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他家四十里的朱尧阶来访了，两人有意避谈政事，谈的只是看地。曾国藩一直想让祖坟改葬一下，先后请来了两个地仙。一个姓刘，看了一次，就走了，再也没有来过。另一个姓杜，姓杜的水平高一些，仔细看了一处地。曾国藩就请朱尧阶来参谋。
两人见了面，就谈些选地的事情。
刘蓉也来了几次，无非是谈谈学问。刘蓉本来是跟罗泽南去湖北，但是，刘蓉的弟弟在军中战死，他就护送弟弟回了家，目前就呆在家里。军事险恶，也没有人愿意长期呆在军营，特别是遇到军事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离开军队。
刘蓉也不像当初那样慷慨激昂，说愿意在家读书自娱。
这一切，与曾国藩那颗热衷功名的心，截然相反。
来的人都已经是平淡冲和之辈了。曾国藩的心境有些凄怆。
只是郭昆焘还经常来看看他，通报一些政治军事情况。郭昆焘是郭嵩焘的弟弟，字意城，一直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手下当幕僚。每次来，都要向他介绍最新的一些消息。
一晃就是一年，过了旧历的年底，转眼就到1858年的新年了。曾国藩在家闲居无事，本来声称不信巫药的他，竟请来了巫师刘昌储来请乩。这件事，收在他的家书里：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余方讶“败字”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余又讶九江初胜，气机正盛，不知何所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
乩弄得他心神不定。真是穷算八字富烧香，他对前途的茫无头绪，只能借卜卦打问来了解了。
1858年5月底，郭意城带来的一则消息，让曾国藩极为震动：
李续宾攻下了九江。
九江难克，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除了地势险要之外，所有的人都知道，守将林启容智勇双全，当年塔齐布就死在九江城下，为什么李续宾能把九江攻下来？
只能说明胡林翼的指挥得当，李续宾勇谋远胜塔齐布。
他连和郭意城聊天的兴致也不浓了。打起精神，聊了一些军事，郭意城说了一些安慰话，如：湘军不管是谁，都视你如父母，涤公一定要出山，时局才有根本改观。说完就走了。
郭意城的安慰话，更激起了曾国藩的不安。
事实上，朝廷现在没有半点让他出山的意思。他呆在这山野，实在闷得无聊了。出门是山，信息闭塞，周围十里，也无贤者与谈。
问苍天，难道我就要这样枯坐下去，永远不见日头吗？
万丈雄心，常常与荷叶山塘那长河落日构成鲜明的对比，鸡鸣狗叫，常常与战马嘶鸣产生巨大的落差。他只能枯坐，写字，读书，绕屋散步。那山那人那河，像百年旧照，凝固成一成不变的画面。
很快，他听到了一个更加刺激他的消息。
因攻克九江有功，朝廷赏李续宾加巡抚衔，杨载福署湖北提督，官文、胡林翼赏太子少保衔。顿时，他仰天一声长叹：数年辛苦起一经，而今大名践他人。他并不嫉妒这两位，而是恨朝廷厚此薄彼，一生经营的湘军大业，现在又红红火火，而他这个湘军统帅却只能闲在家中，作壁上观。
九江一破，再克安庆，天京收复之功，就是那些后来人的了。
胡林翼借他的部下李续宾、杨载福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甚至连什么事都没管的官文，也借他的老底，升为太子少保，这对于少年抱志，中年得志，一心想干一番经天纬地事业的曾国藩来说，比什么打击都沉重。
更沉重的是：此时，朝野有了一种新议论，说曾国藩不在，湘军反而节节胜利。
酷暑中的荷叶塘，夜半仍然如同处于火炉之中。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坐起，披衣下床，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而不能见”。
他恨不得撕破脸皮，跟咸丰说：我要重出江湖。攻下武昌也好，攻下九江也好，那是谁攻下的？那不是我曾国藩手把手教出来的将领攻下的？
