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秘密情报局资源有限，稀疏地分布在世界各地，也远远说不上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33个海外情报站中，绝大多数站点都是一个人唱独角戏，再配备一位或两位行政秘书（通常是女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了女性站长）。到1938年至1939年间，海外站共计有69名官员和134名助理。虽然名下特工不计其数，但情报局海外部署的不过区区200人。虽然不断受制于资金缺乏，但情报局的发展还是说明了对其日益增长的需求。1929年11月，瓦伦丁·维维安给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突出提到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投入情报事业的资源可谓温柔之极，而且还说，“除英国外，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似乎会如此坦白，竟然公开情报局的预算并公布其准确的年度开支”[259]。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对秘密情报局情报的需求急剧膨胀，这反过来导致辛克莱在10月9日签署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关于秘密情报局经费的备忘录”。在其中他谈到，身为局长数十载，一直在试图解决不断的需求与资源不足的矛盾，却备受挫折，这才使得他为增加经费而大声疾呼。“自开战以来，”他首先说道，“由于缺乏资金，英国秘密情报局在其履行职责时不断受阻。”“缺钱”的滋味“近年来愈发让人感到难过。”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利用英国[依据“十年原则”]单方面裁军的姿态，不失时机地秘密重振军备。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由于各国政府照例要掩盖问题的真相，“官方的信息来源毫无价值，不如弃而不用”。“最明显的例子，”他说，“就是德国。”在德国政府“自己公开事实之前，秘密情报局搞到的情报几乎是有关其重整军备的惟一来源”。而且，“事件的发展业已证明他们的情报准确无误，这一事实令人感到悲哀”。
辛克莱认为，“若是秘密情报局拥有充沛的经费，便可能、也会做成更大的买卖”。他以海军为典型来加以类比，说他的预算涵盖了除英国本土、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之外的整个世界，却“只相当于维持一艘在领海内的皇家驱逐舰每年的开销（不是成本），这要比英国的外国竞争对手拨付给情报部门的经费差了十万八千里”。辛克莱称，“一个令人满意的情报系统，贵在坚持一个完整而互补的工作计划”，活动范围要尽可能地宽，覆盖面积要尽可能地广。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是“不可能维持如像在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阿拉伯等国家的情报工作的。因此，有关其他国家和邻国的大量情报，原本在这些国家是可以搞到的，却从我们手里溜走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量入为出”，他认为，“已证明在目前的意大利危机中尤其不幸”。多年来，由于意大利一向“被认为是朋友和盟国，因此情报局的工作重点并非针对该国，而主要是针对德国的”（这种看法，只有在考虑到柏林发出以共产国际为行动目标时才有意义）。这场危机迫使情报局不仅从其他工作上抽调资金，而且还大把花钱来“获取在和平时期秘密情报局一般无需提供的情报”（例如，跟踪意大利战舰的动向）。
问题还不单单是意大利，辛克莱同时还谈到有关远东“令人不满意的情况”，“尤其是对于日本”。即便“将用于其他国家的资金调拨过来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可用于该地区现阶段工作的经费“完全不足，仅仅能维持一个空架子”。辛克莱强调说，即便经费充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在任何国家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情报体系至少要耗费2-3年的时间”。而秘密情报局“生存情况如此，勉强糊口度日，摊子又大”，只能“浅尝辄止”。要“获取内部情报”，他说，“就意味着要花大价钱”。他声称虽然常常有机会“与身居要职的个人做交易”，但“一年区区几百英镑的常规报价，自然令这些人瞧不起”。“无论眼下这场危机的结果如何，”他总结说，“显而易见的是，未来我们不得不将德国、日本与意大利视作外在的潜在敌人，而把苏俄作为内部的潜在敌手。”这样的局面“靠现有的秘密情报局是无法应付的。就像组织目前的做法一样，依赖数量有限的护照检察官员与驻守在各国首都的代表，他们既无手段又无机动性来包罗众多的工业与战略职位，仅仅能获取基本情报而已”。辛克莱宣称，“已经制订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建一个由已取得永久居留权、身处要害位置的特工组成的谍报网”。但是，“要实施该计划”势必“要大量增加秘密情报局的经费才行”。虽然没有说到具体的金额数，但是，如果没有这笔经费，就无法“保障秘密情报局能够在出现危机时满足军事部门的需求”。
