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境内，有测水、涟水两条河交汇，所以叫两派交流，在这风云激荡的岁月，这儿是一股活水，养育出这么多的人物。双峰对峙，这种奇特的现象，哪儿去找？这么多侯伯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大大小小的人物，哪个县有这么多呢？所以，应该是“高山仰止”了。
朱尧阶为双峰书院题的对联，其口气之大与岳麓书院的两副对联有得一比。
其中一副是：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口气不可谓不大。口气更大的一一副在正门：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朱尧阶笔落惊风雨，联成泣鬼神，一时成为佳话。
这对联一出，中里全体兴奋、自豪。此后这地方，出过很多人物，如蔡和森、蔡畅兄妹。娶的几个媳妇也赫赫有名，比如王廷钧之妻秋瑾、蔡和森之妻向警予等等。
总之，耕读天下，成了这地方普遍的民间风尚。
这是湘军意外的收获？
硬挺
天京攻克，湘军集体狂欢。
曾国藩是六天之后，才得到天京内城已全部占领这个消息。于是，他从安庆坐船前往金陵。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早晨到达棉花堤，又走了二十里，才到达曾国荃的营中。
这一天，来拜访他的客人非常多。
吃了晚饭后，曾国藩与曾国荃两兄弟就密谈到“初更”。谈了些什么，外人无从得知。
此后，他便一连几天，到驻扎在南京城的各营看望将领们。
握手，慰问，说大家辛苦了，个个“慰勉有加”。然后，在曾国荃的陪同下，到天王府、忠王府、英王府各处看看。在将领的陪同下，查看了攻城挖的地道。
曾国藩还特地慰问了快要死了的李臣典。
接着，曾国藩提审了李秀成。史记：曾在灯下注视良久，问：汝即李秀成耶？汝亦好汉，可惜，可惜！连叹数声。
一月之内，就是各将领请客。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请，边吃边看戏。
因为曾国藩规定，行军打仗，不准戏子随行。所以好久没看过戏的湘军将领，就请来戏班，大过其瘾。
一时，歌台舞榭，歌声袅绕。
曾国藩忙得不亦乐乎。他要向朝廷汇报所有的工作，所以，实地查看，了解攻城情形，又要对李秀成的自供状把关，还要对洪秀全验尸。这些都疏漏不得。
洪秀全是湘军中一个叫熊登武的负责挖出来的，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
快验完了，突然天刮大风，大雨倾盆。
雨停，找来一宫女辨认。这个宫女黄氏，是湖南道县人，亲自参加了埋葬洪秀全的工作。她看过之后，确认无误。
然后焚尸！
这些日子，曾国藩共与曾国荃密谈了数次。所有的内容，外人都不知道。
可以推断：他们在谈如何处理与朝廷的关系，如何撤军。
日记中隐约有些表现，比如：弟焦愤。比如：与弟谈行藏机宜。比如：他记载几乎天天晚上“不甚成寐”。睡得迟，睡不好。有天晚上，因为审问了李秀成，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夜间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二更睡，四更，梦魇殊甚。”
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这梦到底是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总之，对于骤然而至的胜利，曾国藩表面上，几乎每天还与人下围棋，赴各处宴席应酬，看戏，会客，内心则波澜壮阔。特别到了晚上，他就不得不通盘筹划。
他必须有特别的智慧，才能面对即将来临的风雨。
硝烟散尽，原来模糊中的面目渐渐清晰。
无数史家已写尽了曾国藩与朝廷的争斗。
大约不外乎如下三个问题。
比如，金陵财富被湘军抢劫一空。曾国藩奏报“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幼天王逸出城外，曾国藩奏称“据称已积薪自焚”。
朝廷要求把李秀成解往北京，曾国藩以路途遥远，怕生变故为由，把李秀成一刀剁了。
这三件事交织在一起，引起朝野议论纷纷。
旧的对手去了，新的对手来了。
各种利益集团进行了重组，开始了新一轮较量。
