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情报局为公诉处处长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罗列着该书一系列的片段，这些片段“皆被看作是可禁之物，因为这些叙述妨碍并危及到了现在和以后以机密性为基础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开展”。“对组织冗长且细致的描述，虽然在大众读者看来了无生趣，但是却给外国情报机构官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使其能够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我们的工作体系”。“那些由情报局境外机构记录并精心整理的”个人信息，有可能会“导致这些人员成为被报复的对象”，从而使得他们在今后的“高效机构”中显得毫无用处。麦肯齐的律师雷金纳德·兰·普尔爵士声称，政府是想以麦肯齐为例，“警告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反对他们使用尚未公开的官方文件作为其回忆录素材”。同时还有人告诉麦肯齐，“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司法大臣表示自己已经毁掉了整个秘密情报局……从而要弥补我所做的一切，整个国家将损失至少两百万英镑”。无论原因是什么，麦肯齐被控告触犯了官方保密条例的条款，“擅自向未授权人员传递……在为英国皇室效力的任职期内获得的信息”。事实上，正是麦肯齐收集该书素材的合法行为使其陷入到今天的指控中。之前，他不断从官方文件和电报中大段剪接并粘贴文章段落。之后他诙谐地指责战时他的秘书，怪他曾建议让自己保留任何文件的“第三份附件”，“以免日后所需”。若是没有做这些“证明性文件”，《希腊回忆录》“可能仅仅只会被认为是一位小说家的工艺品，甚至只是一部蓄谋已久的创作”。[252]
在审讯中，瓦伦丁·维维安出现在了荧幕前，把“那些情报局有理由严重反对的”小说段落证据一一罗列了出来，并称这些段落暴露了16位曾与情报局相关的长官或特工的身份[253]。维维安的材料受到麦肯齐一位名叫圣·约翰·哈钦森大律师的仔细审查。鉴于此，维维安为接下来的审讯又准备了10页的扩充论述材料。在公开法庭上，哈钦森提取了一位外交部官员的供认，认为尽管官方保密条例明令禁止公开发行官方文件，但是他却认为“公众利益”没有在麦肯齐的事实内容素材中受到“歧视”，从而“公开发行这些文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伤害”。由于政府部门明显察觉到公众舆论的负面影响——在这类案例中总是个麻烦——可能会胜过诉讼所做的模范价值，因而政府部门决定尽量与麦肯齐的律师达成协定。范西塔特、公诉处处长、弗农·凯尔爵士以及维维安在外交部召开了会议，“商讨了一些不会导致被关押的条件”。在此之后，麦肯齐收到了一份协议，若是他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他仅会收到“最多500英镑的罚金和500英镑的诉讼费”。[254]
1931年1月该案再次开庭，不出所料，麦肯齐承认自己有罪。在庭上，一系列引文都指证麦肯齐是一位形象极好的人。同时法官也被说服，认为他是“一位正直的人”，认为他发行的这些文件“不会带来任何危害”。法官还希望此案例能在“警告那些受鼓励想出版类似违规刊物的人”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法官宣布，在“我经过慎重考虑”并且（既然此案已在之前就解决了，在此种难以令人信服的情况下）“非常犹豫我是否该让你入狱”之后，他决定对麦肯齐处罚一个相对较轻的100英镑的罚单，并命令麦肯齐缴纳100英镑的诉讼费。而《泰晤士报》从该案例中汲取的教训即是，官方保密条例不仅能制约像“间谍活动和其他重罪”一样的“危险阴谋”，同时该法案的制约范围“要广泛得多”。从麦肯齐案例中，报刊更进一步推断出，此次诉讼可能是针对各种与政治和秘密情报机构相关的回忆录，并估计可能是借着此案“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特别是写自传的人传递某种信息”。此案对麦肯齐产生了一定作用。在他八年之后发表的最后一部有关战争时代的回忆录著作中，他“大量压缩了与间谍活动有关的有趣素材。虽然22年后公开发行这些材料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危害”，但是他不想“再受到任何有关情报工作的非议困扰”。[255]
