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访问使霍尔有机会报告“军情一处（c）”在俄国的情报工作情况。到1917年底，它有18名成员（包括霍尔）：9名现役军官，9名平民（包括一名女性W.V.斯平克小姐）。军事组由约翰·迪默克·斯凯尔领导，主要任务是身份鉴定和分发军事情报；军管处由阿里领导（现已提升为上尉），主要处理“控制从俄国去英国或法国的游客、各种反间谍工作以及我们的秘密情报部门与俄国秘密情报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阿里还负责海军情报的交换，偶尔还接收俄国海军部发来的“关于敌人战舰运动的最重要的情报”。战争贸易组由霍尔本人亲自领导，处理各类数据的提交并协助俄国制定封锁突破者的“黑名单”。霍尔断定，这个组“对伦敦和彼得格勒都特别有用”。例如，他声称他写的一份报告“极大地改变了封锁的实施而且……理顺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霍尔在结束报告时坚定地认为，如果将军事组交给武官领导，军事组和情报任务都将蒙受损失。他强调他的特派团的跨部门性质，而且，不论军事组发生什么事，海军和战争贸易工作都不能移交出去。他写道，“人们将会记得，我直接为之工作的‘军情一处（c）’，是由我们的特情局发展而来的组织”。霍尔本人后来在历任外交大臣和驻西班牙英国公使时，写下了未来也许会被人永远铭记的话，“不管是作为政策问题还是组织的必要性，人们总是发现有必要让秘密情报局成为既能与大使馆和公使馆工作人员和谐一致又非常独立于他们的一个单位”。
霍尔特派团发出的报告很少有清晰的记录保留下来，不过在霍尔到达彼得格勒不久，卡明写给他一封信，为他给弗兰克·斯塔格写的信向他致谢：“它们特别令人感兴趣，而且正是我所需要的。”1916年12月，霍尔开始发送对俄国形势的“每周短评”。“就个人而言，”他在节礼日[91]写道，“我相信，俄罗斯绝不会战斗到另一个冬天。”在“我们国外特工通过‘C’”提交的少量保存在秘密情报局档案的俄国报告中，有一份帕维尔·米留可夫教授在1916年11月1日对杜马（议会）做的著名演讲抄本（“抄自演讲者自己的笔记”），他当时猛烈抨击首相鲍里斯·斯特默无能和亲德国。米留可夫提到了“为德国而战的黑暗势力和企图破坏普遍团结”的幽灵，指控斯特默勾结有影响的僧人拉斯普京，在用一系列尖锐批评作为结束时问道：“这是愚蠢还是背叛？”人们普遍认为，臭名昭著的拉斯普京对亚历山德拉皇后产生了邪恶的政治影响，他在12月30日周六的清晨被人谋杀。在新年除夕霍尔给卡明发去电报，卡明成为伦敦第一个证实此消息的人。1917年1月2日，霍尔就此事件向弗雷迪·布朗宁发去一份长达10页的报告，他建议卡明或可将此报告转呈国王乔治五世。他写道，这是“因其重要性而模糊了定义清楚的道德准则，因其结果而改变了一代人历史的罪行之一”。“如果用《每日邮报》的风格来写这件事的话，”他告诉布朗宁，“我的回答是，由于整个问题太轰动，以至于没人能把它描绘成战争中的一个普通事件。”[92]
塞缪尔·霍尔对拉斯普京之死戏剧性描写的第1页。由于其耸人听闻的性质，他承认采用了“《每日邮报》的写作风格”。
米尔纳代表团被派去评估俄国形势并鼓励其战争努力，特别是要拖住德国在东线的部队。但到1917年年初俄罗斯国家是如此衰弱，政治军事领导明显地脱离了公众舆论，以至于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帝国政权。根据其回忆录，霍尔试图说服米尔纳相信“俄国正在经历的国内危机的严重性”。米尔纳回英国时也的确带回对这个国家未来非常悲观的预测。在军事方面，威尔逊由于不明智地“重视诺克斯对影响俄国军队的一切事件的意见”，对俄国军队的基本“稳定性”做了错误报告。但米尔纳比威尔逊（或诺克斯）更了解情况。俄罗斯君主帝制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王子利沃夫领导的社会民主政府，利沃夫在5月被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取代。一开始西方还希望，一个更合乎宪法的政权和有前途的民主改革有可能实际上加强俄国的战争实力。在1917年5月底霍尔发自伦敦的关于“在俄国的秘密情报”的报告中（他当时因病假回国），他断定，“毫无疑问，新政府的首要措施之一将会是清除整个系统中无数毫无关联的机构，将注意力集中到获取敌人信息的秘密情报上来”。管理相关部门的每一个新部长都是“坚定的亲英分子”，“英国特别情报局和俄国情报组织之间第一次有了紧密有效合作的机会”。[93]
