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全会，市直机关各局委的一把手都要参会，在济源，参会的还有各乡镇和办事处的一把手，坐在主席台上的是市长和副市长们，当会议进行过几项程序之后，由市长讲话了，他突然一开场就说，市里的旅游路资金紧缺，移民局先拿出30万元，把钱准备好，今天下午交通局派人去取钱，×局长（交通局长），下午你就去取钱。已经定下的事，迟迟不见行动，这还行！
市长说这话时，许多人的目光都朝向了移民局长，我这个坐在主席台上的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市长，心里一阵徨然，怎么能够这样？至少，这样做太不策略了。我知道，分管旅游交通、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早就把眼光盯住了移民，他盯的是修移民路的资金。在小浪底水库蓄水之后，先前的一些公路被淹没，国家拨付相当数目的资金以赔偿这种损失。这批资金是专款专用的，每项资金用在修建哪条移民公路上，都是事先造有计划的。当然，这种称之为移民路的公路，必须是与小浪底库区工程有关联的，要么，是淹没了哪条路，再重修一条新路；要么，是水库蓄水后切断了还留在库周生存的农民的出路，为便利他们以后的生活，方决定重新修建这种移民公路。在磋商和敲定移民路的过程中，地方与国家往往会有诸多磨擦、分歧和碰撞。地方当然想的是能多开修几条移民路，多要些资金。国家想的是如何能压缩这种资金，只能批准那种必须修建的路，这种路指的是确实因为小浪底工程造成的交通损失和不便，方才属移民路的范畴。
如何合理的科学的决定这种事情，地方上的移民干部与国家水利部派下的专家往往争执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由于多种原因，这方面地方上总是有许多优势的。有位资深的专家对我讲，即使再有学问再有经验的专家，进入你们这群山环抱，道路盘绕的地方，也是鬼子进村一般的陌生彷徨……所以，许多情况只是听地方人汇报，地方上的人就能把困难说的比天还大，倘若不修建这条路他们会指着遥远的山沟沟，说那里的山民就无法出走。其实，那遥远的山沟沟里根本没有人烟。可是，专家们也根本没时间去那地方调研，一般情况，专家组的人下来的时间安排异常紧张，也是因为专家的这种野外工作，补助的津贴较高，国家当然从节约成本考虑。再说，若真遇上那特认死理特较真的专家，说非要去那有疑惑的山沟沟里看一看，好了，那就等着受罪吧，地方上的人的聪明才智是了不得的，他们会把专家们领导得晕头转向，筋疲力尽，其中艰难苦涩，大概不亚于登山活动。但是专家不是运动员，往往会在这种行径之中半途而废，打道返回。当然，情况并非都是这样，大多的是双方互谅互让，最后应该是地方上不同程度的沾些光作罢。沾光是普遍的，并非只是哪一个县市。济源市移民局的一些人物，这方面是有天分的。在移民路的交涉、谈判、争夺的一系列运作中，肯定没有吃亏。其中有那类可建可不建的路，争取到了建这条路的结果，有那路和桥的资金，争取到的资金还是比较宽厚的。
有一条投资数千万元的移民路，旅游局长以及抓旅游工作的头头们，一道要求把这条路改为旅游路，他们讲出了改路线之后的许多好处，只是改线后，资金的投入要比原来多出很多，而且这种改线后的路不利于滞留在库区的农民的出行。虽然这些人不是移民，但是是因为水库工程给他们造成了新困难。对这个问题，移民局长作难了，我也很难表态。尽管搞旅游的人物把这事弄到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去研讨，今天，市长又在政府全会上指令移民局马上行动。这件事一旦干起来，不要说30万元，即使再追加300万元、500万元，也根本拿不下的。也是没有办法，对这事，就采取拖的战术了。拖的市长终于不耐烦了，也是那些分管旅游的人物常在市长面前嘟囔这事，可以说，他们没少垫黑砖，告移民局的状。要不，市长今天不会发脾气，也不会如此的在政府全会上敲移民局长。
会后，移民局长到了我的办公室，是征求我的意见，这事咋办？30万元给不给他们？我反问他，你的意思呢？他的面庞很是紧巴，准备回答我的问话时，每道皱纹都崩展了，那声音只有是来自心灵深处，才会这样的低沉和真挚。他说，实在不是我不想叫他们用移民款，焦市长，现在只有你能理解这移民款是啥东西啦！×××的事他们又不是不知道，局长讲的×××，是前一任的移民局长，就是因为移民款的事，被弄进检察院，免职判刑的。
是啊！×××前天晚上还来我的办公室，他跟我谈了大半夜。这个如今谁都不愿意接触的人，谁都说没有时间与他谈事的人，我还是要见他，让他把心里话说个够，我应该知道他是怎样被打倒的。
