。从内容上看，屈大均的诗歌主要表现他反清复明、志图恢复的情怀和回天无力的悲哀，如“万里悲风随出塞，三年明月照思乡”（《紫荆关道中送客》）；“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秣陵》）；“江南哀后无词赋，塞北归来有羽翰。形势只馀抔土在，钟山何必更龙蟠”（《旧京感怀》）；“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消沉。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壬戌清明作》）；“亭障三边接，风沙万古愁。可怜辽海月，不作汉时秋。白草连天尽，黄河倒日流。受降城上望，空忆冠军侯”（《塞上曲》）。
吴伟业，今存诗歌1000多首，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他的诗，哀伤时事，以人系事，事俱征实，带有史诗特色。尤其擅长七言歌行，清丽哀婉，流畅自然，世称“梅村体”，兼有故事性、戏剧性，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圆圆曲》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陈圆圆和吴三桂的离合，富有故事性和戏剧性，关系着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两句，直揭吴三桂为了私情不顾民族大义的丑恶嘴脸。全诗通过陈圆圆传奇式的经历，讽刺了历史罪人吴三桂。诗歌腾挪变化，纵横开阖，摇曳多姿，或叙述，或抒情，或旁敲侧击，或倒叙插叙，思致活泼，变化莫测，情韵丰盈，极哀感顽艳之美。
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祯，后来为了避雍正皇帝的讳改名士正，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时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论诗以司空图和严羽为本，主张兴会妙悟，是神韵派的代表。他一面推崇王、孟，推崇冲淡闲远的风格，一面标举杜甫的诗，说明他并不反对沉郁顿挫。他只是反对直露、堆砌，反对议论入诗。王士祯早年提出诗歌要“典、远、谐、则”（《丙申诗旧序》）。“典”是典雅，“远”是淡远的意境，“谐”是音律的和谐，“则”是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则”，意思是法则、法度，后来的诗学都由此生发出来。王士祯的诗学侧重于学习传统，但是，他又反对模仿。他的神韵说企图将学古和创新结合起来。王士祯诗学的一个特点是非常重视辨别诗体，一方面使诗歌的辨析更加细致，另一方面也使他的诗论显得含糊。他强调汉魏古诗和唐代古诗的区别，同时又认为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人继承了汉魏古诗的传统。王士祯推崇王维、孟浩然的古澹闲远，同时又肯定杜甫的沉郁顿挫，尤其是肯定杜甫的七古和七律。他反对一概地排斥宋诗，他认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继承了杜甫的七古传统。他主张学古务得其神，不袭其貌。所谓“善学古人者，学其神理；不善学者，学其衣冠语言涕唾而已”（《晴川集序》）。王士祯的诗论和诗歌创作都标举神韵，所谓神韵是指一种含蓄悠远的境界，并非单指王、孟一派的诗歌境界。
第二节 雍正至道光时期的诗歌
从康熙末到乾嘉时期，汉学和宋学的对立进入壁垒分明的阶段，这股思潮对于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影响日趋明显。总的看来，复古的倾向比较突出，有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和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州（今苏州）人。乾隆年间进士。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编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四大部断代的诗选，试图通过诗歌史的编选清理来提倡诗歌的风雅传统。他提倡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风格，反对质直敷陈，欲纠正神韵派的空疏而未能做到。沈德潜对顺治、康熙年间的宋诗热颇致不满，联合了一批崇尚唐诗的文人。沈德潜在仕途上扶摇直上，对于推广他所提倡的宗唐主张是有很大作用的。乾隆皇帝与其唱和，也认为唐诗高于宋诗。沈德潜在主观上企图重振诗教的传统，恢复诗歌的政教功能；但是，在文字狱非常猖獗、文人动辄得咎的乾隆时期，沈德潜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他自己在身后就因为受到徐述夔谤讪案的牵连而被乾隆下令夺谥。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辞官，从此不再出仕，筑室江宁小仓山随园，世称随园先生。袁枚有诗名，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的诗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风格，其中尤以咏史诗和旅游诗为出色。他在诗歌理论上继承公安派的性灵主张，提倡摆脱拘束，带有反道学的倾向。他的诗歌主张体现在所著的《随园诗话》、《续诗品》等著作和一些书信里。袁枚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他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书》）。他注意到乾嘉汉学的考证热潮对诗歌创作的消极影响“凡攻经学者，诗多晦涩”（《随园诗话》卷一）。袁枚嘲笑道学家的诗歌理论：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诗，必须穷经读注疏，然后落笔，诗乃可传。