这些人可以分成三派。
曾氏湘军集团一派，主要代表：曾国藩。由于采取的态度比较硬，叫“挺派”。
爱新觉罗氏集团一派，主要代表：军机处，由于采取的态度以防为主，叫“防派”。
帮闲派，主要代表：左宗棠、沈葆桢，由于采取的态度以攻为主，叫“攻派”。
攻下天京，曾国藩不得不面对现实。第一，天京财富被掠夺一空。湘军的腰包鼓鼓胀胀，这需要向朝野作一个交代。由于物议纷纷，没有政治经验的曾国荃，竟然提出要湘军将士每人交一些上来，再上缴国库。曾国荃的办法，看起来很美，其实不中用。你要人家上缴，本来就是割人家身上的肉，再一个，平均交一个数，弄得多的不在乎，弄得少的，岂不是要他的命？好不容易才挖得一点后半生的养老钱，你要他交出来，结果只有一个：激起兵变。
曾国藩否决了胞弟的想法。
他使出了第一招：挺。硬挺，不顾一切物议，挺到底。
天京没什么财富，连我也想不清楚，但是，确实没有！
第二，他奏报攻克天京，几乎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洪秀全服毒自杀，幼王据说“积薪自焚”，李秀成捉拿归案。这个奏报，至少三分之二完全是事实，只是幼王生死，他虚晃一枪。为什么这么上奏，为的是让广大湘军将士得到尽可能多、尽可能快的奖赏。
这时，帮闲的出来了。左宗棠因为得到幼王逃出金陵的消息，立即向朝廷告曾国藩的状。一是欺君，二是隐患特别大，幼王可招集剩下的太平军，形成新的祸患。建议朝廷参办失误的将军。
此事曾国藩确实有错，至少奏报不严密。
面对错误，曾国藩使出第二招：类比。
他反举了左宗棠克复杭州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这次逃出几百人，应暂缓参办。
然后又对朝廷说：天京战事那么紧张，漏出几股匪是正常的，如果要参办的话，对将领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谁能保证万无一失？
第三件事，把李秀成就地正法，是不得已的举措。因为几个要害之处，如果李秀成嘴巴不稳，就会走火，首先，洪秀全是病死的，与奏报“服毒”不符，这是欺君；其次天京有财富，与奏报“全无货财”不符，更是欺君。再次，如果李秀成聪明一点，诬陷曾国藩有反心，曾想暗中联络他收拾天国旧部，打出一个汉人江山，则李秀成在战场上做不到的事，可假清政府之手做到。
朝廷当然想要曾国藩将李秀成押解进京。
但曾国藩再使出一招：恐吓！
他说李这个人嘛，投降了，他的旧部见到他，仍然马上跪下，现在路途遥远，万一生变，在路上出了问题，那可不得了。
上述三件事，尽管方法各一，总的方针是一个字：挺。
先斩后奏也好，闻风而奏也好，睁着眼睛说瞎话也好，我就这样硬挺。
再来看朝廷，整体上还算防守派。一是关于天京财富，这个问题他们倒是不太计较。因为，一块心病终于解除了，不在乎那点金银。其次是关于幼王出逃，借这个事，采取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无非是扬左抑曾，抬一抬左宗棠。
除了防守之外，朝廷开始敲山震虎。
一是派出大军立即到了江北一带布防，以防曾国藩起事。第二，语带威胁，假惺惺地表扬了曾国藩几句，说他“素来精忠体国”，但语气一转，又说：自曾国荃以下，希望曾国藩严加管束，才可长承圣恩。
言下之意，你若有异心，或者工作失误，那么，就是曾国荃，朝廷也不会宽恕。
第一回合的较量，到此结束。
通过第一轮较量，曾国藩比较满意。至少他说了的，朝廷都依了他，给足了面子。所以，他决定以退为守。
以退为守也是迫不得已。一是他胞弟太招惹朝野忌讳。所以，他劝说老弟激流勇退，暂避风浪。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辛苦，劝、教、哄，总算摆平。二是撤军。他明白，湘军打疲了，捞足了，这批人已失去斗志，只能解散。
只是如何解散的问题。先撤谁，后撤谁。
在这个问题上，朝廷与他的观点是一致的。朝廷跟他细商量。这些人都是当兵为生的，突然让他走，就可能激起兵变。所以朝廷说：以前在四川湖北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因为没有处理好，让一些人“啸聚作乱”。所以，不如先淘汰一些老弱病残，把那些精壮的士兵派到江西湖北等地，等那些地方的匪患全部肃清后，再慢慢裁减，或者把一些士兵补充到其他军营中去，免得节外生枝。
在撤军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致。