这是过于乐观了。正如“军情一处（c）”内部传阅的报告所证实，俄国革命军队的力量正在加强。4月的一份电报报告，在纽约的一系列移民[法语]会议上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列夫·托洛茨基”，一个“伪装的社会主义者，据信，他实际上是个德国人”（此处，页边空白处标注为“不是”）。报告说他鼓吹推翻俄国新政府，“在英国和德国发动革命”。托洛茨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于3月27日离开纽约去俄国。托洛茨基在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被拘留了一个月，显然是接到了伦敦海军情报局的命令，但在5月初却被放走了。[94]几乎与此同时，特工“SW5”从伯尔尼报告，“40个俄国革命者，列宁的狂热追随者，包括列宁本人，[已经]途经德国前往俄国”——这就是运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去彼得格勒的著名的“密封火车”。在得到列宁本人保证“他的40个追随者中每一个人”都赞同“立即和平”之后，德国政府才同意这一旅行。但是，“SW5”认为，列宁这一组人的成员“在瑞士的俄国人中属于少数派”，他们的信仰“具有狂热而又狭隘的性质。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其他俄国人已经被允许回国，不幸的是并非如此，这些人就会是绝对无害的”。他认为，应立即向“经过法国和英国访问俄国的俄罗斯爱国革命运动的追随者”发放签证，这样做“十分有利”。他宣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允许”列宁这一群人“代表居住在瑞士的那些俄国人的意见，他们因其所谓的献身精神和流亡而在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一定声誉”。他接着说，他们被敌人的间谍搜寻出来“去玩德国的游戏”。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是德国间谍，他们“玩德国的游戏”只是因为他们希望让俄国脱离这场他们认为代价高昂而又毫无必要的战争。1917年，在俄国政治危机接连不断、情况错综复杂，不满情绪开始向军队蔓延的时候，各协约国政府（美国也加入其中，它在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却致力于让俄国留在战争中。其中一部分努力牵涉到卡明在美国的代表威廉·怀斯曼爵士发起的情报行动。
情报局在美国
秘密情报局在美国早期活动的证据确实很少。战前，英国在北美的情报活动仅限于内务部、爱尔兰事务部和印度事务部控制的零星活动，主要针对以美国移民社区为据点的爱尔兰和印度革命者[95]。卡明日记最早在1915年3月提到美国工作，当时他会见了一个“在纽约做记者”的特工。7月，一个“新的特工”被派往纽约。有一封电报处理短信发自美国，信中提到美国银行家组成的一家著名公司和陆军合同总监感兴趣的商业情报。短信建议优先考虑封锁和商务情报。后一个月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可以两个加拿大银行和一家国际会计公司为据点建立一个组织，会计公司“在美国有许多机构，全都是苏格兰人”。凯尔在8月5日提议“制订一个计划，对纽约处进行共同管理”，表明对美国也有安全和反间谍兴趣。
9月15日，卡明雇用30岁的上尉威廉·怀斯曼爵士，他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最重要的秘密情报官之一。怀斯曼是准男爵——1628年授予他祖先的爵位，他在1893年继承了此爵位。他先后受教于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因代表剑桥参加与牛津大学的比赛而获得“蓝带”拳击称号），但毕业时未能获得学位。此后，他先做记者，后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做商人，战争开始时回国参战。1915年7月，他在伊普尔附近中了毒气并短暂失明，不能再继续服役。那一年晚些时候，他去陆军部求职时遇到了和他父亲一道在皇家海军中服役的卡明。“威利”·怀斯曼显然对受聘从事“普通工作”一事印象深刻。9月底，卡明指定怀斯曼和另一名年长一些的男子作为他在北美的代表。他带他们俩参观海军部和陆军部，让他们对情况有个大致了解。1915年10月20日，两人动身前往纽约。怀斯曼那位40岁的同事获得500英镑年薪的允诺，卡明为他准备了外交护照，他似乎是两人中的资深伙伴。因为卡明一开始先带那位年长者去海军部见了布林克·霍尔（然后才带怀斯曼去），他的主要任务很可能涉及从美国东海岸港口发出的战争物资供给的安全。[96]