余闻，笑曰：“且勿论建安、大历、开府、参军，其经学何如。只问‘关关雎鸠’、‘采采卷耳’，是穷何经、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诗独绝千古，而‘读书不求甚解’，何不读此疏以解之？”（《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袁枚认为性情、学问和学力是创作的基础，又特别强调性情之真，“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随园诗话补遗》卷六）。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北京大兴）人。他主张“诗必研习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主张以学习儒家经典为根基，追求缜密的风格。这是经学家的诗论。翁方纲在《理说驳戴震作》中说：“夫理者，彻上彻下之谓，性道统絜之理即密察条析之理，无二义也。义理之理，即文理、肌理、腠理之理，一也。”他用义理、文理来诠释肌理，是要将诗学和学问和理学打通，反映了乾嘉以后统一义理、考据、辞章的趋势。
事实上，清代已经到了全面整理和总结古代文化的时期，每个人的理论主张都并不单纯，而且前后可能不太一致。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种复杂性，并注意其针对性。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一字汉镛，号鹿菲子，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他一生坎坷，终于在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中死去。他著有《两当轩集》20卷、《竹眠词》4卷。黄景仁在短短的34岁的生命中，创作了2000多首诗词，由此可见，黄景仁是以一生的心血投入了诗歌的创作。他的诗情调感伤，凄婉幽怨，人称其为“咽露秋虫，舞风病鹤”，被称为“饥凤”；但是，黄诗还有激楚苍凉的一面，这是他愤世嫉俗感情的流露。譬如以下这些诗句，就体现出强烈的愤世嫉俗的色彩：“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白日长吁静夜歌，飞扬慷慨欲如何”，“五夜壮心悲伏枥，百年左计负躬耕”，“尺锦才情还割截，死灰心事尚消磨”。黄诗充满感伤的色彩，这是黄诗的基调；但是，黄诗的风格是多姿多彩的，这是和他多方面地继承前人风格有关系的。黄诗对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继承是十分明显的。试看他的一些诗句，从中可见其诗风之一斑：“潭空孤月印，峰黑一灯嵌。”“低头云影时争月，入耳松涛独受风。”“夜深鸡犬寂无闻，起舞悲歌继之泣。”“白日长吁静夜歌，飞扬慷慨欲如何？”“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风不雨倍凄凉”，“茫茫日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评价黄诗，说他“声称噪一时，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张维屏对黄诗更是推崇备至：“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维黄仲则乎！”（《国朝诗人征略》）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称誉黄诗道：“百余年间，其间黄仲则、黎二樵尚近于诗。”
第三节 清初至清中叶的词
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清代的词呈现出中兴的局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足以和两宋的词来媲美，在宋词的群山峻岭面前别开峰峦之美。清初的阳羡派、浙西派，清中叶的常州派，都是清词的重要流派。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江苏）人。他的词气魄宏大，风格豪迈奔放，意气横逸，继承东坡、稼轩之遗风，兼有清真娴雅之作，擅长词中各体，融婉约和豪放于一体，现实性强，伤时感物，有时一泻无余，是其不足。陈维崧的词风靡清初的词坛，被誉为词家“巨掰”。如《南乡子·邢州道上作》一首：
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诗人离开河北易县，踏上邢州古道，向山西太原而来。刀锋上的寒光，使人感受到阵阵的秋寒，秋风怒涛一般，席地而来，催人眼酸，令人寒栗。在这样冷峭的气氛中，三河少年，拍马奔驰而来，气概粗豪，带着三分醉意，林中射雕，多么豪迈，又多么洒脱。酒喝得所剩无几，不由得使人想起行刺秦王的壮士荆轲和高渐离，燕赵自古以来就多悲歌慷慨之士，如今尚让人难以忘怀。想起来，昨天车声隆隆，渡过了寒冷的燕太子送别荆轲的易水，今天又要经过并州著名的豫让桥，那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仿佛重现在眼前。
朱彝尊（161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早年受家庭影响，潜心学术，不肯出仕，51岁时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后入南书房，曾经参加编选《明史》。论词最推崇姜夔和张炎，编选《词综》以表明他的文学主张。有《曝书亭集》。他的诗醇雅清丽，雅洁隽永，善于化用前人的诗意。他的诗歌主张是重学力的，这一点与同是宗唐，注重兴会妙悟的王士祯有别。朱彝尊推崇唐诗，推崇杜诗，“学诗者以唐人为宗径，比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犹九达之逵乎”（《王学士西征草序》）。朱彝尊之宗杜是从诗教的角度出发的，所以他的诗歌主张实际上开了翁方纲肌理说的先河。朱彝尊对后来浙派诗人的影响很大，被奉为浙派的开山祖。朱彝尊的诗歌先是学唐，后来又转而学宋，醇雅清丽是朱彝尊词的主要风格。譬如他的《长亭怨慢·雁》一首，是咏雁的名篇：