天京攻克之后，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朝廷不敢对曾国藩以及湘军下手，因为，湘军没有解散之前，仍然对朝廷是一种威胁。除此之外，太平军还有余部没有剿尽，捻军仍然在中原驰骋。善后工作，仍然得借曾国藩之手来完成。
曾国藩只有让胞弟退隐，撤减湘军，才能在“金陵无财富、放走幼天王、擅杀李秀成”三件事上，求得朝廷的原谅，平息朝野的议论。
他们在互相威胁中暗自较劲，他们在互相妥协中保持颜面，他们在互相对峙中各退一步。
各种野史，都不忘演绎有人劝曾国藩当皇帝的故事。大约不外乎下面几种版本：
一是王闿运。王一生致力于纵横学，以辅助别人称帝为职业，早年在肃顺府中，就有想辅助肃顺称帝之说。据说曾听王滔滔不绝，劝说他称帝时，他只是不断地用手指醮茶水在桌上写字，然后借机起身，王走近一看，是“荒唐”二字。
一是彭玉麟。彭写了张字条给曾国藩：江南半壁无主，吾师可有意乎？曾国藩看完，把纸条吞了，说：雪琴也以此试我？
意即我忠心耿耿，你用不着来试探我。
还有一种说法。有一天，全体将官突然涌到曾国藩帐外，要求见曾国藩。曾国藩问亲兵：九帅来否。亲兵说：没有。曾国藩说：把九帅找来，我才见他们。曾国荃来了，曾国藩才出来见大家。他见所有将官肃立不语，一言不发，就提笔写了“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然后，笔一丢，走了。众将近前一看，知道劝进没戏，互相唏嘘。
种种传说，莫衷一是。
那么，曾国藩真的不想做皇帝，还是他觉得做皇帝没把握而拒绝呢？
逼急了，他会做！
如果清廷一定要在“天京财富、幼王出逃、擅杀李秀成”这些事情上大做文章，甚至逼着他处理大批湘军将领，甚至处理曾国荃，那么，即使是他不想做皇帝，湘军将领也会逼着他做皇帝。
胜负是另一回事，到时举起“兴复汉族”的旗帜，就不要任何理由了。
如果没有逼急他，他根本就不想做皇帝。
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已五十三岁，此时，就道德文章立功立言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圣人了。只要坚持下去，这圣人的名字，就会定格于青史。
但就其内心来说，他真的不想做皇帝。
生于末世的曾国藩，本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他科举晋升的愿景，原本是做一个光宗耀祖的人。
腐朽的帝国，腐败的官场，让他慢慢地修改和校正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来慢慢修正帝国的航向，修复这艘漏船。后来，不止是对于帝国，更多的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希望这个国家强盛，能摆脱列强的欺凌，做一个自强自立的民族。
比如，设立江南制造局，办同文馆，遣派留学生，他希望的是早点结束战争，让国家回到正常的秩序中来，徐徐图强。
与他有同样心情的，普天之下大有人在。比如彭玉麟，他不仅痛恨作乱的太平天国，同时也痛恨这个腐败的官场体系。他希望以自己的廉洁清正来唤醒世人，又嫉恶如仇，执法如山。所以功成名就之后，他次次辞官不做。他没田没房没积蓄，过着甘于清贫的生活。
比如郭嵩焘，大力宣传西方文明，提倡修铁路、架电线、设邮局等。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亮光。
他们是镇压天国的受益者，因战功而成为朝廷大员，同时，也是改造这个世界的呐喊者、行动者。
但是，这些，都只是这帮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
腐败的清廷，在列强的欺凌中苟且偷安，甚至不惜“以吾国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他们所谓的国家，与曾国藩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人心中的国家是两回事。他们想着的就是皇室的命运，一小撮人的命运。只要他们活得好，国家与人民，只不过是他们好好行乐的垫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