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家军歌”问题
朱：九十年代的军旅文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农家军歌”的问题。这对九十年代的军旅文学非常重要。比如以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农家体裁”，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军人”的生存状况。如果说八十年代莫言、李存葆写农民军人是一种俯视角度，九十年代的农家军歌则是以平视角度来写。
“农家军歌”的提出是我从两类军人的划分开始的。“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从有战争开始时就已基本形成。八十年代及以前的农民的特点是以土地为归属。而近十余年来，由于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和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则以“逃离土地”作为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当代农村青年除了靠考大学跳出“农门”之外，应征入伍是他们另一“逃离土地”的渠道。他们大批涌入军营，成为穿上军装的农民。因此，“农民军人”就成为一个双重身份和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既有军人的特点，又有农民与生俱来的个性和心理，虽然离开了土地，但他们和土地之间实质上还属于一种半脱离状态。但是，同是农家军歌却也有不同的抒写。陈怀国的作品中都是写农民军人想要脱离土地却又失败的故事：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民军人在面对现代化的军营发展时，在与高科技的较量中彻底败下阵来。而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却都是实现了最低目标：提干留在了军营，但是却又都挣扎在“连职向营职”这个坎儿上，停滞在另外一层的矛盾、痛苦与挣扎中。
张：这有点像“鲤鱼跳龙门”，最终还是没有跳过去。
朱：我以前曾批评过阎连科的作品中总带有一种苦难意识。农民的优点在以前的作家笔下写得较多，后来的作家则淡化这一部分，并且着重写缺点，这样的作品一直可以推到《遍地葵花》为止。而阎连科写《大校》则是一种转向，当然这里面有下意识和迎合的成分，作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农家军歌的大致发展脉络就是如此，但井不是到这里为止，而是最终要“寻找合点”，在传统与现实农民与军人之间寻找合点。这在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里可以找到一些验证：江涛代表军门子弟，刘宗魁则是农家子弟，但更好的却是两者的结合，朱秀海的作品里有这些意思，柳建伟的《突出重围》也有这个意思。
张：关于农家军歌，我想和你商榷一下。到目前为让，我认为受到强调、引起重视的农家军歌是偏于低调的。但是从中国现实性的一面看，农民还是有其高调的东西。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我们过去讲农民的局限性，总是讲农民的个体生产方式造成的自私和狭隘，并且强调说个体农民要被大集体大工业生产方式所取代。这一点，在当下被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秦晖《田园诗和狂想曲》（一部农民学专著）中谈到：在美、法等发达国家，“农民个休户”仍然是非常普通的。所以我们对我国农民局限性的批判不应是其个体性，而是其封建宗法性。另外，农家军歌的理论也不是很完善的，实践证明它过于低调。你讲到《遍地葵花》，我曾经谈过，作者为了证明农民军人的局限性，让人物演绎理念，证明农民的局限性，就不断地人为地让主人公犯错误和堕落。当然，农民有其自私、愚昧的一面，但回看二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农民的首创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到现在也不能说城市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效果却是一目了然的。从中国政治改革的角度来讲，农民的积极性也是不可低估的。从东北农村所创造的“海选”，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也就是说，农家军歌既要有低调，又有高调，像赵琪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衣向东的《老营盘》。对于农家军歌的理论倡导，“农家军歌”的提出，确实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但是，就此而言，目前是对于低调的一面肯定过多，对于高调的一面似乎有所忽略。
九十年代军旅文学的缺憾
张：我们以上谈的都是特点和优势，其实军旅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弱点就是：文化根基不深。九十年代文学是处于文化关照下的，不论是文化散文的兴起，还是其它作品，都是文化内涵的开拓和延伸。九十年代初的陈忠实的《白鹿原》的成功就在于其文化底蕴的深厚。另外，像地方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韩步功的《马桥词典》等作品，其长处就在于其文化。文学创作的技巧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文化背景、思想底蕴的深厚与否的较量了。这方面的力量之于作品犹如高山大海一样。军事文学的发展在文化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苏联的卫国战争打了三年，作品却写了有三五十年，而我们呢？这也取决于对民族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的了解有多深。我们既没有出《静静的顿河》，也出不了《战争与和平》，其实从我们战争的事件、人物等的复杂性来看，是有许多可挖掘的东西的。这还在于我们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理解，对革命文化的理解都非常浮浅。而且我们对中外军事文学作家研究、深入的程度都还不够。
第二个弱点我想九十年代军旅文学界批评队伍的流失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八十年代非常活跃的韩瑞亭、黄建中、丁临一、黄国柱、叶鹏等，现在都发言不多。在八十年代对军事文学的研究曾经是非常繁荣的，但是九十年代却在各方面都流失了。
朱：九十年代的军旅文学，具体分析问题还是很多的。除了你刚才说的，从总体上看，我认为部队作家相对来说较为功利。这其实是个两难境地，军队本身的局限性很大，除了自身的能力、研究不够外，还是有其自身的难度，要完全否认也是不行的。现在民间立场强调的较重要，反主流反合作等成为重点。但这些要是在部队倡导确实存在问题，军旅文学的创作可谓是“带着镣铐跳舞”，但这是它本身的特点。军队本身的体制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一种特色。就如同进入这个轨道不可能去走另一个轨道上的路，而只能沿着既定的轨道走才可能向前推进。莫言是个特例，游离在这个轨道之外，阎连科是处在这个轨道的边缘，但最终却也写出一个《大校》。但是不管军队本身的体制限定如何，作者心里一定要有个限度，有个标杆，军队本身的限制对作品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特例，像李鸣生就会定位在“题材”的垄断上，因此他是成功的：金辉则是选择一种知识性，去探讨人性，他的特点又和其他作家不同。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像去年抗洪，作为军队作家，不写都不行，这就带有一种军队特色。