无论从相貌，从气质，还是言吐，他绝对不是个反面人物。相反，他很朴实，又很平凡。他告诉我，他最后是以受贿罪，被免去局长职务，给以判三缓四的惩处，如果要是以挪用移民款定罪，至少应该是有期徒刑十年。这一点，他又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开始，他是因挪用移民款的罪名被突然弄进检察院的，在办案人员的审讯过程中，他交待出先后受贿2000元和5000元，而挪用移民款的事，最后没有落实，就是因为这7000元，他弄到如今丢掉官帽又失去尊严沦落为一个人人都不想见，人人都看不起的罪人，真是太不值了，太冤屈了。挪用移民资金的事是有人为他罗织的罪名，一下子把他举报到检察院，其实这事根本不是他们举报的那么回事，对那事至今他记忆犹新。那一天，他在政府大院正好被市长撞见（那个市长是前两任的市长，如今已高升到外地），是中午，人们都去吃饭了，大院里没别的人，市长当面迎头痛击地道，你个×局长，胆子真大，我说的话都不算数了，这些时老是躲着我，躲着我难道就能混过去，告诉你，马上准备100万元，把钱交给××厂，你要是还想干这个局长，就老老实实地照我的话办……
是的，自这位市长发出号令，叫移民局拿出100万元借××厂用，这个局长就像老鼠躲猫一样，不敢与市长照面，因为他不想照市长的指示办事。可是，躲是办法吗，能躲得了初一，还能躲得了十五，况且，当时移民局就在政府大院的前楼办公，与市长院仅一楼之隔。如今的人，哪里有当上局长不想再干的事？也是万般无奈，局长指示财务会计，准备好100万元的支票给××企业，可是到拿钱时，却没人签字，当然是领导签字。这笔款，虽不算大，但也不算小，领导不签字，他个移民局长敢动吗，即使领导签了字，倘若遵守原则的话，那也不能动。这方面，对移民款的管理是有制度的，怎能想咋弄就咋弄。不过，眼下不能照原则办事了，若自己照原则办事，敢以抗上顶牛，那就只有下岗（走下官位）为民了，也是市长亲自的指令，对这种指令，下边的官们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慢慢理解吧。这笔钱让市长签字吗？他曾去请示，市长连理睬他都没有，可能还是时任秘书长那人好心告诉他，快走吧，这事你咋敢叫市长签字哩？这又不是市长直管的备用金。是的，政府的工作每一项都有它的分管副市长负责，怎能越级行事呢？那就去找分管这项工作的副市长，谁知一开口说这事就碰了一鼻子灰，对方像吃了火药一样冲他说，你这个局长怎么这样不懂事，我们借给他们钱，还想叫我负责任，真是狗屁不通！也不知他说的狗屁不通是指谁的，但是，这个字他不签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又去找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既然钱是借给他分管的企业的，他签个字总是应该的吧，人家一下子借给你们这么多钱，签个名字算啥？可是，他失望了，不，是绝望了，别看一个名字只是三个字，那比他搬迁3000个移民还难！
这时移民局长才明白，如今的官啊！都是鸡蛋掉进油篓里，一个比一个滑蛋，又想叫办事，又不负责任，可这要办的事本身就是违规的啊！没办法，钱是要拿出来的。拿钱时，会计说，×局长，你签个字吧。局长一下蒙了，心想，这钱又不是我非要拿的，为啥叫我签字。他对视着会计十分自然又正常的面色，又一想，对呀，移民局花钱，自己是一局之长，是法人，自己不签字，谁签？会计不见自己的签字，敢出钱吗……
责任就是这样扣在了局长头上，挪用移民资金的黑锅就这样莫名地叫局长背了起来。也许，这次移民资金的挪用，在一般的游戏规则中，并不算是问题。因为市长也好，企业也好，都是为的本地的经济发展，并非个人以权谋私。也许，这种事在兄弟市县比比皆是，并没有出什么问题，它们我行我素的依照着一种不是规则的规则运转着。可是，在济源就出事了，出事是因为有人告状。也许，市长们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人告状，他只是想在自己掌管的天下，即使做些违规的事，也不会出事。但是，他们自己却有提防，“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他们把告状的事作为万一，所以压根他们都不会签那个字的。当移民局长坐萝卜时，他们早已升迁或调走了。若不是时任市委书记的实事求是，为其说了公道话，说不准这个移民局长连找我谈事的自由也没有了，只能是在高墙内度过人生。更幸运的是，以后又有挪用移民款的事时，他死活不再签字了，他有了经验，谁追着要钱，谁去签字。
我很同情他。那天晚上，他只是反复强调他的小小要求，想再干些事，即使能到移民局下设的开发公司，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挣个500元、600元的就中，因为眼下他只能拿到200元生活费（一个月），生活确实太拮据了。
与他沟通之后，我当机下了结论，这个局长不是坏人，至少他的本质不坏，是命运与他开了一个玩笑，这玩笑的代价太大了。我准备为他解决些实际问题。心想，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能办的事应该为他办。我们不能把他推到社会的对立面。况且，他还有妻子、儿子、儿媳，他们更是无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