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情报局最成功的挪威特工中，奥洛夫·里德·奥尔森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从1944年5月开始为期6个月这段时间里，他在挪威南部海岸克里斯蒂安海港附近的第二次行动的报告，充分表现出在敌占区情报工作所具有的挑战意味。奥尔森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实施伞降。这次行动（代号为“玛吉”）开局良好。“这次降落非常顺利，”他写道，“我降落在距离光三角一个角落大约十米远的一片蓝草莓灌木丛中（设置光三角是为了标出着陆区）……招待会就设在现场，其实也就是一杯事先准备好的热茶。”几天后，奥尔森带着他的无线电设备独自一人与一名德国党卫军军官在一节列车车厢里相遇。这位党卫军军官“对装有无线电设备的那只袋子非常警觉，而且一直目不转睛地看”。随后，奥尔森设法转移到了下一个车厢。不过，在他的报告中，他也委婉地指出：“如果无线电设备可以装到一只普通的皮包里，并安上一把合适的锁，那就会大有帮助。”他在通向克里斯蒂安海湾入口处附近的山坡树林中建起一个营地，那里可以密切监视到来往船只的动向。在海港警方，有一名联络员招募了两名德国水兵：一个原本就一直想开小差，一个想逃往英格兰寻求帮助。他们“踊跃加入，并准备为他们认为的正义一方而战”。但挪威人劝他们说，他们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收集有关军事情报。这是他们最好的报效机会。“他们同意了这个安排。一切都显得非常顺利，以至于我们几乎有点担心这是不是盖世太保设置的一个陷阱。”奥尔森告诉他们，“如果哪儿出现了问题，他们会通过一条安全通道逃往瑞典，”但是，“如果他们出卖了我们，他们将只有死路一条。”
除了报告航运动向、提供每天的天气报告外，玛吉情报站还要报告附近海岸U型潜艇的活动情况以及该地区的德国作战命令。一向对安全问题小心翼翼的奥尔森对该情报站的日常工作作了如下描述：
这个小城的主要联络员从他们各自的消息来源那里收集报告，将它们放在邮箱里，负责给营地运送食物的人会每周2次将邮箱清空。这样，所收集的报告就随着食品专递员每周发送2次。这项任务一直由2个人来完成，这是完全必要的。万一遇到意外情况，一个人可以空着手先行离开。采用这种方式，4个人都可以源源不断地干着这份工作。每隔14天，我们要将时间提前一天，以避免经常性的交通堵塞。信使要在这片森林中预先安排好的地方见面。每次见面之后，下一次见面的地方又要重新变换。
这些人所用的帐篷“从空中和地面都作了一番精心的伪装，而且伪装之好出乎意料：当这块林地的主人带着两个摘草莓的人走到距离我们的主帐篷不足四码的地方，他们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个营地”。沉默是必须遵循的准则；在营地里不准穿皮靴。“无论天气是雨是晴，我们都要穿着运动鞋，所以，鞋子都被磨破了。”他们还“因为一位同仁有打鼾的毛病”而“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但这个人一夜被叫醒十次很快也习惯了。在高峰期，该站一天向外发送的邮件不下十封。为了躲避德国的定向寻台装置，他们不得不带着电台多次转移地点。[456]
低地国家
荷兰和比利时一样，都给英国的情报搜集行动带来了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密集的小国，所以，很难找到一个适合于空投的偏僻地点。而且，它们都处于盟军轰炸机飞往德国工业心脏鲁尔区的飞行航线上。这里的防空设施非常密集，使得飞机很难在低空盘旋以便分辨出地面接待组的微弱灯光。从地理上来说，这两个国家都很适合从英国起航进行海上作战，可敌人专门建立海上防御和安全设施，使得这一方法很快就被束之高阁。对于轴心国来说，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必须给它们提供德国式的安全保护措施，让他们享有一种较高的优先权。尽管德国保安处和“阿布维尔”之间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现象，但对于秘密情报局，他们却能做到同心协力，所以对英国特工构成了巨大威胁。这包括位于比利时和荷兰的英国特别行动处所遭受的灾难性破坏。