虽然闲居乡间，湘军将领仍然把他视为统帅。李续宾在他攻下九江，下一步如何进军时，给曾国藩写信：“或剿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咏公不在，续宾何敢独往前行？”“愿先生有以教之，盖蒙先生挈我出山，仍当恳带我归里。”
态度何其谦虚！
如果他在军营，这些战功都会记在他身上，而现在，他能乐得起来吗？
他只能坐等局势变化了。他不可能向朝廷上书再次出山，因为，第一，守孝之人撕不开这个脸皮，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曾经对咸丰发过誓：以后有什么事，我也懒得管了，你们别找我。
于是，他就只能这样干巴巴地看着时局迅猛发展。
直下长沙向武昌
离开洪秀全的石达开，没有明确的目标。石达开没有打出自己独立的旗号，以表示他另立中央，但事实上，他是独立的。他期待着自己壮大发展。
所以石达开的原则是：湘军与官军，是他的敌人。太平军，是友军。
但这个“友”，就是不互动刀枪的朋友，并非生死与共的朋友。
林启容孤守九江时，石达开部路过，林向他呼救。石达开不应，大军滔滔而过。
天下局势未明，逐鹿中原，谁是天下主人？一切尚不明了。让你们互相去斗，斗个两败俱伤。最后得好处的，往往是坐收渔利者。
石达开深谙此理，改道东进。
他看中了一块肥肉，江浙富饶之区。
石达开镝锋所向，让清政府胆战心惊。
一是石达开太厉害了；二是江浙这块财税富地一旦让石达开攻下，江北江南大营的军赋则失去供给来源；其三是与天京连成一片，长江下游，几乎全部丧失。
力保江苏，力保浙江，成了朝廷第一要务。
而此时，清廷无兵可调，只有调遣曾国藩在江西的旧部，就近援浙。
于是，局面迅速改观。
当一个人处于逆境时，常常对自己的能力低估，又常常对世道人情作坏的想象。其实，任何人的能力，都与任事大小有关。不用，如草；任用，如木。任何人情的冷暖，也大抵与势态有关。势态如水，常无定态，人情冷暖，随势而定。
如果江浙不危急，人们不会想到他曾国藩。
现在江浙危急，大家就一致想到了曾国藩。
有人想，是哪些人呢？这些人是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为什么会想呢？因为江西湘军都是曾国藩的老部下，只有曾才可以驾驭，而朝廷内定的周天受资历太浅，与湘军无来往，根本不可能统领！
于是，胡林翼上奏朝廷，让曾国藩出山。
在“曾左彭胡”这四位朋友中，就与曾国藩的关系而论，彭玉麟是一位诤友，左宗棠是一位狂友，胡林翼是一位挚友。
胡林翼在写给李续宾的信中说：“涤公忠良第一，然后闲居山中，令人生感。”早在咸丰七年十月，他就上奏朝廷请求曾国藩前赴九江统率水师，遭到朝廷冷漠拒绝。现在，时机到了，胡林翼第一个抓住机会，向朝廷再次上奏，请曾国藩率军援浙。
他的奏折，带着浓厚的感情因素。同时，也带一丝丝愧疚：偏师借重曾旧部，竟使自己成太保。
接着骆秉章、左宗棠合议，以骆秉章的名义上奏（左不具资格），请曾氏回江西统领旧部援浙。
朝廷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情况一危急，咸丰又冷脸变热脸，令曾国藩迅速起程。
曾国藩这次二话没说，也不向咸丰伸手要权了。眼下，解决就业比解决待遇更为重要。
曾国藩启程后，以谦虚的心态先往长沙拜访骆秉章，“相谈甚欢”。为了让湘军有个好的结局，骆中丞慷慨送了一万兵给他，即张运兰老湘营四千人，萧启江果字营四千人，吴国佐营千余人，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好消息，经胡林翼提议，湖南湖北江西（江西换了巡抚，叫耆龄）三省供饷。
奏请出山，左宗棠也是一个极力支持者，虽然前段时间左骂自己骂得比较凶，但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他抱着真诚的态度拜访了左宗棠。
然后，他前往湖北。因萧启江家中有丧事，曾国藩批了他两个月的假。其他各部约定在河口会合。自己带了吴国佐一营亲兵随行。
到达湖北武昌，人气急聚。
胡林翼来了，杨载福也来了。湘军将领只要就近的，都赶来和他见面。史上记载：“如婴儿之望慈母。”
曾国藩身上的巨大人格魅力，对湘军是块磁铁。由于曾国藩缔造了这支队伍，将领们忠于他。
离开战场一年之多，曾国藩反而对战事看得更清楚。特别是罗南泽多次对他进言“欲取天京，必据上游”，此时他格外珍惜。