在他将备忘录副本发送给汉基、费舍尔、范西塔特和三军参谋长（他显然没有利用任何机会）之后，辛克莱获得了追加拨款。从1935年的18万英镑（从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处于该水平），秘密情报表决拨款（包括军情五处与秘密情报局）在1936年与1937年增至35万英镑，1938年增至45万英镑，1939年增至50万英镑[260]。情报局档案中并未存留任何有关“永久居民特工”的“完整计划”的证据（虽然这可能是为什么在1936年组建Z组织的根源所在），秘密情报局的活动，特别是在西欧不断扩张，不过并非激动人心。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预算增加非常显著，但对于经费的用途仍有限制。1939年11月，指挥官雷金纳德·“雷克斯”·霍华德在反思自1935年以来秘密情报局工作时总结说，情报工作“因缺乏经费而一直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霍华德，这位“一战”时期的潜艇水手，于1931年11月加入情报局，并于1935年9月出任辛克莱的参谋长。甚至到了1939年6月1日，情报局局长还一再告知，由于缺乏资金，我们的活动已大大减少。后来到了7月底，他还告诉我，“情况变得甚至更糟，几乎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供给”。霍华德写道，“由于缺乏资金，同时也由于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没有养老金”，招募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是关于经费不足的牢骚，二是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不足的抱怨，两者证明了有关情报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经费都不够用；无论提供多少情报，都不会令人知足。
在美国的工作
“一战”与“二战”之间，秘密情报局打着护照管理的幌子，在纽约维持着规模虽小却较为活跃的活动。1919年到1922年间，由莫里斯·杰弗斯任护照管理官，之后由卡明的代表J.P.梅因接任。赫伯特·巴兹利·泰勒上尉，此人由皇家海军直接转役到情报局，于1929年6月接替该职位（秘密情报据内部代号为“48000”），一直干到1937年8月才被召回伦敦，任美国情报站站长G.2的助手。此后至二战爆发，由上尉詹姆斯·佩吉特爵士出任站长。49岁的佩吉特并非情报专家，有一个男爵的身份，加上其祖父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故直至1937年退休一直是一名职业海军军官。他对该工作毫无专业特长（尽管其母亲是美国人），这恰恰证实了，直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该情报站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中部分工作是属于国防部分管的。1921年6月，国防部要求提供有关美国军事物资与化学武器发明以及飞机研发等情报。1922年3月，斯图尔特·孟西斯告诉费舍尔的秘密情报委员会，“空军部与海军部均认为严密监视美国海军与航母的发展动态尤为重要”。确实，附议中的85000英镑的年度预算，如果说放到别处或多或少还可以接受的话，“要应付在美国这样的工作则会捉襟见肘”。孟西斯继续说道，“要按照要求做好在该半球的工作，还需要追加3000-4000英镑”[261]。委员会似乎接受了这一观点，因为他们给情报局增拨了5000英镑，可是这笔钱真正用于美国的显然少之又少。1923年4月拨付给纽约情报站的8520英镑全部来自护照管理预算，而1932年至1933年为5507英镑。当年纽约站的在册特工为6人，其中2人不付酬，4人付酬；付酬的人中仅有一位固定每月预支[100英镑]。到了1934年至1935年间，其每月预支已经增加至200英镑；另一位为每月100英镑；而秘密情报经费中每年划拨给“特工们”的总计有900英镑。[262]
