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燮，清军永州镇总兵，湖北恩施人。作为一个军人，他不讲纪律，出门从不骑马，要摆文官的谱，非坐轿子不可。偏生又脑满肠肥，体重二百多斤，轿子沉得像一块巨石，得有八个人抬着。有一次检阅新兵，竟让侍从把轿帘掀起，坐在轿子里面阅兵。永州百姓根据他的丑态，编了一条歇后语：樊总兵阅兵——新郎坐轿。
国难至此，还这样摆谱。左三爷早就闷着一肚子气了。
左宗棠决心参掉这位出门坐轿、连太太衣服也要士兵洗的总兵，于是派人暗中调查，发现他还有贪污军银等恶劣行为。左与骆秉章商量后，即由骆秉章上奏朝廷。
朝廷的批复是：先解去职务，押到长沙来，待调查清楚后定罪。
但樊燮也不一般，他跟官文关系相当好，还有个人，也暗中支持他，这个人是湖南的二把手——布政使文格。左三爷竟然成了三爷，他这个二爷什么权力都没有，当然心中老大不高兴。
樊燮虽然解职，并没有“双规”，还有人身自由，等同于被告，可以搜集证据，表明自己罪行不存在。于是，他去找了左宗棠和解。意思是别告了，我们和解。左宗棠不理他，反问他见了面为什么不请安。
樊燮气不过，你不过是一个“参谋”，我还是个“军分区司令”，有什么请安的？一言不合，左就老拳相向，被人劝住。
这也说明樊燮这人，除了自身不干净外，平时对左三爷这种狂态很不满。于是，后面有人给他出主意：反告左宗棠。
他的告状信交到了官文手中。
官文选择性地列了左氏两大罪状。上报咸丰：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两官”。这两大罪状实为一个——“越权”，其中一条罪状就够杀头了。意思是湖南巡抚里出个左宗棠，他越权干政，飞扬跋扈，巡抚的一颗大印，有两个巡抚在用。
贪污军银，武官坐轿，固然够革职，但是，一个幕僚有这么大的权力，问题就大了。这叫破坏“朝纲”。让咸丰更加不安的是，骆秉章是汉人，左宗棠是汉人，汉人把持政权，他本来就不放心，现在猖狂到了这种地步。于是，他下令官文严查，为了显示公平，让正在武昌主持乡试的考官钱宝青一起查办。
如果真查起来，左宗棠真还生死未卜。找证据不难，比如，一个人半夜“拜帖”，就这一条就够治他死罪。但是，左宗棠虽然只是一个幕僚，在湘军集团内部，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湖南稳定靠他，湘军兵源靠他，湘军粮饷靠他。他是湘军大后方的实权派，是一根必不可少的顶梁柱。
胡林翼、曾国藩不得不使用全力来营救他，骆秉章虽然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他是当事人之一。处分左宗棠之后，下一个就会轮到他。
三人分居三地，却进行了空前而频繁的书信密谋。为了安全起见，有关太过私密的信件，后来都被他们烧了。
在百般无奈之时，他们想到了一个共同的朋友——郭嵩焘。
郭嵩焘曾在曾国藩营中呆过一段时间，后来去了北京，在南书房供职。三人商定，由郭嵩焘就近在北京找关系疏通此事。
找谁？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朝中大臣，不是找不上，而是谁也不肯担担子，毕竟罪证摆在那儿。
只有找言官。
言官有特权，就是诬告人家，从法理上来说，言官也不犯法。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计谋。
于是，郭嵩焘约见了侍读学士潘祖荫，一是潘祖荫与郭嵩焘关系好，二是潘律师名气大，曾以言官的身份打赢过几场官司。三是潘律师对左宗棠的才干早有所闻，也非常敬佩。潘祖荫接受委托并收了一包银子之后，爽快地说：今晚动笔。
这道折子，后来成了一道名折。其中有两句，掷地有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然后说左这个人性格刚强，帮助骆秉章支撑起湖南大局，肯定要得罪人，所以一些不肖之徒就要诬告他。最后写上“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表明他与左宗棠没什么鸟关系，只是从大局着想，才上折。
有些史书记载，同时，骆、胡、曾的保折也纷纷到达。胡林翼最为卖力，说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都在保左宗棠，官文也见风使舵，毕竟作为湖广总督，他与这三个重量级人物还要一起共事，于是上奏“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自动销了由他主控左宗棠的案子。
咸丰就暂时让这事搁了下来，也不处分左宗棠了，让骆秉章考察考察。意思是你觉得可用，暂时用，不可用，就辞退。
而对樊燮呢，两个字：革职。
左三爷个性强，出了这么个事，他竟然想得天真，要去北京参加会试，还是想通过读书当进士来做官。于是，他别了骆秉章，前往北京。
胡林翼得知消息，派人在湖北截住了他。截住了就先领到胡林翼营中，一见面，胡林翼说：你胆子也太大了。先到我这儿休息一段时间，再从长计议。
左宗棠说：休息个鸟，我去自募一军，帮你来干。
胡林翼说：这事不急，我和涤帅商量商量。
于是写信给曾国藩。
曾国藩的回信挺有意思：让左宗棠暂避避风头，隐居一段时间。
风头早就过了，还隐居什么？
两个字：托词。
既要营救他，又不肯收留他，就令人费解了。
原因很简单：左三爷太狂了，难于共事，除非再回骆府，与骆秉章这种好好先生继续当湘军集团的总后勤部长。
