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欧洲大陆其他中立国家的首都一样，斯德哥尔摩到处充斥着那些可疑的人物，只要谁愿意出钱，他们就给谁提供情报。其中一个这样的特工代号为“36439”，他是一名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Z组织的情报来源。1943年底，这位特工声称曾经在日本使馆安插了特工，其代号叫“伊芙”，受聘于1943年6月，负责提供日本急件的副本和加密代码；还有一位柏林的经济学家，除了独立编写报告之外，他还转述来自一位老联络员的八卦情报。这位联络员就是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元帅的管家。
从1943年4月开始，一位训练有素的军情五处驻外代表彼得·福尔克受命以查验护照为名到斯德哥尔摩设立一个独立的瑞典情报站，负责专门攻击德国的情报机构，所涉及范围除了瑞典外，也包括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其他地区。福尔克的主要目标是自1942年11月以来一直担任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空军助理武官卡尔·海因茨·克莱默博士。克莱默是个显赫人物，秘密情报局在瑞典警方的一位联络员抱怨说：“他总是乘坐着高速运动跑车旅行，因此很难跟踪。”实际上，他是德国“阿布维尔”空军情报科的官员，他到瑞典也是奉命开展针对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活动。秘密情报局所关注的焦点是不仅要找到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使他无法发挥作为一个反间谍机构官员的作用，而且还要协助军情五处铲除一切在英国本土可能采取行动的情报机构。1943年末，由克莱默发送的包含有来自英国并与英国有关的情报被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特工截获。随后，一些声称来自驻英国的反间谍机构特工（包括一个代号为“约瑟芬”的特工）的电文接连出现在英国无线电情报中。这些情报就是一个个真真假假的混合体，有似是而非的推测，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虽然军情五处最终得出结论，所谓的克莱默情报网其实纯属子虚乌有，但疑云没有因此而散去，人们怀疑他是否还在从瑞典驻英国的外交人士那里获取情报。与此同时，派驻斯德哥尔摩的秘密情报局特工也对克莱默发起了一次成功的情报攻势。[454]
1943年12月初，可谓是时来运转。一位“强烈反纳粹”的奥地利妇女与她的瑞典丈夫分居后来到英国公使馆，要求与“讲德语的人”交谈。在得到秘密情报局官员接待后，她并没有“透露她此行的本意，直到她被安全地带到……走出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和YN[海军武官]的管辖范围”。这位妇女随后宣称，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奥地利人，当过克莱默家的女佣——有机会接触一些看似重要的文件，这些文件她已经复制了一份。这些文件似乎是来自英国空军情报的电报草稿，其中包括一份“向约瑟芬[原文如此]索取情报的请求”。这第一次接触便促成了她与这位朋友的会面，秘密情报局也顺理成章地招募了这两位奥地利妇女。1944年整个一年，这位女佣提供了更多的电报电文以及从克莱默办公桌上、废纸篓和大衣口袋里弄到的其他文件。而且，她还沉着冷静地借用并复制了克莱默那始终锁着的办公桌抽屉的钥匙（在一碟黄油中拓下了钥匙的压印），随后便用手摘抄了不少于八份的有效护照和一些过期的旧护照。从这些护照上可以看出，克莱默从1938年便开始出国旅行了。这些行程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当月在英格兰进行了短暂访问，这自然给伦敦敲响了警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秘密情报局对克莱默本人进行了审问，并将来自德国和瑞典情报来源的报告汇总。人们发现，这位精力旺盛并富有创造力的克莱默一直在误导英国和他自己反间谍机构的上司。他的那些“来源非常可靠的”报告大多是经过加工的二手材料，是从瑞典和别处的情报贩子那里获取的。当然，其中也有些情报是根据真正的瑞典武官发自伦敦的报告推断而得出的。虽然军情五处在1943年底前已经有效地破获了克莱默情报网，但人们对他仍然心有疑虑。直到1944年初夏，尤其是在“霸王”行动前（盟军进攻法国）那几个紧张的星期里，人们担心，即使是小小的安全漏洞都可能会危及此次进攻的成效。
