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英国的情报努力像战争努力一样，一般更集中在西线，全世界范围的战争冲突意味着，卡明的情报局要承担更广泛的责任。早在战争初期就在彼得格勒建立了一个代表团来加强同俄国的联系。在西方“勇敢的小比利时”痛苦地呼吁协约国对抗德国军国主义的时候，中南欧“勇敢的小塞尔维亚”似乎同样受到德国盟友奥匈帝国的威胁。维也纳想要击溃塞尔维亚的欲望和俄国抵制这一欲望的决心意味着，巴尔干半岛成为了另一个情报活动的舞台。1914年10月底，横跨欧洲土耳其、中东和阿拉伯的奥斯曼帝国加入敌方阵营参战，进一步扩大了冲突范围，要求协约国将部队部署到地中海和整个这一地区。在西半球，传统的孤立主义者美国一开始保持中立，后来也变成了协约国和敌国活动的焦点对象。协约国和同盟国（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展开了引导美国人舆论导向的宣传战，双方都努力地切断美国对另一方的经济支持。当美国朝协约国越走越近时——最终在1917年4月参战——这场宣传战便发展成了英国和德国人之间的一场主要较量：英国努力堵截对敌国进行封锁的一切美国缺口，德国人则决心切断至关重要的大西洋供给线，其手段是对商船进行海面或潜艇攻击，对协约国在美国的物资进行颠覆或实行破坏。凭借1915年在纽约建立的一个办事处，卡明的情报局也起了重大作用。
俄国盟友
尽管卡明战前在俄国安置一个代表的计划因战争爆发而中断，但俄、英、法现已成为共同对付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战方的新联盟，奠定了相互情报机构之间建立正式联络的基础。1914年9月，卡明和俄国驻伦敦武官耶马洛夫将军见了几次面，为他访问俄国并挑选阿奇博尔德·坎贝尔上尉作为他驻彼得格勒的代表做准备。卡明日记中没有说明为什么选择坎贝尔，此人是他在8月13日雇用的——“K[可能指凯尔]打电话并带他来的”。回顾1917年战时俄国情报工作的发展时，陆军情报局局长麦克多诺将军把坎贝尔描述为“一位足智多谋、能干、有毅力的军官，但其个性总是令人不快”。但这只不过是事后聪明，随即就在俄国造成一次艰难任命的痛苦经历，在那次任命中，坎贝尔把在俄国工作的英国外交官和其他军事联络官都惹火了，其中有阿尔弗雷德·“乱舞”·诺克斯上校——自1914年以来任武官且脾气暴躁的乌尔斯特人[北爱尔兰——译者]，和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派去俄国统帅部担任一个特派团团长并“直接向他本人汇报”的将军约翰·汉伯里——威廉姆斯爵士。
国防部批准了卡明访问俄国的计划，但最后时刻海军部海军上将奥利弗不准他去。于是，坎贝尔在史蒂芬·阿里中尉（在俄国出生并长大）的陪同下，于1914年9月26日前往彼得格勒。特派团的任务是“与俄国总参谋部负责秘密情报的官员接触，以便从俄国情报部获取有关敌人的情报”。将特派团置于卡明领导之下的一大优点是（如同战时“英国在俄国的情报机构”的一本书非常详细地描写的），“它不涉及陆军部财务部门，而且承认雇用人员数量和级别的极大伸缩性”。尽管在秘密情报局领导下工作而且要负责秘密情报事务方面的联络，坎贝尔特派团却一点不保密并且不参与间谍活动。官员们全都穿着军服，在俄国陆军部里安排有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些特殊设备，可以与俄国军事当局联系”。一份战后报告记录说，它们的主要作用只是告诉伦敦，俄国人需要什么样的敌人情报。例如，协约国“未保留与‘C’的书信交流，却以很长篇幅电告了德军部队番号和情况报告。他没有雇用特工”[82]。
卡明的俄国情报使团的历史表明，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与正统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很难协调的，即使在战时的盟国国内也是如此。这里，个性的冲突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诺克斯的“敏感骄傲”[法语]与坎贝尔的生硬莽撞方式发生了冲突。坎贝尔特派团的临时性质，它的使命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它进入俄国陆军部造成的结果，使得俄国总参谋部的官员开始将本应通过诺克斯或汉伯里处理的事情拿去找他处理。