左宗棠的心情很沮丧，于这年4月，回到了老家。
曾国藩为什么不喜欢左宗棠到手下来领兵一营呢？他有过教训。
咸丰四年岳州之役后，曾国藩想，左宗棠为骆秉章谋划军事，为湘军筹粮筹饷辛苦了，所以决定保举他为“同知”。
事先并没有征得左三爷的同意，左三爷大为光火，给刘蓉写信说：我这个人的才能，我自己知道，当个县令够格。不当县令的话，就要当个巡抚，我才好施展自己的才华。要是拿着同知之类的官给我当，我就“披发入山，誓不复出”。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觉得曾国藩小瞧了他。我要么当个县令，这句是说气话。要么当巡抚，这才是真话。所以，你拿个“同知”这种不上不下的官给我，简直是羞辱我。
曾国藩的性格，最不喜欢狂人的，只是左三爷这种有本事的人，他确实欣赏，但却不愿共事。
就人格修养来说，左三爷不可与曾国藩相比。晚清后期，确切地说，自从攻下南京之后，两人就闹崩了。数年间不通音讯。
有人问及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曾国藩说：左季高当世伟人。
而左宗棠呢，每每谈到曾国藩时，往往破口大骂。
真正起用左宗棠的，还是咸丰。不久，咸丰就下谕跟曾国藩商量一件事：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势，运筹决策，所向克敌。现在贼势披猖，东南蹂躏，请酌情任用。
咸丰然后询问，是仍然让他到骆秉章那儿做事，还是放到你军营中来效力呢？
曾国藩是政治家，深谋远虑，把皮球踢给咸丰。他说：“左宗棠刚明耐苦，畅晓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事，求明降谕旨。”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左宗棠出来做事，不能我们两个人商量一下就定，您必须有一道正式的文件。这等于间接给左宗棠平反。您皇上给他什么官，我不管，但一定要下个文，那左宗棠做人做事就名正言顺了。
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着。
然后他也不说自己要左宗棠，只是在奏折中讲了一些自己目前的军事情况，比如“兵力单薄”“又乏著名战将”等等。
这一着，既高明又大度。
首先是大度，他估计左宗棠再回骆秉章那儿去，左绝对不会吃回头草。那么，左就必须有个地方落脚。但他不直接说出来，基于下列考虑：
一是直接说出来，让咸丰觉得你们确实是一伙的。
二是直接说出来，会让左宗棠觉得，我是你向皇帝要来的，他的傲气就会不改。
三是如果由皇帝分配你来的，你就得听我的。
咸丰洞察了曾国藩的意思，令左宗棠以四品候补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
平反了，有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了。
这是曾国藩为他争来的。曾当然很高兴，于是，写信通知左宗棠，但是，左宗棠的态度，就是不回信。
估计是左三爷气还没消，或者说更加狂妄了。后一点比较靠谱。因为，他曾经都是被巡抚一级的人请出山的，这回弄出这么大的风波，仍然不倒。连咸丰也妥协了，所以左三爷就故意摆点架子。
曾国藩也火了，写信给郭嵩焘，挖苦说：“季公绝无一字，抑蛮性发作耶？”
又是郭嵩焘做工作，左三爷才在湖南募五千人，准备赴皖南作战。
这时，风波又来了。
石达开有意入贵州，咸丰想那边没个得力的人，令左宗棠入川帮办军务。
曾国藩、胡林翼密谋，万万不行。
不是说他能力不行，而是他性格不行。在湘军这个圈子里，大家互相原谅一下他的牛脾气，毕竟大家志同道合。到了四川，人家才不原谅你呢，到那时，帮办会变成吵办。
曾国藩把报告打上去，咸丰征求胡林翼的意见。胡林翼说：江南战事重要，左宗棠能独当一面，还是留在这边好。
于是，左正式归于曾部。
骆中丞总得要个助手才行，于是，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在家“失业”的诸葛亮（人称“小亮”）刘蓉。
曾国藩想，左宗棠受了这些挫折，应该收敛了些。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开始好了一段时间，等他打了景德镇胜仗之后，他又狂傲起来了。
具体的例子，也就不举了。曾国藩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余因用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军之力，受气不少。”
一个统帅，要受手下的气，这并非什么丑事，如果以牙还牙，才是件丑事。
在左宗棠加盟曾国藩之前的半年，另一个今后不可一世、几乎与曾国藩平起平坐的人物——李鸿章也来投奔他。
李鸿章曾是曾国藩的正宗学生，后来跟着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吕死后，他一直在安徽团练中折腾，丝毫没折腾点什么成绩出来，于是，想改换门庭，投奔到老师手下来。曾国藩没留他，只是要他回去办马军。所谓马军，就是骑兵。你去整一支骑兵来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