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莫言主要是通过《红高粱》、《红萝卜》等一批非现实军营生活的乡土题材作品来表达他对乡土与农民的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并经由对野性的呼唤与张扬，承接上了一度弥漫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野兽气息”，目的仍在于“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这种积极的努力和意义是有目共睹的，也毋须我再饶舌。但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奠言对当代农民军人的“变形”塑造（除《金发婴儿》之外，在他的两个小短篇《苍蝇.门牙》中对当代农民军人的漫画化荒诞化描写比之《金发蜜儿》更远甚之），并由此透视出他深重难解的“农民自卑”情结。也许这种情结在奠言整个的创作中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在此一阶段“农民军人”主题的创作中却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对莫言本人而言，它一方面深刻表明了莫言与乡土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导致了他心态的偏执，影响了他对当代中国农民军人描写眼光的平和、公允、冷静和客观。对整个农民军旅作家群体而言，它也妨碍了一种心态的调整，既不利于对自我的重新定位，也不利于他们对作为表现对象的农民军人的重新定位。而不能对自我和对象给出一种与时代认识水准相适应的“定位”，这一主题也就容易变得悬浮、飘移和含糊不清，其表现形态也就不能不因此停滞乃至萎缩——李存葆等人此后的消遁固然跟个人的原因有关，但和这种因心态失落失衡以至始终找不准农民军人的重新“定位”，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作为对莫言漫画化荒诞化处理手法的一种比照或者反拨，我们也注意到在此一阶段中，还有宋学武、周大新等人对“农民军人”主题的小心谨慎的推进与探索。在宋学武那里，身处前线（南线）的连长也罢，士兵也罢，负伤住院也罢，持枪警戒也罢，既没有英雄行为，也没有豪言壮语，心里渴望的只是“头上有一片阴凉”或“家中小院的那一片温馨”，颇有点“五母鸡、二母彘”，“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味，本真倒是本真了，但终因格局的促狭而略嫌琐屑和小器（《山上山下》）。而在周大新那里，一个农家女子带着一身泼辣与豪爽走进了军营走上了前线，并以一种出格的方式表达了对参战小战士的怜爱，虽奇特而动人，但却过于戏剧化，理想多于现实，仍然让人嗅出几丝《花环》的气味（《汉家女》），都未能成大气候。（苗长水充满人情人性美的“沂蒙山系列”亦可看做针对奠言路数的一种反弹或另辟蹊径。但因苗不是典型的农民军人作家，故不列入本文讨论。）值得一提的倒是来自另一个“阵营”——来自军门子弟的青年军旅作家群体对于农民军人的评判。朱苏进、海波们犀利甚至有几分刻毒的“第三只眼”，将农村战士身心中掩藏的诸如狭隘、多疑等短缺一览无遗并给予毫不留情的揭橥与曝光。（《第三只限》、《铁床》）不能说他们的观察不准确，不锐利，不深刻，但是因为他们那多少有些局外人的冷漠感和居高临下的俯瞰感，而在情感上不易被农民军旅作家和更广大的农民军人所接受与认同。
概言之，80年代中后期的“农民军人”主题，在旧的价值体系已然崩毁而新的价值体系又很不清晰与明朗的文学情势下，处于一种探索的过渡性“变奏”之中。
五
进入90年代以后，如果说军旅文学还有什么可骄人之处的话，那就是“农民军人”主题的豁然展开。追根溯源，这一展开却是和一位退伍的前农民军旅作家的一部作品密切相关。这就是刘震云和他的《新兵连》。这部后来被研究者们“追认”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作品，就在于它较早地体现了“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象，展示原色魄力”等一些“新写实”的基本美学特征。而这种种特征，恰恰击中了一批陷于农民军旅人生困境中无所措手足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的要害，使他们幡然猛醒，从中看到了“生活自身的朴拙、硬度和质感；新鲜而酷烈的生存原色；坚实的大地和大地上的风景；不惮于‘恶’、‘丑’的严酷而粗糙的美……”看到了他们身边一群群朝夕相处的亲切可爱而又灰头土脑的农家子弟兵们，看到了生活中的种种美好的和丑陋的故事，而这一切，竟然就成了今天的小说，并且感动人。于是，被长期压抑的苦闷需要宣泄，被绿色包裹的青春热能需要释放，自卑感被一种正视自身的坦然所代替，被一种原来“别人也都活得不容易”的“发现”所安慰和平衡，被一种倾诉的欲望所冲决，于是，当代农民军人便也带着人生的重负走进了文学。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给“农民军人”主题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可以说，“农民军人”主题的重奏恰是“新写实主义”在军旅文学中的回响。
《新兵连》的题材取向直接诱导了陈怀国的《毛雪》。如果说前者贡献了一种“新兵现象”，那么后者则继续前推，推出了一种“前军人”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军人的新视角，一个“从农民到军人”的首要环节。作品主人公“我”这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竞争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具有普泛性质的。正如作者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盼望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农家军歌》）——这就是时至今日，中国最广大的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们最真实纯朴的入伍动机！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毛雪》和《新兵连》中所发生的种种明争暗斗，不难想象他们是带着怎样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现实重负与历史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的，而他们企望以此来“逃离土地”的梦想又多半是要落空的。这固然有历史的根性的制约，也有物质贫困所造成的文化匮乏的现实条件的束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陈怀国恰恰把他那一群来自鄂西山区的农村“老粗”们置放在核基地之中——一方面是刚刚从土地和历史深处走出来的人群，一方面是最先进最尖端的现代化科学研究，这种遥远如天上星辰的反差已经决定了这群人难以进入这种事业的“腹地”，而只能在偏僻的“边缘”干一些诸如守场、烧砖、最好也不过是开车之类的工作。这样，他们黯淡的军旅生涯的结局就已经是先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无岸的海》就成了一个多层象征。一是它象征了核基地戈壁大漠的茫无际涯；二是它象征了农家子弟难以达到理想终点的军旅人生；三是具有更广阔的涵盖面及深刻性的象征，即象征了当代中国农民军人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跋涉和痛苦寻觅。而相当多的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将难以找到他们的“锚地”与“彼岸”。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头是“岸”——重新回到土地。