他已坚定了一个信念：不再走失败的老路，紧盯安徽，以安徽为立脚点，再攻天京。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但这也只是他个人的信念，咸丰听不听他的话？目前的情况看来，咸丰是反对的。因为咸丰命他出山，首先就是赴天京下游救江浙。
必须在湘军内部统一这种共识，所以，曾国藩与湘军将领会面之后，开了一个形势分析会。
他说：石达开固然勇猛狡黠，但离开金陵，军心涣散。有悍志，无远略。所陷郡县，无能据守，渐成流寇之势。
所以，湘军主战场，仍是安徽。只有步步推进，才可成事。
他的分析非常正确，但如何实施，得小心翼翼。因为，他以前多次得罪了咸丰，这次，你说不去浙江，那非常危险。要说服咸丰，确非一件易事。
果然如曾国藩所言，石达开暂成流寇，他在浙江攻下多座城市后，并不经营，而是从浙江进入了福建。
于是，朝廷命曾国藩改往福建。
朝廷没错，哪里有匪，就往哪移。曾国藩惊奇地发现，朝廷已把他安排成石达开的“跟班”了，石达开跑到哪，他就必须跟到哪。
这是一道带有侮辱性，至少也是轻慢的军事安排。作为湘军的统帅，他变成了湘军的一个分支似的。朝廷分明是安排他打杂，与石达开来周旋，却把胡林翼安排成攻打天京的主攻手。而胡林翼的骨干主力呢，都是自己曾经的旧部。
如果这样下去，堂堂的湘军统帅就会被渐渐边缘化。
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不如人意了。
经过与咸丰的数次较劲，他知道强抗，吃亏的永远是自己。
唯有软拖，兵无常态，水无定势，在拖中寻找机会！
曾国藩召集下属将领开了一个会。会议的中心就只有一个：稳打准扎。
将领们也不愿意被边缘化，点到为止，自然明白。
于是，曾部慢慢地向福建方向移。
咸丰当然不乐意，屡次催问进度，催得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理由了。这时，湘军内部发生了瘟病，确切地说，就是水土不服，士卒拉肚子拉痢疾。
这简直让曾国藩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曾部干脆把这件事情做大做强做得耸人听闻。
他堂而皇之地告诉咸丰，我目前无法走。
下面用数据说话。
据曾国藩奏报，张运兰部病了一千六百五十六人，吴国佐部病了八百多人。锅子、弹药都遗弃在路边。
关于瘟疫这件事是曾部上下联手演出的一场戏：一是确实有些人病了，然后绝大多数人装作病了。本来就不想去，一人有病十人喊痛，这点农民智慧，曾国藩乐见其成。所以，他干脆停止前进，集体治病。
这病一下难好。因为是心病。
为什么说是“心病”呢？
《湘乡县志》记载：1858年，湘勇在江西病故三百五十八人。而另一支援助广西的湘勇，病故的却高达七百二十九人。广西没说发瘟疫，病死人数竟比江西多一倍。
咸丰也无可奈何，只得一边安抚，一边说一俟队伍有了起色，当速赴不误。
这战事变幻无常，曾国藩估计石达开在福建那山区呆不久，那就静观其变吧。
果然被他算中了。
早在1857年，洪秀全还在极力笼络石达开，特别是该年9月，天京危急，洪秀全甚至以罢免福、安两王（都是他自家人）为条件，命人送义王金牌请他回天京。石达开拒绝了。他不反洪秀全，愿意在外打仗，提议自己去江西。洪秀全不高兴了，降他为“电师”。
电神也好，电师也好，他反正不回天京。
洪秀全看他不给面子，在1858年8月，再度封王，干脆把石达开排在五王之外，而且还来点离间计，把跟随石达开的杨秀清的弟弟杨辅清封了王。
离间计立马生效，杨辅清拉起队伍就走。石达开追到江西，与杨辅清干了一仗。但杨辅清还是走了。
1859年2月，石达开作出了一个决定，进军四川，他决心到天府之国，另辟天地。于是，他离开江西，进入湖南。
曾国藩终于不用去福建了。与石达开在江西相持了四个月。石达开一走，江西的压力骤减。
与两年前相比，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湖北全境掌握在胡林翼手中，江西之危，因石达开离开，压力顿时减轻，加上前文介绍过，九江已被李续宾攻下。一切都变得好起来，曾国藩与胡林翼联手，准备进入安徽。
因为安徽是天京的重要屏障。
洪秀全也想到了这一着，巩固安徽防线，进而夺回武昌，成为了重中之重。于是，他下令陈玉成出兵安徽，再次打通武昌至天京的通道，解上游被困之危。
于是，安徽重镇庐州告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