现存档案中有大量证据表明，断断续续有来自纽约关于共产主义与激进团体的报告，但很少有与军事情报有关的。1930年到1931年间，一位与美国海军军方有过接触的咨询工程师公司的职员被吸纳为“有偿知情特工”，因为他知道是在为英国工作。但海军部却对此一点也不来劲。一份报告，是关于固化汽油的，被说成是“纯属无稽之谈”，而另一份关于钢密度的则“分明是在胡扯，线人看来是个外行”。到了1932年，这位特工被下课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纽约站发送的一篇未标注日期的报告指出，搞到了这类的海军情报（虽不尽然，哦，天啦，谁知道是不是真正搞到的情报）。一位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兵有两个美国姐夫都在费城正在新建的一艘巡洋舰上工作。泰勒确信英国人可从他们身上搞到“任何所需要的情报”。1934年5月，伦敦方面通知说，如果能搞到有关美军弹药储备的具体数据，“他们会尤为感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几年，秘密情报局在北美的行动仍然集中在爱尔兰共和军与印度激进分子的活动上，同时也将这些活动报告给印度政治情报署、苏格兰场与军情五处。怀斯曼、内森及其同事们的工作卓有成效，甚至J.埃德加·胡佛对此也表示赞扬。这位在未来长期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在1921年2月一份《关于英国间谍在美国的活动》的报告中声称，大战结束时，“英国人对发生在这个国度的激进活动要比美国政府更知根知底，至少在纽约是这样的”。他又说，直至1921年英国人仍然十分活跃，肯定“有一支效率颇高的情报队伍”。胡佛还言之凿凿地附上一份《已知英国特工的清单》与极为详尽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些似不可信的角色，例如像牙买加出生的黑人激进分子马库斯·加维、爱尔兰劳工激进分子詹姆斯·拉金以及一个名叫P.S.欧文的人。欧文系迈阿密一个叫做“海外俱乐部”的激进组织负责人，那是“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英国国际社团”。此人的明显过失在于“他是惟一一个与该分支有联系的白人，而其他成员全都是黑人”，还有他明显“对收集白人与黑人种族的资料尤为感兴趣，而这也正是英国政府的兴趣所在”。[263]
美国当局对英国的情报活动具有某种矛盾的心态，如果把一切都挑明，可能会极为尴尬。1921年6月，杰弗斯来电说，一名前机要秘书“彻底疯了，关在公立医院，毫无遮拦地泄漏秘密”。“你们希望采取什么行动吗？”他询问道。虽然卡明授权杰弗斯自行处理这件事，但可能性极小。德斯蒙德·莫顿在警告诺曼·思韦茨时批评说，“事实上，就你而言，完全可以推断，她能够讲的不过是既令美国人尴尬也让我们难堪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对此“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体谅。1920年3月，美国国务院的弗兰克·L.波尔克，此人在“一战”期间曾与怀斯曼有过密切合作，要求“英国情报机构在纽约的办事处”限制其活动，因为它“在过去已经非常惹人注意”。然而，出于其亲英派的立场，波尔克没有明确要求秘密情报局完全停止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仅仅是要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一样）“他们应为防范爱尔兰人与其他人制造麻烦而做出努力”。美国人的档案还表明，国务院在1925年完全清楚，英国在纽约的“官员”的打击对象是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264]
然而，有大量的报告是有关左翼危险分子的。1927年6月，苏格兰场的休·米勒上尉转发了一个来自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请求，指名道姓地要求提供一名美国公民的情况，因为该公民涉嫌参与向菲律宾（当时还处于美国统治之下）“转移资金，供苏俄宣传之用”。虽然维维安报告称“并无案底”，但却补充说，有一个同样名字的人卷入了“澳门一家记录在案的共产中心”。另外，秘密情报局也主动提供情报。1928年4月，维维安告诉米勒，秘密情报局在北平（北京）的代表从哈尔滨一个线人处获得的情报，共产国际已“下令从远东派遣6名宣传员赴美，要求他们深入纺织业与雇员一道工作”。将给他们提供美国护照并“从列宁宣传学院的毕业生中遴选”。维维安说，“只要小心隐匿情报来源”，不要暴露“情报来自哈尔滨”的“任何蛛丝马迹”，就可以将情报传递给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