问题是回到土地以后的结局继续让人沮丧，《农家军歌》中的二哥、大哥相继退伍还乡，收获是“都从部队带回些习惯。二哥爱把那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大哥乡音土语少了一些，的、地、得咬字清晰。”并“乘着还穿着军装先拾掇了个女人”，再则因了复员军人与党员的身份当上了生产队会计，但最终又因为男女关系和经济问题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显然，一身军装的替换，几年军旅的历练，不仅没能把他们的内体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也没能将他们的灵魂从土地中超度多少。那些和他们的生命一起从土地深处滋生出来的劣根性和优根性始终纠缠在一起，和他们相伴而行，相反相成，随着环境的改变而相互搏击着，相互消长着。假设大哥们一旦在部队提了干掌了权，他们又将如何导演他们的人生活剧呢？
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恰恰从这里开始起步。如果说，从《毛雪》中的“我”开始，离开土地走向军营，经由在“无岸的海”，一般的军旅岁月中的肉体并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最终又回到了土地，匍匐在土地，陈怀国的“农家军歌”侧重唱出了一群农家子弟的肉体“逃离土地”的失败与悲哀的话，那么，阎连科的“农家军歌”集中咏叹的则是他们的精神“逃离土地”的失败与迷茫。
阎连科是带着他20年“瑶沟”岁月的烙印和15年军旅生涯的体验来吟唱他的农民军人咏叹调的。他笔下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和自己经历相仿佛的农民中的人尖子，不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狡狯提了干，而且一般都已当上了基层主官：连长或指导员。比起他们那些早已退伍还乡的老乡和战友们来，他们是幸运的佼佼者，但比起他们的人生目标来，他们又仍然是“无岸的海”中的苦苦泅渡者。其实他们的目标并不高远，甚至可以说很渺小很卑微。农民军人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当将军的梦想一般与他们无缘，他们具体向往的只不过是再往上“爬半职”，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彻底地“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祁连长最大胆的一次想象就是站在阅兵台上触景生情想象自己当了团长——“那个时刻，是何等灿烂，何等辉煌，妻子为自己荣升团长而不知如何是好；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在阎连科看来，这已经有点想得太离谱了。实际上，从连到营的半级对他们来说也总是高不可攀，似乎唾手可得而又遥不可及。这就是阎连科精心为他的主人公们设计的一道“坎”，这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个衔接点，连长指导员们因它的诱惑和刺激而拼搏而跳跃，企图一举跃过“龙门”，而现实又常常使他们铩羽而归。在这个痛苦支撑的漫长过程中，土地的浓重阴影不仅压抑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更笼罩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
在常态环境下，祁连长和杨指导员是一对“爬坎”的好搭档，为了争任务，评先进，各自调半级，他们绞尽脑汁上窜下跳，送礼、游说、拉老乡，封官、许愿、搞平衡，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配合得天衣无缝，指挥得游刃有余，农民的智慧与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和平雪》）。与此形成反照的是，在非常态环境下，在一个战士盗枪自杀的突发灾难降临之际，赵连长和高指导员就成了一对“爬坎”的“敌人”，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瞬间反目成仇，相互推诿，栽赃乃至陷害，或者下跪求情，或者金钱收买，以恶对恶，以毒攻毒，虽然最后仍是良心发现，义气为重，但其间自私到极点的种种无赖行径也足够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夏日落》）。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他的主人公们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辩护理由，这就是一种“农民逻辑”——炊事班长给连长下跪为的是转志愿兵，转了志愿兵就可以吃商品粮，可以找到老婆，而他兄弟八个六个打光棍；连长给团长下跪时说的是：你不是农民不知道农民心里想些啥，我做梦都想把老婆孩子户口弄出来……
难道土地对于农民（军人）的禁锢就真有这么可怕吗？也许我们有理由怀疑阎连科的“农民逻辑”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如果对他的“瑶沟人”悲惨的生存境况记忆犹新的话，我们又无法不相信“逃离土地”对于农民（军人）不可抗拒的巨大迷惑力。这或许也正是阎连科们坚持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精神，重视与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尊重与理解农民军人们对于切身利益的需求和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者从来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相反，他们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加潜在的危险和更加发人警醒的问题是在另一面，这些连长指导员们运用“农民逻辑”指导下的充分农民化的手段、心计和思维来谋求彻底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与命运，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循环论的“怪圈”吗？即农民是不可能真正战胜自身的，即便他们的户籍乃至妻子儿女的户籍脱离了土地，他们的精神却依然在土地上爬行；或者说，土地的幽灵仍将长时期地游荡在他们的心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