到1942年秋天，德国在比利时的成功已经造成一种如英国特别行动处官方史志所述的局势：本机构“在这块土地上的组织只不过是盖世太保所创造的一个海市蜃楼而已”[457]。1942年3月，在经历一场大搜捕的风潮之后，克劳德·丹齐开始担心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在比利时的命运。他告诉弗雷德里克·吉普森（百老汇驻比利时办事处负责人）说：“无论是否得到[费尔南·]莱佩奇[比利时国安部驻伦敦负责人]的同意，都必须采取一些重大步骤，否则，你在比利时很快就看不到秘密情报局特工们的影子了。”丹齐想（明智地按照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经验）复核一下是否有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无线电报务员受到敌人的怀疑。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采取一些措施来拯救那些幸存者”。不过，这一消息并不完全是个坏事。1942年4月，科技情报处的R.V.琼斯指出，吉普森已经搞出了两份有价值的报告：一份是2月17日找到了用于监控夜间战斗机行动的第一座已知的德国无线电测向站的位置；另一个是3月28日找到了第一个经过确认的“分米”级定向无线通信站的位置。琼斯补充说，“因为我们对鲁尔区的一切进攻”都必须经过吉普森的地盘，“这些地方成为德国主要防空系统的重要区域。我们对它们越了解，我们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少”。第二年年初，另一位特工在一位爱国人士的协助下（这位爱国人士被德国人强迫作了劳工，在比利时列日附近的兰廷修建一个新的雷达站），通过贿赂方式他进入了这座雷达站。在那里，他用几个晚上便绘出了详细的草图，并将他所看到的情况一一记下来。二次大战后，他因为支持秘密情报局的行动而获得一枚“最高勇气”勋章，空军司令部将他的成就评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秘密渠道所获得的最出色的航空情报”。这就使得空军的反制措施得以有效地展开。按照空军司令部的说法，“此举拯救了数以百计盟军飞行员的生命以及我们许多夜间作业的轰炸机”。[458]
比利时最成功的情报网是克莱伦斯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谍老手沃尔特·迪尤厄（代号“克利夫兰”）被迫保持低调之后得到了赫克托·德马克的有效治理。后来，1944年1月，迪尤厄在拒捕时被德国人杀害。克莱伦斯则定期提供一些技术情报，包括有关铀盐向德国转移的情况报告。在刚刚跨过荷兰边界的布雷斯肯斯附近的德国总部工作的一名特工报告了德国布雷区以及敌军在比利时海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一位在比利时石油公司工作的联络员不仅提供了军事和其他道路交通方面的情报，还提供了汽油以及供情报站使用的汽车情况。有关敌人通信和调动方面的情报，尤其是比利时铁路系统的情报，仍然是一个优先目标。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比利时特工创造了非常骄人的成绩。例如，克莱伦斯情报站一直为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国城市包括汉堡、杜塞尔多夫和科隆提供有关报告；提供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电池以及诺克防御情报；德国防空炮手、机场和炮台的照片。该情报站还编制了有关V型武器的报告，包括佩内明德火箭中心（1944年1月4日）。而一名特工从一个为德国人工作并在法国北部旅行的企业家那里收集了70米长发射台的观测资料（1944年1月9日）。此后，克莱伦斯情报站定期提供了有关V-8火箭的报告[459]。“吕克”情报网从比利时国家铁路总部收集相关情报，并能事先报告德国军队和设备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运输情况。“吕克”特工还窃听了国家铁路公司的私人电话系统以及国家铁路公司与“控制所有军列运行的德国铁路运输办事处之间的电传打字机情报”。
比利时情报网在获取境外情报方面面临相当多的问题。在1942年即将结束时，秘密情报局开始向克莱伦斯情报站配送新式地对空“升天”无线电设备。这种新式设备是由甘比尔——帕里情报八处的技术专家研制的，它可以让特工与飞临上空的飞机直接对话。因为它省去了使用莫尔斯电码的麻烦，缺乏经验的报务员使用起来也非常容易。而且，它们并不需要长时间的呼号程序，所以其信号发射更难以被敌方的定向装置定位[460]。这种“升天”无线电设备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地方。不过，这一系统对于长电文还不是非常有用，仍然必须依靠信使长途跋涉走危险的陆路偷偷地运送出来。百老汇一位官员在1943年1月抱怨说，虽然他们从比利时人那里接到的报告数量很多，但这些报告中所包含的情报“太陈旧，已经变得毫无价值”。