克劳瑟·史密斯画的威廉·怀斯曼爵士的漫画像，后者是1916年到1918年间卡明在美国卓有影响的代表。
但是，在他们到达纽约后的10月28日，卡明的手下同样遇到与海军部现有的情报搜集组织进行协调的问题。盖伊·龚特上尉是1914年1月以来驻美国的英国海军武官，已经在北美组建了一个间谍网搜集情报并对抗敌人的破坏阴谋和宣传活动。尽管其外交官身份使得此工作很可能同美国当局产生麻烦，龚特却觉得自己手头的事情处理得当，明确反对怀斯曼及其同事进入他的领域。怀斯曼在纽约呆了不到三周，他的同事多呆了一个月，然后也回到了伦敦。霍尔认为纽约现在不需要他，卡明重新部署他去地中海东部从事反间谍工作，但怀斯曼被留下来领导卡明在北美的组织，还有一个新招聘的助手诺曼·思韦茨上尉。思韦茨（在前线负伤不能继续服役）战前曾在美国做过记者，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而且因为曾给报刊发行人约瑟夫·普利策做过10年私人秘书，在美国新闻界和政界都有很好的人缘。1916年1月，两个人开始在纽约成立机构开展工作，表面上作为军需部运输部门的分支机构，由思韦茨负责军事管理处的任务。
当时美国仍保持中立，怀斯曼和他的同事们努力使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不被当局所知晓，尽管他们同美国军官们保持着私人联系，其中包括思韦茨的朋友托马斯·J.滕尼上尉，他是纽约警察局拆弹小组的组长。滕尼出生于爱尔兰清教徒世家，有一个弟弟在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服役。各类情报通过加拿大政府警察头目帕西·舍伍德上校传递给美国人。在战争的其余时间里，怀斯曼仍然负责“军情一处（c）”在北美的行动，扮演着卡明的其他代表在战时所喜欢的半公开角色，其地位也逐渐变得不那么秘密。1915年初次登陆时，他对美国移民局说自己是“商人”；1916年1月他已经成为一名“士兵”；到了11月是一名“通讯员”。1917年11月，此时美国已经参战，他作为雷丁勋爵率领的赴美国高级代表团成员（其中还有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抵达纽约，代表团的目的是加强战时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此时，他已经是“赴美国政府办理公务”了。思韦茨（1916年1月说自己是“作家”）也随“雷丁代表团”一道旅行，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怀斯曼上尉的随员”。[97]
怀斯曼从卡明那里接到的指示是集中精力“反间谍”，包括“调查国内当局要求了解的可疑分子的情况”、“对美国爱尔兰运动的一般监视”和“调查印度人在美国煽动叛乱的言行”。在纽约刚一立足，怀斯曼还奉命进行一些宣传工作。他发现他的办事处“很快变成了所有英国人的情报总局”，不时有电话要求其满足使馆、领事馆和其他英国特派团的需要。印度煽动叛乱者的工作与印度事务部分担完成，印度事务部的代表是罗伯特·内森爵士，他在1919年5月以来以温哥华为据点。1916年夏，怀斯曼的办事处得到加强，增加了一名海军军官亨利·菲茨罗伊上尉做签证官（负责军管处工作），但他的到来引发了一场他应该对纽约总领事龚特上尉负责还是对怀斯曼负责的争论。在此事件中，菲茨罗伊对待美国人的“不幸方式”导致他被召回。军管处工作继续由怀斯曼负责。但是，在菲茨罗伊离开之前，他已经成功地扩大了对通过纽约的旅客交通的监视，所用办法是让“每一个想去南美洲各港口的准游客”自投罗网，“……即使在英国签证并非绝对必要的时候”。1916年10月，卡明提到在美国有“8名人员和特工”。到1918年1月，“军情一处（c）”已经有10名固定官员，1个办公室文员和由10个专、兼职特工（其中两名是德国人）组成的一个“西方组织”，整个组织每月支出8816英镑（相当于现价121400英镑）。[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