这些事包括对合格的无线电情报技术人员的请求和将哥萨克人送往西线的计划。坎贝尔刚到彼得格勒，英国的海军和陆军武官们就开始对他产生抱怨。坎贝尔被召回伦敦，让阿里在那里留守。他显然带回了深受欢迎的俄国形势报告。卡明带他去见科维尔将军（陆军作战处处长），后者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完全放弃”了他此前持有的敌视态度。科维尔告诉亨利·威尔逊，坎贝尔提供了“俄国军队现状许多有趣的情报”，特别是关于“他们在各种电子通讯方面的不足和对电子通讯的无知。他说战争初期发生在萨姆索诺夫将军头上的灾难[死于1914年8月的坦能堡战役]，完全是因为他们通过无线电发送的清晰电文被德国人窃听，而德国人又对他们发回指令造成的”[83]。有了作战处处长的同意，卡明的军官开始会见并选派“通讯兵部队”去俄国。卡明（也许包括科维尔）对坎贝尔特派团的期冀绝不仅止于秘密联络任务。他在记录12月14日国防部会议的日记主题中，关于彼得格勒的主题是“符合我们意愿的计划的影响”，他接着写道，“俄国将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国家，我们现在就该播种扎根”。
与此同时，驻彼得格勒大使乔治·布坎南将军和诺克斯上校都给外交部写信投诉坎贝尔特派团。这样的安排使诺克斯处于一个“很别扭和不愉快的位置”，因为他“不知道”特派团的工作范围，而它的成员都穿着军阶比他低的英国军服。更重要的是，坎贝尔的方法已经“不讲策略”。大使称，发回的情报大多是众所周知的，不值得为保留特派团而花费“不必要的支出”。此外，他们还提供了不可靠的“政治谣传”，布坎南本人对此有义务予以驳斥。面对这些批评，科维尔承认坎贝尔“并未取得成功”，只是为了将拟议中的“通讯兵部队”建立并运转起来才会被允许返回俄国。虽然所有敌人方面的情报都要与武官协商发送（他将同武官一道按“最紧密合作的方式开展工作”），坎贝尔将继续“在‘C’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同他联系，并从他那里接收所需情报的具体指示”。[84]
如此错综复杂的安排肯定行不通。当俄国人决定他们不需要通讯兵的时候，坎贝尔存在的一部分理由就被取消了。1915年3月，布坎南再次抱怨坎贝尔职位不明确，还提到他不经过自己就提交电报。他提议重组特派团或将其完全置于使馆武官领导之下。这遭到陆军部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如果要让大使完全控制特派团（遭到强烈反对的做法），他就应该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但是”，他们尖锐地指出，“特别情报工作不是可以托付给门外汉做的事情，而且，‘C’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这一事实使切断特派团与他直接联系的做法显得不明智”。外交部无疑没有将这些看法转往彼得格勒，但最后的诉求仅仅是要求撤回坎贝尔和他的特派团，尽管知道这样做会使海军部和陆军部失去“大量通过‘C’传递的有用情报”。但是，他们也承认，对坎贝尔的投诉“并不仅仅因为他经常冒犯别人的个人品行，还因为他张扬自己的‘秘密使命’和运用不当权威的轻率言行”[85]。1915年5月，坎贝尔被印度军官卡德伯特·桑希尔少校取代。桑希尔是“一流的俄国学者”和“步枪、弹弓、手枪和爆破管使用好手”[86]。彼得格勒的关系改善了。尽管“开始有点不情愿地被诺克斯接受”，因为桑希尔“将自己严格约束在职责范围内并证明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情报官”，他“成功地使特派团与大使馆保持良好关系，一切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在随后的十二个月左右的时间，桑希尔和卡明之间的关系由于不明原因而变得“有点紧张”起来。麦克多诺认为，这是“由于两个人所写的不明智信件造成的”。不论出于何种情况，大使馆的诺克斯和国防部接管特派团的持续压力使得桑希尔的工作变得有点像一杯金杯毒酒。实际工作难以保密的事实，使得卡明难以就自己对特派团的控制自圆其说。1916年2月，科维尔将军在访问俄国后提议将特派团置于诺克斯领导之下（尽管这并未执行）。卡明“非常苦恼”，但是，正如沃尔特·柯克所说，“他的人在俄国做的并非秘密情报工作，而只是转播来自俄国支部的情报……如果他让自己的特工从俄国进入德国，那又是另一回事，但他显然没有”。1916年5月，在回顾他的情报局在俄国经历的“狂风暴雨时刻”的时候，卡明回忆说他的人“被驻外武官和使馆轮番地爱恨相加”。[87]
