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希腊的海军军事情报工作，秘密情报局于1940年5月又派了一名军官到雅典。尽管与情报站站长有私人矛盾（矛盾之深，以致孟西斯埋怨说：“局势差强人意，拖了我们主要工作的后腿。而主要工作当然是尽一切努力赢得战争。”），9月，英国驻雅典的海军武官仍报告说，这位新手（在希腊的海军圈子里有很多眼线）搞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简直是“我的好帮手”。1940年10月，希腊成功地对意大利的入侵进行猛烈回击之后，人们有理由担心，德国可能会援助意大利。1940年10月末，在审查为英国外交部起草的德国进攻计划书时，马尔科姆·伍尔科姆“有根有据地报告说”（可能是来自A.54，即捷克斯洛伐克籍特工保罗·蒂梅尔），德国正考虑于1941年3月“通过保加利亚”进攻希腊。并且，“无论南斯拉夫同意与否，德国军队都会取道南斯拉夫”。“一个非常隐秘非常可靠的眼线”发消息（无线电情报）证实，驻守在罗马尼亚保护油田安全的德国陆军和空军正在集结；另外，从他们的部署来看，“这次行动的目标似乎是保加利亚边境以南的区域”。虽然对德国是否计划入侵土耳其，伦敦方面意见不一，但后来证明这是一次非常准确的预测。1941年4月5日开始的进攻，目标是南斯拉夫和希腊[403]。12天后，南斯拉夫投降，而希腊在5月的第一周就沦陷了。
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
战争开始时，英国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很低调。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秘密情报局驻土耳其代表亚瑟·慧托尔手下在册人员包括有1名助手、1位秘书、2个信差和24个情报员。在后来的两年里，局势发生了变化，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特工战时集散地。尽管保持中立，但是土耳其人对同盟国有好感，而且很担心意大利对其国家的觊觎，所以在1939年9月底和英、法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签约国任何一方遭到其他欧洲势力的进攻，另一方应提供援助。这给秘密情报局带来了实惠：首先，这加强了两国特工机关的合作（由土耳其发起），但直到1942年，合作才带来了有重大意义的回报；其次，土耳其默许了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本土爱琴海的海岸城市士麦那（今称伊兹密尔）设立情报分站。如果不得不撤离希腊的话，雅典情报站就可以迁到那里[404]。事实上，德国占领希腊之后，士麦那情报分站与开罗情报站共同成为对希腊诸岛和本土实行反渗透的主要基地。诺埃尔·里斯少校是一位英国哈罗公学老校友，他的家族在这里有着长期的商业利益。在他的带领下，自愿充当情报员的希腊爱国人士络绎不绝，士麦那成了海上秘密情报活动的理想之地，尽管也要在更南端的一些港口执行任务，比如说博德鲁姆港口。博德鲁姆在地理上更加方便展开以罗兹岛为目标的情报活动，那里是敌人设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指挥总部；还有莱罗斯群岛，意大利人在那里有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在这个地区，经典的行动名称与特工代号明显受到追捧。1942年6月，哈罗德·吉布森和卡斯伯特·鲍尔比视察旅行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了针对马尔马里斯附近的一个海岸警卫部门的“狄多计划”，以及在米提利尼岛的一个组织，该组织由特工“阿伽门农”执管，他每隔一周会乘摩托艇去希俄斯岛与一个助理特工碰面。
1941年1月，孟西斯派非常有经验的哈罗德·吉布森负责该地区的行动。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轴心国的步步逼近，情报局驻巴尔干国家的代表均迁往伊斯坦布尔。因此，吉布森不仅要负责土耳其的事务，还要负责索非亚、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雅典的“流亡站”。此外，他还得与土耳其有关当局，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当地的特工保持联络。同时，还要与被搅得鸡犬不宁的（经常都是这样）英国大使馆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在该国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来自秘密情报局、特别行动处和其他类似的人员，他们的行动一点儿也不隐秘。而在战争早期，这些国家能继续保持中立，这一点对英国非常重要。特别行动处在巴尔干的很多行动都是从土耳其发动的。吉布森本人也很担心特别行动处的活动有暴露的危险，因为帮助他们的土耳其人可能难以区分英国不同的特工机关。但他并不反对特别行动处本身，他只是建议（他也于1941年11月提出了建议）所有相关部门都要增强安全措施。
