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在回归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不仅是回归了一种创作方法和原则，而且也回归了一种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多年来，我们只注意它的“突破”和创新，而忽略了它对传统的承续，以及和“十七年”某种范式的深刻的相似性。比如在评价“农民军人”的政治和道德标准的设置方面，——来自沂蒙山区的农民之子梁三喜以及靳开来，和雇农出身的苦大仇深的杨子荣，其实都是革命品质的化身和英雄主义的载体，只不过后者是以一种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式的方式表现之，而前者则是通过一种忍辱负重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平凡形象传达之。当然比较而言前者倒反而更加真实，因而也更加催人泪下。不过我想指出的是，二者在对农民军人的颂扬方面，都是不遗余力和不加保留的，在认识论方面，基本上遵循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即：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或者如毛泽东所规定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杨子荣们愈到后来愈加神话式的“高大全”自不必说了，就是李存葆也主要是着力于提升、弘扬梁三喜们身上的传统美德，而对其另一面则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更遑论“打击”与“否认”。靳开来违反纪律去偷砍甘蔗而导致触雷身亡，实在也算不上“缺点”，甚至毋宁说正是他实事求是勇于正视现实的优点，他爱说点牢骚怪话也恰恰反衬了他心底无私胸怀坦荡的磊落性格——李存葆是很懂得先抑后扬和欲擒故纵的——靳开来因此更加“完美”。为了梁三喜、靳开来这些农民子弟兵和他们身后的梁大娘和韩玉秀们，李存葆在《花环》中不啻喊出了两句话——“战士万岁”和“人民——上帝！”由此我们也强烈地体味到了洋溢在李存葆笔下的那种革命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这种对于农民军人的“偏袒”决不仅仅因为李存葆本人也出身农民，更由于一种认识路线和思维定势所致，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所致。李存葆其实是代表了80年代中前期的一种创作方向。推开来看，不光是在“前线”（南线）有一个《花环》，在更广阔的“后方”，在和平军营中，到处都活跃着农民军人闪光的身影和精神。——白雪皑皑的喀喇昆仑上，有老杨福们二千年如一日恪尽职守献身哨卡（唐栋《沉默的冰山》）；风雪茫茫的北方森林中，有韩国瑞独处深山维护着军用线路的畅通无阻（朱秀海《在密密的森林中》）……无论他们身处天南地北，也无论他们面对枪林弹雨抑或鲜花勋章，坚韧、顽强、勇敢、谦逊，如牛重负却任劳任怨，忠心奉献却不计报偿，就是他们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形象。这一批“农民军人”构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人物长廊中的英雄群雕。
率先谋求变化的还是李存葆，这种求变的企图表现在他发表于1984年底的中篇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这部作品以它比《花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悲剧性，和直接控诉“文革”的“趟政治雷区”的勇气，再次获得了轰动效应。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郭金泰、彭树奎、孙大壮等仍然是“农民军人”，但他们在这里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极左路线的牺牲品，他们的价值，就是“毁灭给人看”。一切罪恶统统归之于极左路线及其代理人，而他们却是完全无辜的，可爱的，甚至也是高大完美的。也就是说，这仍然是一曲悲歌式的颂歌，作家对他们行为价值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精神价值的质疑。所以，李存葆在这里求变的企图实际上是落空了，或者说没有尽力去达到，但是他在理性上对这些悲剧性人物认识和把握的深度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种导致真正的变革的可能——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孙大壮，土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归结于极左路线的重压，也在于他们的无知。在这些战士身上，生活的艰辛铸成了他们的美德，文化的贫乏造成了他们的蒙昧。嘲讽这些普通而可爱的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只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是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带着朴素的感情再次高喊“中国士兵万岁”！同时，也不能不影响他更加全面、更加辩证因而也可能更加深刻地审视农民军人的根性和灵魂。
也许很难评判，也许“形势比人强”。当时的人们对作家们要求得并不太多。在对《坟茔》好评如潮的赞颂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类似如下的看法——“我认为《坟茔》可以说是一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壮美的悲歌和战歌。”“党、国家、民族、人民是圣洁无瑕的，但这圣洁，是通过正义与邪恶搏战的电闪雷鸣，而愈来愈闪亮，愈来愈光辉，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人民的胜利，党中央伟大决策的胜利，而小说把这巨大现实深刻表现出来，就是成功。”——“圣洁无瑕”的农民军人的悲剧也必定以壮歌和颂歌的形式来传唱，这是一时之风尚，也是一时之局限。那么，颂歌式的“农民军人”主题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奏的呢？
四