1916年桑希尔调任使馆武官助理（在那里被给予“敌人身份鉴定”的特殊任务）时，还发生了另一桩人事变动。塞缪尔·霍尔爵士（中校军衔）被任命担任桑希尔的职位。36岁的霍尔来自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庭，1910年以来担任保守党议员。战争开始时，他在诺福克郡的约曼服役，1914年底因身患重病未能上前线，一直闷闷不乐地在诺维奇担任征兵军官。他在这里开始学习俄语（是个有天赋的语言学家），希望能找到一份与俄罗斯军事任务有关的工作。1916年初，一位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保守党议员、前外交官约翰·贝尔德让他和卡明联系。卡明一开始雇用他开发战争贸易情报，也报告俄国特派团的总体情况。霍尔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以至于在1916年5月卡明告诉他，他将从桑希尔那里接管特派团。卡明希望他致力于一个“新的分支业务”——“敌国贸易”——他认为这不仅仅是对封锁和一般经济事务作出报告，而是涉及“改进我方贸易的问题，如无改进，就会被敌人接手”。[88]
卡明给霍尔的正式指令强调他要向海军部、陆军部和战争贸易情报部提供情报，也要负责军事管理处签发去英国旅行的护照签证。他要直接对情报局局长负责——而且要尽其所能，在“不冒险烦扰我们盟友的情况下，从俄国的非官方渠道获取情报。要当心，绝不能显得在做任何有损他们利益的事情，或者以任何方式被误认为在从事间谍活动”。私底下，卡明希望霍尔能够“成功地与武官（诺克斯）保持良好关系”，但又要“反对任何人吞并特派团的企图，正如你将明白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影响深远的系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虽然霍尔1916年7月接手以后情况曾一度进展良好。“身份鉴定”，即由伦敦向俄国总参谋部提供来自西线的身份证明及其分布情况，反之则将俄国人的身份证明发往伦敦，被认为是“最令人满意的”。麦克多诺报告说，“霍尔为我们获得了关于贸易战争最有价值的情报”。霍尔自己对这一工作的回忆则是，这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常规工作，嫌疑人的签名、抓捕走私者和传送俄国特工的情报，以及交换部门备忘录”。但是，霍尔会“一连几天”感到纳闷，“办事处都做了些什么，然后，我会出人意料地收到一份情报，从而弥补先前我所有浪费掉的时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获得一份关于德国国内情况的真正重要的报告”。例如，他曾获得一份有关粮食供给和劳动力资源的机密数据，是为德国国会[德语]秘密会议的大臣发言而准备的。“有时，但不是经常发生，我也获得德军舰队在波罗的海调动的有用情报。”[89]
但是，到1916年秋，诺克斯再一次试图接管霍尔的所有军事工作，而且挑起了一场谁应该拥有俄国陆军部那间屋子的非常无聊的官僚主义争论。诺克斯显然垂涎那间屋子，而霍尔则坚称，如果失去那间屋子他就没法继续工作，因为那间屋子所提供的官方性质赋予他面对[法语]俄国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两人都向伦敦提出请求，在伦敦负责的麦克多诺在有关房子的问题上偏向于霍尔，但规定由诺克斯来决定所提供情报的分配，由桑希尔担任两个团队之间的联络官。1917年1月，当要求特派团和使馆派遣官员前往罗马尼亚致使两人都人手紧缺的时候，诺克斯旧事重提，并要求在亨利·威尔逊爵士逗留俄国期间授予其决定在俄国的情报机构事务的权利，威尔逊即将随同米尔纳勋爵率领的一个人员庞大的协约国代表团访问俄国。“我认为，”麦克多诺对威尔逊说，“麻烦在于我们要同两个难缠的人打交道。他们俩都很有能力，而且都习惯于独立。”[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