1942年初，孟西斯告诉吉布森，他对巴尔干的军队情报匮乏深表担心，所以打算派弗兰克·福利（战争期间，福利成了他的机动救火员）来考察工作。1942年3月28日，福利对战争差不多过半时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的工作做了简短如实的报告。他认为，总体看来，罗马尼亚的局势不错，土耳其也相当令人满意。保加利亚的情报主要都是由土耳其人提供的。他对希腊的局势很乐观，尤其提到了那个颇有前景的向多德卡尼斯群岛渗透的计划。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情报工作比较糟糕，尽管匈牙利打通了罗马尼亚的情报线路。福利报告说，吉布森已经和英国大使休·纳齐布尔——许格森爵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许格森爵士在谈及福利的时候总是“热情洋溢”，然而许格森爵士对于特别行动处的态度，却是“苦不堪言”。这显然激怒了福利，他告诉孟西斯，“我认为你们这里的机构对战争所付出的努力并不比大使付出的逊色”。他还建议——尽管可能难以对一些外交官产生作用——英国外交部“须指示他们的大使像对待自己的职员一样对待你们的情报员，给他们提供适当的身份和食宿等”。他补充道，“为我们在该国取得胜利而提供设备设施”，应该被视为我们加强与土耳其联盟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相反的态度会成为贵局工作的重大障碍。”
福利在报告的结尾称赞了吉布森，认为他对伊斯坦布尔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虽然“处在最不利的环境中”，但仍然对工作“尽心尽力”。总体上讲，他认为吉布森得到了他手下的极大配合，尽管无疑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但“眼下要找到恰当人选谈何容易”。考虑到目前的招募工作，也或许是承认战争压力下秘密情报局所暴露出的人力薄弱的问题，福利指出“一位与情报局有不少接触的非专业特工”评论说，“我们太容易满足于‘二流货色’”。福利认为，在土耳其只有吉布森、他兄弟阿奇的一个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助手，以及另外一名官员不在受此批评之列。“满足于‘二流货色’”这句话的确令人难以接受，而且福利的担心不仅说明了情报局有深刻反省与自我批判必要，同时也说明了该组织朝向完全专业化发展的痛苦过程。由于这个批评是孟西斯在情报局的老同事提出的，孟西斯显然得认真对待。福利显然已经考虑这个问题相当久了，因为在他去建立“一个与情报局的重要性相匹配的人事和技术问题处”之前，他也曾在飞机上与局长谈过这个问题，现在他请求局长好好考虑这个长期建议。
吉布森是局里的另一位老资格，他也可以同样坦率地向孟西斯写报告，正如他在1942年9月所做的那样。当时他报告说许格森正在努力使情报局完全处于大使馆的严密控制之下。然而在情报人员可以拥有外交官身份这个问题上，大使拒绝做出让步，情报局在土耳其的活动除非经过他同意，否则他不会提供支持，他权当他们是“过客”。这显然激怒了吉布森。“我认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他电告伦敦说，“不是来参加某些人举办的家庭派对的。”他“为英国外交机构里这种似乎相当普遍的倾向感到遗憾，即把‘C’组织的人当成声名狼藉的穷亲戚”。他评论说：“我们的战争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我们应该学学敌人的样子，不要再在纯粹外交和下里巴人之间划上一道鸿沟，没有劳苦大众，战争就无法继续。”许格森另一个令人气愤的批评是，情报局的一些成员并没有良好的社会地位。而且他还用了一个例子来佐证：一名成员在1939年被授予外交官身份，但很快就被发现他是一家“卡巴莱舞厅的老板”。吉布森评论说：“这令人想到了寇松！”许格森还将秘密情报局描述成“应该从外交机构切割掉的肿瘤”。一位情报局的同事认为这种态度“令人作呕”，他认为这暴露出外交机构对情报局“怨恨与顽固”的偏见，尽管他们用了“专业而温和的言辞”来加以掩饰。对这位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站长而言，主要问题是“我们情报局的地位和作用……与外交部门的雷同”。吉布森认为，许格森不合时宜的态度表明，许格森维护的是外交官的特权，而非“帮助我们打赢这场残酷的战争”。吉布森还要求孟西斯将法律赋予情报局的作用“发挥至极”，否则“我们外交部门的长官们不会改变他们的只在和平年代适用的卑怯心态”。[405]