结多少，悲秋俦侣，特地年年，北风吹度。紫塞门孤，金河月冷，恨谁诉？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
别浦，惯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渐欹斜、无力低飘，正目送、碧罗天幕。写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飞去。
纳兰性德（1654-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的儿子，康熙年间进士，任一等侍卫，有《饮水词》。纳兰性德英年早逝，仅仅活了31岁。他不属于某一流派而自成一家。纳兰性德出身权贵之家而厌弃功名富贵，难怪有人竟怀疑他是《红楼梦》的作者。他的词或写离别相思，或写仕宦的烦恼，或写塞外的风光，或写江南的景物。风格婉丽凄清，本色自然，得南唐二主之遗风。从他的代表作，如《金缕曲·赠梁汾》，可以一窥他的词风：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梁汾即顾贞观的别号，他是清初著名的诗人。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的忘年交，两人年龄相差18岁。顾在仕途上非常不得志，担任秘书省典籍时，受人排挤，拂袖而去。纳兰性德在词里说“蛾眉谣诼，古今同忌”，即指此事。词中说：“自己本是一狂生，上天安排他生在京师一富贵人家，蒙受到尘世的污染。我也像唐代的李贺一样，有酒惟浇赵州土，欣赏那礼贤下士的平原君，同情怀才不遇的人才。可是谁能理解我呢？没想到，我竟然遇到了你这样能够推心置腹的知己。我们青眼相向，慷慨高歌，彼此都还年轻。（青眼是用晋代阮籍的典故，传说阮籍遇见意气相投的朋友便青眼相视。）举杯痛饮之际，不禁洒下热泪。你没看见吗？当时天边一轮明月，淡淡的，朦朦胧胧的。今夜我们要一醉方休，不要想那些谣诼诬陷的烦心事，那种忌才妒能的小人是什么朝代都有的。过去的生活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冷笑置之而已。现在回想起来，也只是后悔罢了。一旦知己相许，便经得起千年万载的考验。希望我们来世还能有缘相会，一定要记住我们郑重的承诺。”
真挚缠绵，凄清抑郁，是纳兰词的主旋律，譬如他的《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写他对爱妻的刻骨思念：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怨地。钗细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他的《蝶恋花》4首是传世之作，且看其中的第一首：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天上的明月最招人怜，它终年地流转不歇，一月之中，只有难得的一圆，却经常是缺的。如果我日夜思念的人化成了一轮明月，用她那皎洁的光芒陪伴着我，那么，我愿意不辞冰雪，用自己的体温和热血去温暖她。可惜我和意中人的缘分是那么浅，那燕子身材轻盈，依然软软地踏在帘钩上，诉说着什么。唱罢秋坟前的挽歌，满心的悲哀依然未能解脱，我幻想着和心上人化为一对蝴蝶，飞翔在春天的芳草丛中。”纳兰性德在一首《沁园春》的自序中说：“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呜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边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我们由此可以理解纳兰性德何以如此对月伤神、浮想联翩了。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武进（今江苏）人。嘉庆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论词主张比兴寄托，取法风骚，开常州派词风。他的词作凝练深沉，去尽浮艳。如他的《木兰花慢·杨花》一首，便很能体现他的艺术追求：
尽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
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第四节 清初至清中叶的散文和骈文
顺治、康熙时期，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经世之文，有侯方域、全祖望的传记文。康熙至乾隆时期有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顾炎武的散文很出色。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深刻，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军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风亮节，读来情景如在眼前，人物跃然纸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他纵横恣肆、宏伟浑朴散文风格的鲜明体现，书中集中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带有鲜明的民主色彩。他的传记文，涉及人物很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张煌言坚持抗清19年，不幸被俘，从容就义；明末遗民余若水隐姓埋名、清苦自持；周难一投老穷荒，“出没瀑声虹影之间”，黄宗羲都为他们写墓志。王夫之的散文纵横捭阖，气概雄肆，思想深刻，见解犀利，闪耀着战斗的光芒。《知性论》、《老庄申韩论》、《君相可以造命论》、《显妣谭太孺人行状》、《船山记》是他的散文代表作。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商丘（今河南）人。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入清以后应乡试，中副榜。侯方域早年为文取法六朝，工整骈俪，注重文采；中年以后肆力古文，效法韩、柳、欧、苏。侯方域的散文以才气胜，被称为“才士”之文。著有《壮悔堂集》。他以小说笔法写人物传记，如《马伶传》写艺人马伶，为求演技而投身为仆，三年艺成，《李姬传》写风尘女子李香明辨是非的品德，均个性鲜明，细节生动。侯方域强调散文的气和骨，气是气势，是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艺术力量，骨是文章的内容，是作品简洁的语言和深刻的见解的统一体。