1985年是个重要年份。这是个小说革命的年份。它的革命性不仅表现在小说技巧方面，比如说出现了先锋小说；同时更表现在小说观念方面，比如说出现了“寻根”文学。就世界范围而言，“寻根”——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寻找民族精神之根，乃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思潮。中国文学界“寻根”之滥觞，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有受世界性思潮诱发的远因，更有本国本土自身需要的近因。这是我们民族在开放之后，面对异域文化的挑战、挤压与刺激，重新设定我们的前进目标和出发点时的一种深谋远虑的文化精神的“返祖”与皈依。恰如寻根者们所说：“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在这种理性精神的导引下，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一批作品联袂出台，以其新颖而古旧的面目让人们瞠目结舌。与其说人们惊讶于其中所展示的蛮荒、刁横、古远的地貌、民情与乡风，还莫如说诧异于活跃在其中的人物的麻木、蒙昧与呆滞。丙崽诸君其面目让人陌生而又熟悉，不能不联想到阿Q的种种形状，从而豁然洞见我们民族的根性与负面，重又体味到“悲凉之雾，遍披华林”。
“寻根”文学打着挖掘我们民族文化的审美底蕴的旗号，实则超越审美层区一晃而过，直抵民族政治文化积淀的内核。换言之，韩少功们其实是承五四精神，重操鲁迅刀法解剖“国民性”来也。
“寻根”文学就是带着这样一种重新审视与拷问我们的“国民性”（主要是“农民性”）的眼光、视域与思维而逞一时之盛的，并迅速逸出文学界，波及到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刹时间，各种观点、论调彼此唱和，蔚为大观。不知不觉中，那种通行多年的历史观被解构了，农民文化中的负面影响被揭示出来，农民头上的美丽光环开始黯淡，并从一种革命巨人的高度降到一个平面上，让人们得以平视乃至俯视，无数新的发现让人们有如醍醐灌顶，大梦方觉，耳边重又轰然响起毛泽东的教导——“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由“寻根”文学引发的“农民神话”的怦然坠落，使农民军旅作家们猝不及防地面临了双重挑战：一是你怎样正视作为农民子弟的自我？二是你怎样表现你笔下的农民军人？不难想象，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的失落、彷徨、游移和心理不适是在所难免的。
莫言，作为此一阶段中农民军旅作家的代表，脱颖而出弹奏起了“农民军人”主题的变奏。他几乎一上来就跳到了和李存葆遥遥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农民的自卑感和自虐感，取代了革命农民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金发婴儿》是莫言反映当代军人生活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农民出身的指导员孙天球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可笑可怜的角色。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他一方面要教育刚刚移驻城市的连队官兵拒腐蚀永不沾，一方面自己却长期偷偷地用望远镜从窗户里窥视邻近公园一座美女裸体塑像。以致有一次，卫生员悄悄给他的望远镜抹上紫药水他竟浑然不觉，当他的眼睑上戴着一副紫色“眼镜”走进饭堂时引起了全连大笑。然而不仅如此，最让他难堪的却是他妻子在家乡长期与人相好，小说的结尾是他回家捉奸，并亲手掐死了那个私生的“金发婴儿。”（试想想，指导员孙天球和连长梁三喜的形象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小说的感觉、语言和技巧无疑都是一流的，但更耐人寻味的却是孙天球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的猥琐行为和变态心理，和他所具有的尴尬的双重身份与反讽意味，以及作家在创造并描述这一切时既悲哀而又不无快意的复杂心态。
是的，莫言正是以一种对农民军人的刻毒的带有恶作剧和夸张成分的嘲讽来掩饰一种骨子里的自卑和自怜。然而嘲讽所带来的快意过去之后，肯定是一种更加深刻的难以排遣的悲哀。这种自卑和自哀是特殊的，是莫言之前同样以反映农民为主的所谓“乡土作家”和“准乡土作家”们所不曾有过的。韩少功们的“知青视角”和高晓声们的“右派视角”观测到的多是一种局外人的大夫式的“诊断”结果，深刻性或许有之，自卑感却由来无自。原因皆在于他们都只“当过”农民，而毕竟不是真正彻底的农民。至于五四那一代人就更不用说了，鲁迅、沈从文、茅盾、路翎等等，不是豪门大户的后裔，也是小康之家的子弟。正如李泽厚所指出：“中国的知识者本来大半出身于小康温饱之家，即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儿女们……如果说，五四一代尽管高喊‘劳工神圣’，赞美人力车夫，但最后仍然是坐了上去‘拉到内务部西’”。沈从文倔强不逊自称是“乡下人”的口吻和语气，其实并无自卑之意，或许倒还有点倨傲之气。此乃因为他这个“乡下人”只是相对都市人而言（他实际上也并不尊重都市人），而相对真正的乡下农民而言，他却是名门之后（他祖父沈宏富不是还当过贵州提督么？）完全具有经济、文化、地位上的优越。而这一切，都是莫言们所望尘莫及的，再比如，在整个当代文学中，莫言主要是以一个新乡土作家的面目出现的，可他笔下的乡土又是怎样的乡土？就连童年生活也充满了像《枯河》一般惨痛的记忆，而只能在心的一隅保留像《透明的红萝卜》一样的虚渺的梦幻。这和童年鲁迅跟着雇工的孩子去到撒满月光的金色沙滩上看守西瓜（《闰土》）的美丽场景相去何远，隔膜何深？所以说，对于奠言们而言，沉重的土地除了先定地给予了他们以某种特定地域文化的浸润之外还能有什么呢？一旦再把农民在政治上精神上虚幻的支柱抽空之后，他们又凭什么能够不自卑呢？就连西方学者也看得很明白：“仅仅由于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农村人和都市人。笔者注）划分成两个种族。种族间的排斥感明显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悯与嫉妒、隔膜与挤入，成为城乡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因此，莫言虽然还不至于以“乡下人”为耻，但也决不至于像沈从文那样津津乐道；或者像阿城那样，谈论起来优游闲适而审美；又或者像史铁生那样对“遥远的清平湾”心心念念一往情深。莫言甚至对“农民出身”、“农民意识”一类话题“非常反感，而且痛恨”，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出身农民，还在农村呆了二十年，说我有农民意识，我不敢也不愿否认。”但接下来，他的反诘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除了农民意识还有什么新的更先进的意识么？难道出身高干家庭的干部子弟，他身上就没有农民意识吗？”问题当然问得不算错，但显然已经不是心平气和地在同一层面讨论问题了，至少也说明了一种心态的偏执。以此观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莫言在《红蝗》等作品中那种对都市人乃至都市文明的激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