有个例子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在战争时期情报局的每一位员工是如何工作的。这个例子是1943年的一次“非常机密的——未公开的”徽章授予仪式。这枚徽章授予了一个“战争爆发前夕就在巴尔干从事情报局文职工作的”女性。这位女秘书开始直接从事情报工作……随着纳粹分子加强了对巴尔干的控制，她的工作环境压力逐渐加大，她“履行了一名情报官员的绝大部分工作，包括像与情报员接头这样的细腻活，而在巴尔干那样的战争局势下，所冒的风险不小”。德国入侵后，她“去了一个中立的邻国”。在那里，她“接着干工作”。在整个时期，有“好几年从未间断过的外事情报工作，其间经常加班，长期承受压力”。
中东情报站
1939年，几乎没人能预见中东和北非会变成敌人活动和军事行动的舞台。然而，该年8月22日，因为估计到战争期间通讯可能中断，辛克莱指示在该区建立四座情报站——耶路撒冷、开罗、亚丁和巴格达，任命耶路撒冷情报站站长约翰·梯格少校为情报局驻中东地区代表。自1936年任职以来，梯格和7名官员，还有七八名帮手管理着规模最大的情报活动。在开罗，德斯蒙德·阿代尔，一位能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骑兵担任了情报站站长。在20世纪20-30年代，他在埃及军队和苏丹国防军中待了10年，然后于1946年7月被秘密情报局招募。他在耶路撒冷接受了梯格的几个月训练后，被任命为开罗情报站站长助手；1938年7月，他接任情报站站长。到战争开始时，阿代尔有1个助理，5个职员和四十多个在册特工。另外，他还负责位于红海入海口的亚丁情报站的事务。在那里，另有一名能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人在1936年8月被任命为情报局和军情五处的联合代表。此人先前替伊拉克警方和空军情报部门效力。所有中东情报站中，要数巴格达情报站规模最小，1939年3月才建立，虽然30年代初那里有过一个情报站。这里只有秘密情报局的代表，配有14个特工，其中3个专门替经济战略部工作（由此可见伊拉克和伊朗石油的重大战略意义）。
1939年12月，约翰·雪莱被派去加强情报局在华沙地区的影响，尤其致力于收集有关意大利的情报。雪莱到华沙工作之前，曾是耶路撒冷情报站站长。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以开罗为基地，去了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代表孟西斯对全局工作进行考察。1940年3月8日，他报告说耶路撒冷的情报站因为“人手充沛”而“富有效率”。他访问了巴勒斯坦的内务和军事当局，他们告诉雪莱，当前的“燃眉之急”是非法犹太移民问题。他们说这些人“背后有第十二国（德国）撑腰”，而且德国情报员就“藏匿在非法移民当中”。他们希望情报局能帮助他们阻拦这些移民。与这种可见的犹太人威胁形成对比的是，在耶路撒冷，一个在犹太情报机构的前眼线找上了雪莱。犹太情报机构是他们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机构，他们不遗余力地保护犹太人的利益并帮助犹太人移民，同时还为情报工作提供帮助。雪莱很乐意接受这种帮助，转手交给梯格去办理。另外，巴勒斯坦的移民处处长告诉了他“一条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情报”，由于“在意大利的犹太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犹太人正在从巴勒斯坦返回意大利。而雪莱或许也从中看到了扩大对意大利情报工作的机会。
雪莱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和同盟国情报局的联系。这包括以法统叙利亚为基地的法国情报人员、从设在巴黎的总部进行组织管理的波兰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叙利亚，他和法国情报二局驻当地的代表“建立起了最热忱友好的同盟关系”。这位代表告诉他，当地的德国特工很活跃。这位法国人还补充道，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从波兰人那里得到任何情报，但他明白他们在伊朗是“非常优秀的卧底”。雪莱抵达巴格达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情报局代表“高效而卖力”，工作加班加点，人手严重不足，甚至无暇“外出去招募新的特工”。他推荐“任命一名很不错的男秘书（很可能是退役的军士）”，后来孟西斯批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