1944年5月，得知克莱默长期以来一直在“存储每月结余的大量积蓄”，并被怀疑私吞了“相当大一笔应发给特工的开支”时，彼得·福尔克认为这个德国人可能很容易被秘密情报局“收买”，尤其是他曾经参与过设立集中营的短暂经历，相信他肯定会被列入盟军的战犯名单，但百老汇最后还是否决了这个计划。“我们不能跟战犯做交易，让他们免受绞刑，”一位军情五处的官员写道，“如果他被允许离开这只行将沉没的船，那么，这只特别让人讨厌的耗子肯定也没什么非常重要的情报可以提供给我们。”卡斯伯特·鲍尔比在6月11日补充说，“而如今存在‘漏洞’的风险已经比‘霸王’行动开始前少得多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阶段，哈里·凯尔领导下的赫尔辛基流亡情报站从斯德哥尔摩开始继续活动。1942年12月，孟西斯祝贺凯尔，“在过去6个月中你的情报站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你们时时刻刻都牢记着远离祖国这个不利条件”。1942年5月，在重新起用他的战前特工奥特卡斯特（如今在为德国“阿布维尔”效力）之后，凯尔的情报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起用奥特卡斯特就是要他具体报告有关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实施空袭的结果。虽说他通过秘写方式送达瑞典一处掩护地址的那些早期报告并不是非常有用，但在详细而准确地报告柏林战役的结果之后，他在伦敦的资本陡然上升起来。英国皇家空军从1943年11月起对德国首都发起猛烈的轰炸。就在这一天，凯尔在斯德哥尔摩亲自向他征询了有关轰炸的情况。凯尔提供了一份规模宏大的柏林计划，而奥特卡斯特只“搞出了一些零星的小碎片，用铅笔在上面胡乱写了一些似乎难懂的东西敷衍了事”。在他们得到任何清晰的图片情报之前，这份合成报告被送到空军司令部。“几个星期之后，”凯尔回忆道，“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打印出来的报告，几乎是按照空军司令部的《周期情报摘要》格式逐字逐句地编写的。后来，这份报告被送到驻斯德哥尔摩的那位空军武官手里。”
在1942年5月访问斯德哥尔摩之后，奥特卡斯特用可以获取英国情报，甚至可以通过他在瑞典的大量关系建立一个情报来源的美好前景吊起了他在德国的“阿布维尔”主子的胃口。这条诡计最终使他成为一名羽翼丰满的双重间谍。在军情五处代号为T.A.塔尔·罗伯逊的帮助下，奥特卡斯特将真真假假掺杂在一起的情报（“食品”）传给纳粹德国的“阿布维尔”。这提高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使得他能够经常来往于斯德哥尔摩。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他可以亲自汇报有关情报，而这也相应提高了他的报告编制水平。1942年底，他开始搜集纳粹德国“阿布维尔”与帝国保安处之间权力争夺方面的情报。这是他和伦敦都非常关切的焦点问题。因为他属于“阿布维尔”官员的圈子，被人们视为可以接近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人物。1943年初，他被总部评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取德国内部信息的最佳情报来源”。