1942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军情处向陆军部发送了80份报告，其报告内容显示平均晚了3.75个月时间。一位官员询问是否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快交付时间，该处负责人赫伯特·哈顿·霍尔却说：“我想，我们能够得到这些材料已经是非常幸运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希望可以加快情报的传递速度。”1943年5月，吉普森告诉丹齐，在巴黎、里昂和图卢兹收转中心遭到搜捕之后，他与比利时联系的所有情报传递线路均遭到破坏。因此，吉普森询问德马克他是否可以通过瑞典开辟一条北线。最后，他找到一个人，并将一份“升天”电文发送到伦敦，内容是他的一名特工要拜访驻斯德哥尔摩的英国武官：“他要说出布埃勒曼斯这个名字，并要说：‘通往荣耀的路并不都是布满着鲜花。’[461]”虽说这次接触似乎已经成功，但最终通过瑞典发送回来的情报却寥寥无几。
1942年，比尔·科尔多负责欧洲低地国家军事行动以及国防部上尉“查尔斯”西摩接任荷兰情报处负责人之后，秘密情报局与荷兰之间原来那种疙疙瘩瘩的关系开始得到改善。该处所遇到的问题之一涉及荷兰国民的雇用问题，流亡政府想把这些人以特定的荷兰编制留给他们自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摩在1942年9月提议要招募持有英国护照的人，可他们这些人，“实际上，纯粹只是荷兰人”，他要求百老汇的情报联络处“尽你们所能找到可能幸存的每一个人”。秘密情报局驻荷兰的新机构中第一个经过训练的特工是在1943年3月前往荷兰的。因为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在该国的现有秘密情报网已经暴露，“亨德里克”带着降落伞实施了盲降，“没有任何组织去接他，甚至连他的身份证和其他文件是否伪造好都不大确定”。科尔多把他形容为一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换言之，就是“无惧无畏，把他的任务视为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从一开始，他就遇到诸多难题，他的“升天”无线电话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尽办法建立起一个拥有大约三百名成员的情报网。到1943年底，这个情报网“所提供的情报虽然说不上数量众多，但提供的一系列情报可靠而有用”。亨德里克返回英国的多次尝试生动地说明，从纳粹占领的欧洲撤出特工就像当初将他们安插进来一样困难重重。有一个方案需要在斯海弗宁恩港截获一只海空营救摩托艇。可摩托艇的引擎无法启动，在一阵长时间的射击比赛之后，亨德里克才弃船逃脱。在第二次行动中，他长途跋涉，深入比利牛斯山脉，但一场暴风雪迫使他的情报小组从西班牙边境撤回来。随后不久，亨德里克被逮捕了，在遭受严刑拷打之后在监狱中度过1944年的冬天。后来，他于1945年春被盟军解救出狱。
法国
1943年8月，孟西斯获悉，位于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团结了所有反轴心国的法国军队，形成以吉罗和戴高乐为首的组织，对法国秘密情报的未来进行审议。这使得身在阿尔及尔的英国国务大臣麦克米伦认识到秘密情报局与自由法国组织关系的重要性。“自1940年以来，”孟西斯提示说，“我们一直与戴高乐领导的特勤局——即这里所称的中央情报与行动局——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他继续说道：“该组织在法国逐步建立并壮大起来，但在与我们的情报合作上却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央情报与行动局如今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他引述刚刚从陆军情报局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信上说，这一由法国和英国联合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对于总参谋部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上一个月”。他补充说，陆军部“会以非常审慎的眼光去考虑一切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与中央情报和行动局关系的行动，也许还会减少军事情报的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