张：对，抗洪是个很鲜明的例子。不但把抗洪的作品专门拿出来单独评奖，而且在八一奖中又评了一次，由此可见对它们的重视程度。
朱：对，这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而且反映在报告文学上较明显。正因为急功近利，所以文化的沉积不够。你刚才说要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把握，这在陈怀国的小说里表现得其实非常明显，他总是努力想要在作品中挖掘出这些东西，只是没能成功，理性的穿透力有些力不从心。而柳建伟就要好一些，这得归功于他的理论功底修炼得较强，因而思想的穿透力也较强。
张：我认为这个理论功底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的：一个是社会思想方面的理论，再一个是关于长篇小说的理论。
朱：这也正是陈怀国所欠缺的，他的作品中之所以写到后面的人物上不去，不到位，就是理性分析不够。这就又回到你说的文化关照下的文学创作。从八十年代走到今天，也一路淘汰了不少人！
张：能走到今天的都是在某一方面“吃”得较透的，如周涛对于“边疆文化”，周大新对于“南阳文化”，朱苏进对于“军营文化”等等。体刚才是从客观环境来着眼谈弱点，我感到其实在我们批评家的身上，还存在着感情和理智的矛盾。比如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现在越来越低，而且成为一种大趋势。并且这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冷静的批评。从理智上讲，我们都认可“十七年”作品的艺术性确实不高，但是从感情上讲，它是随着我们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一起走到今天的，带着我们这一代人童年的记忆和那个时代的烙印，那种感觉和记忆在我们心灵上刻得太深了，所以总是不忍推倒以前的美好记忆、客观上做到去狠狠地批评它。这也影响对军旅文学的评价。
朱：我也有同感。就是那种“不忍心下狠手的感觉”。（笑）张：其实说到搞理论批评，批评家应该是不偏颇的。相对来说，理智不应该受情感的支配，才可能更客观地评价作品，我愿意在一部作品别人说“好”的时候，就说点“不好”的给大家“降降温”；大家都说“不好”的时候，我就想找出他的长处来说些优点。理论批评，从理智上讲应该“众人同法”，但对于新人，我总认为可以宽容一些。正所谓推倒一尊新雕塑而后抛在脑后十分容易，但是真正能发现它的优点并能够花费心血去重新塑造它却很难。可是，我还是愿意去做个塑像的人。
朱：我的原则也是“对名家责之以严，对新人待之以宽”，为推出军旅文学新人而不遗余力。
（原载《南方文坛》二000年第三期）
7.坚守与突围
——与傅逸尘谈新世纪军旅文学
市场经济背景与英雄主义的回归
傅逸尘（以下简称傅）：您如何评价新世纪军旅文学的成就和现状呢？或者说，军旅文学在世纪之交的文学生态危机的背景里，发生了怎样时变化？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文学分期应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研究，单纯地按照时间进行划分有时候并不准确，但当代文学就是这样一路走来，比如说新中国的建立、“前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等阶段就是依托于政治上的时间段来划分的。上述阶段的文学特点比较集中，鲜明，而且受政治影响比较大，也较容易区分，但新世纪文学这一提法，其根据如果仅仅是因为进入了新的千年，就说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理由显然不够充分。我想，这就需要向前回溯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里有一个隐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就是市场经济。相对于政治上的运动，经济领域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更加隐蔽，但却强力而持久。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渐趋成型，渐趋完善，开始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大的变化，也是新时期文学进入新世纪的一个大的背景。
军旅文学也是这样，刚刚进入市场经济时，军旅文学所处的生态环境就是“商业语境的强化与政治语境的弱化”。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军旅作家们一度有点不知所措，但经过十余年的适应、磨合，大家又找到了自己，有了新的定位。就文学本体而言，那就是迎来了新一轮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回归。在经过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之后，有一度因为矫枉过正，信仰或者说精神的重建与重构又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同步行进，甚至是一种反弹，正是因为有些东西失去了，人们才更加怀念，更加渴望。最经典的例子我觉得是都梁。二000年五月，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这应该是文坛对《亮剑》的第一篇专论。都梁写作《亮剑》的生活依据来自战场，与他军人家庭背景有关，而情感依据则来自商场。他见惯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无情无义，他就越加地怀念侠义、忠诚、英雄，于是就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傅：市场经济与文学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市场经济一方面冲击了文学，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文学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召唤与回归。
朱：这就是新世纪军旅文学在文学生态和文学本体方面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像十八世纪英国的湖畔诗派对工业文明的反驳一样，时隔两百年，新世纪的中国军旅文学也是如此。我觉得现在军旅文学中的英雄甚至比“前十七年”时的英雄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真实，更加人性化，这也是一种突破和发展。像《亮剑》中的李云龙为了抢救自己的老婆就可以发起一场战役，这在以前的军旅文学中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我军有很多这样的悍将，充满了创造性、反叛性，甚至有些狂放不羁。像李云龙、石光荣等等。
现实题材需要“正面强攻”
傅：新世纪军旅文学以长篇小说的繁荣为标志，在短短五六年间就收获了几十部长篇小说，比较重要的作品有：朱秀海的《音乐会》、王玉彬、王苏红的《惊蛰》、方南扛的《中国近卫军》、王树增的《长征》（非虚构类纪实文学）、徐贵祥的《明天战争》《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张卫明的《城门》、苗长水的《超越攻击》、刘静的《戎装女人》等，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历史和现实题材两大阵营。记得二00五年八月您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军旅文学的两种失衡》对现实题材军旅文学创作的虚弱提出了批评，那么现在现实题材军旅文学至少在数量上和历史题材打成了平手，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近两年现实题材的军旅文学创作得到了加强呢？相较于历史题材，现实题材是否是一种更具难度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