与此同时，麦肯齐出版了他的报复之作《脑积水》一书（“对情报工作的蓄意讽刺”），并在小说中用激烈的言辞讽刺了全世界的情报工作。作为特派情报局M.Q.99（E）头目的N特工在警告他新招募的员工亚瑟·布伦金索普时说道，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古堡中与神秘的波兰伯爵夫人幽会”，那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些“例行公干，例如制作卡片索引，文件归档，开列清单，把间谍报告处理成规范的英文”。该组织的总部设在伦敦北部波莫纳罗奇的一幢独立的房屋里，它因出了一次安全事故而被情报局废弃，打算用作安置那些“为国效力而被逼疯的官员们”的家园。然而，在麦肯齐的小说时代，这里“还算不上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疯人院”。特工N在这里“使用情报局高官专用的绿色通讯墨水”，对安全严加监视。举例来说，档案由一帮所谓“肌肉发达的聋哑人”看护。“如果总部的高官未事先采取预防措施便打算造访特工N，因此被这些优秀的家伙怀疑为外国间谍的话，那帮家伙就会对其进行人工处置”，之后便会被一一辞退掉。[256]
对情报局来说，另一个危险在于海外出版的间谍回忆录。1934年纽约著名的出版商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了亨利·兰多的著述《不择手段：潜入德境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故事》。作者亨利·兰多曾是卡明在荷兰的组织成员，除了其他一些使命外，还协助管理白衣夫人谍报网。该书十分畅销，至该年底已付印7次。“我撰写该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兰多声称道，“在于记录秘密情报局比利时与法国籍特工献身盟国事业而做出的卓越服务。”由于意识到公开特工姓名所带来的麻烦，他声称“仅仅提及曾遭到德国人逮捕而被公开的特工姓名，对其他人则要么改名换姓，要么只字不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前特工们的有生之年万一发生对比利时与法国的另一次入侵时保护他们”，并且坚持认为，他本人“对哪些信息会伤害到他们了若指掌”。既然在战争中他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因此他现在也能够把握哪些信息是可以公开的[257]。可秘密情报局不无担心。鹿特丹情报站一位读者认为，除了一处例外，“无论德国当局多么饶有兴趣地研读这本著作”，都不能“从该职务的活动中获得任何蛛丝马迹”。但是，这个例外就是一位与该职务有关联、“尘封十年”的荷兰籍特工，“兰多本不应在其书中提及他的名字，令人遗憾”。伦敦一位官员也担心重要特工TR/16（兰多称为“丹麦人”）或许会暴露身份。可是当1934年8月被问及此事时，TR/16觉得毫无风险可言。
1934年11月，军情五处的埃里克·霍尔特——威尔逊告诉斯图尔特·孟西斯，兰多为了寻找一位英国书商来出版他的书，显然曾接触过英国文稿代理公司——柯蒂斯·布朗公司。孟西斯警告代理公司说，“记住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禁止该书在英国的任何再版”。兰多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人们认为他会来英格兰旅行，“来看看这个与他密切相关的办事处”。孟西斯在“考虑，如果我接见了他，并警告说他正面临因违反官员保密法而被起诉的严重风险，未尝不会是一步好棋”。兰多虽然没有再回到英国，但他的英国版回忆录始终未能问世，直到1938年才由贾罗兹出版了一部多少带有安慰性质的自传《拓展间谍网：一个英国谍报主任的故事》，其内容涵盖他早期的生活和战时的经历，包括对“丹麦人”的一则简短的解释。他还是一字不漏地重复《不择手段》中如何与卡明首次相遇的故事。他被引领到白厅大楼顶端的一间办公室，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和蔼之人，这让他立刻就放松了下来。此人便是局长，C上校，海军上校。他坐在转椅上转过身来打量着我——一个年约六十、头发花白的人，身着海军制服，身材矮小”。[258]
在康普顿·麦肯齐的书中，对于代号“C”，维维安早在1932年10月就表示“反对”。他在书中写道，“这是一个约定术语（‘C’），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政府部门通过该代号仍然知道谁是秘密情报局的负责人”。他是众多派遣人员中的一个，而“有心人”通过这些人员“不难识别曼斯菲尔德·卡明先生的继任者”。到了1934年这显然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也没有对兰多或他的英国出版商采取任何行动。无论怎么说，卡明的继任者在这位前谍报官员初次出版其著述时已经对其有了定论。在秘密情报局所有的欧洲和中东情报站，辛克莱把兰多列入“报告清单”（跟踪其动向），实际上等于把这位前官员驱逐出局。其指令中讲：“兰多系本组织前雇员。其表现向来不尽如人意，应避免与其接触或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