对于瑞典军事情报部来说，奥特卡斯特就是一个“阿布维尔”特工，他向德国人提供德——俄战争方面的情报。反过来，他向凯尔汇报瑞典人对战争进程的看法。这引起伦敦方面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当反对德国人的浪潮开始汹涌澎湃之时。1942年末，奥特卡斯特与日军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小野寺诚将军取得了联系，小野寺诚便聘请他为日本特工。到1944年底，奥特卡斯特通过秘密情报局向小野寺诚提供了美国人的假情报材料。整个1943年，伦敦方面一直源源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奥特卡斯特的报告。特别是一份波兰状况以及波兰人对苏联和德国态度方面的报告，引起外交部的极大关注，并由孟西斯亲自呈送到丘吉尔手中。1943年底，当奥特卡斯特罹患肺结核，想与家人从柏林迁往斯德哥尔摩时，秘密情报局表示支持。1944年初，他设法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但瑞典人拒绝让他留下，他被转送到英国。次年，他病死在那里。在一份战后的秘密情报局评估报告中，他被描述为“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成功的对德间谍之一”。
其他特工从德国本土发来了报告，正如凯尔在1943年10月1日的电文中引用一位消息人士的报告所述：在9月22日至9月23日的空袭中，此人乘坐的“由比利时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就停靠在德国汉诺威的中央火车站”。该站仍然完好无损，而“站外150米左右的铁路线（朝柏林方向）却被彻底摧毁了，铁路线上的五列火车全部被炸弹和燃烧弹摧毁或遭受重创”。该站北部区域“因炸弹以及主水管爆裂导致的水灾而一片狼藉。只见居民们成群结队地涉着齐膝深的积水逃离这个地区”。1944年初，一份来自芬兰特工的报告使哈里·凯尔处于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职业责任与个人感情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位特工告诉他，德国人带领一批芬兰官员到法国西北部的V-1飞弹发射场地参观，并“向他们夸下海口说，伦敦将会如何如何被这些无人驾驶机从地球上彻底抹掉”。当时，凯尔的母亲和妹妹都住在伦敦南部诺伍德区的一层顶楼上。这幢楼正好处于V-1飞弹飞往伦敦市中心的飞行线路上。除了关心他的妹妹（她是一位救护车司机）外，凯尔认为他的母亲“没有任何特殊理由继续留在伦敦地区”，但他又不能将“秘密特工的报告透露给她们”。最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道，“我认为你在伦敦待的时间太长了，建议你应该离开一段时间”，要她跟南部海岸伯恩茅斯的亲戚待在一起。他的母亲没有理会他的建议，一直待在那里。正如凯尔所担心的那样，1944年6月，第一批瞄准伦敦的“狮蚁”飞弹中有一颗就落在了她住的楼房附近，炸弹摧毁了她家餐厅的窗户，造成巨大的破坏。幸运的是，他的母亲当时住在另一个房间，他的妹妹当时也不在家里。
尽管比尔·科尔多曾在1942年4月抱怨说，秘密情报局在挪威只设立了4个“情报站”（这里是指情报网），可到了第二年6月，百老汇却向斯德哥尔摩发出了23个挪威情报站的名单，其成员和特工可以在瑞典寻求援助。这些情报站从遥远北方的希尔克内斯开始，跨越特罗姆瑟（2个站）、特隆赫姆（3个站）、卑尔根（2个站），一直延伸到西北部的斯塔万格、克里斯蒂安松和奥斯陆（4个站）。这些情报站根本不缺乏爱国的志愿者，总部设在挪威的分部（P.9）却在伦敦的邦普顿广场14号成立了一所培训学校。而挪威海岸情报站的“主要目标”是“取得德国主要作战舰队（特别是‘提尔皮茨号’战舰）主要设备的目击报告”，它们的活动根据成员的个性及其联络员的范围不同而作了灵活的安排。有关德国海军动向的情报可以根据直接目测进行收集，也可以从当地招募的特工那里获取。这一行动得到后勤部门的大力支援。他们动用了机动渔船、机动鱼雷艇、潜艇和飞机让特工秘密潜入到各个站点。一旦上岸后，每个情报站都需要提供支持，例如，给蓄电池充电，以便为他们的无线电设备提供动力，叫信使传递情报并对德国的反间谍措施（如逮捕、搜查以及设置路障）及时发送警报。有关“提尔皮茨号”战舰动向的观测报告，连同“超级情报”译码和空中侦察图片情报、该舰艇的定位以及在挪威北部阿尔塔峡湾的防御能力报告一起促成了1943年9月一项大胆的攻击计划的实施，结果用一艘小型潜艇就使得这艘战舰瘫痪了三个月之久[455]。从1943年末开始的一年时间里，斯塔万格的“宝瓶宫”情报站在警察总部发展了一位令人满意的特工。根据德国命令，这位特工被招募了进来，负责与德国军方联络。因此，他不仅能够提供德国军队在当地的详细情报，而且还能影响安保侦察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