魏禧（1624-1680），字凝叔，又字冰叔、叔子，号裕斋，又号勺亭，江西宁都人，11岁便以时文得名乡里，易代以后，抛弃八股之学，自说“予平生论文，主有用于世。”主张以六经为榜样，以实学为内容，以适用为目的的“志士”之文。魏禧对清代的文风影响很大，清尚镕称其“以经济有用之学显天下百余年”。著有《魏叔子文集》。《大铁椎传》是他的传世名篇，文章结尾说：“子房得力士，椎秦始皇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与？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生之才不必为人用与？抑用之自有时与？”感慨深沉，余音袅袅。
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一号尧峰，长州（今吴县）人，顺治进士，累官刑部郎中，因奏销案降职，后以病辞官告归。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著有《钝翁类稿》，晚年删定为《尧峰文钞》。汪琬的散文疏朗流畅，与侯方域、魏禧合称为清初“散文三大家”。汪琬论文，偏于保守，非奇反变，主张文章要鼓吹太平，是迎合统治者需要的文论。魏禧讽刺他“率古人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魏叔子文集》卷五）
桐城派，创立于康熙、乾隆时期，大盛于嘉庆、道光年间，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他们的文学主张是系统化的，因为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叫桐城派。方苞（1668-1749），字凤九、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下狱论死，遇赦得免。以后历仕康、雍、乾三朝，达30年之久。他曾历任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他的目标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方苞首倡“义法”，主张程朱理学的内容和讲究文章的法则，是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所谓“义法”，“义”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他认为，义法源于经而成于史，是散文写作的普遍规律。他心中的“法”，是散文写作的法则、技巧，譬如字法、句法、章法之类。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是传世名篇，这些名篇恰恰不是按照他所谓的义法写出来的。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又字耕南，号海峰，副贡生，乾隆时举荐博学鸿词，不遇，官至黟县教谕，著有《海峰先生文集》。刘大櫆一生不曾得志，他的文论也没有方苞那么浓厚的道学气，他真正有兴趣的是探讨散文创作中的审美规律。他在《论文偶记》中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甚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他又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毕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焚书辨》、《游浮山记》是他的散文代表作。
姚鼐（1732-1815），字姬传，又字梦谷，世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全书》的纂修官，著有《惜抱轩全集》。姚鼐提出义理、考据、文章合一的主张，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汉学的背景下，主张既要维护宋学的统治地位，又要发挥汉学的长处，还要提高散文的艺术表现水平，这种主张完全迎合了清朝统治者的需要。姚鼐将文学的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这种说法对后人有很大启发。姚鼐的《登泰山记》是传世之作。文中既有概括性的描写，又有细部的描绘，有主有次，有详有略，写出了泰山的宏伟气势，又写出了日出的奇观。语言雅淡简洁，很能抓住景物的特点，写来神采飞动：“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落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摇动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皜驳色，而皆若偻。”
1.正黄旗
清代满族有八旗制度，正黄旗系其中一旗，八旗开始时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
2.副榜
清代时乡试，在正式名额以外录取数名，叫做副榜。
思考题
1.分析黄景仁诗歌的风格。
2.分析纳兰性德词的思想和风格。
3.分析清代格调派、肌理派的诗歌主张及其背景。
4.分析桐城派的理论，分析方苞、刘大櫆和姚鼐文学主张的异同。
§§第四篇 近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