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谭功达从床上醒来，见太阳已经升高了。又听得窗户外面人声鼎沸，锣鼓阵阵，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因见高麻子正坐在一边抽烟，便问道：“麻子，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高麻子道：“今日是农历四月十五，正逢夏庄集场，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集。”
谭功达“噢”了一声，看了看高麻子，又瞥了旁边站着的白小虎一眼：“农村的集市，上面不是专门发了文，不让搞了吗？”
白小虎见谭功达走到窗下的脸盆架前，正要洗漱，早已趋到跟前，将一杆挤满牙膏的牙刷递到县长手中，谦卑地笑了笑：“这农村的集市是旧风俗，已延续几千年，若完全不让搞，恐怕也不现实。如今的供销社，生产资料供应严重匮乏。别的不说，到了收割的季节，农民要买把镰刀，都难上加难。我们几个乡干部一商量，决定搞一个社会主义新集市，除了生产资料的交换、日用品的买卖之外，我们还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表演队，在集市上表演，也算是移风易俗，古为今用吧。”
谭功达听他说话有条有理，看上去人也显得精神伶俐，办起事来似乎颇有决断，比起孙长虹那昏聩糊涂的窝囊废，的确不知强了多少倍。只是他的头发梳成主席像的样式，有点不伦不类。想到这儿，心中的火气顿时消了大半。
高麻子在一旁道：“白乡长昨天见你喝醉了酒，惟恐有个山高水低，放心不下，在你床边守了一夜，早上四点钟才走的。”
谭功达听高麻子这么说，想起昨晚的事来，心里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便对未来的大舅子笑了笑：“昨晚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怪白庭禹这个狗娘养的，这么大的事，他竟然连个口风都不漏给我。”
白小虎也笑了起来。他见谭功达洗完了脸，赶紧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雅致的白瓷小瓶，递给谭功达，谭功达看了看，用手一挡：“雪花膏？我不用这个。”
用过早餐，谭功达忽然来了兴致，对白小虎道：“我这就去见识见识你的新集市，怎么样？”
白小虎连声说好。自己在前面带路，乡干部簇拥在后，一行人走到院外，穿过那条阴暗的巷道，鱼贯而去。出了巷子，外面就是一大片水塘，岸边栽种着菖蒲和茭白。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坟包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集市沿塘而设，一直延伸到祠堂边的打谷场上，万头攒动，场面盛大。数不清的铁器、竹器、木器和各色农具沿路排开。祠堂边还搭有一个戏台，宣传队的演员们正在表演三句半，引得围观的人群不时发出哄笑。孩子们都爬在树上，连围墙上都站满了人。集市虽然热闹，却丝毫不见纷乱，乡里组织的民兵佩戴臂章，正在巡逻。
开始的时候白小虎还紧紧地跟着谭功达，碰到县长没见过的东西，他就逐一介绍：连枷、牛轭、空竹、会叫的风筝、鞋楦子……谭功达连连点头。一见到故乡的这些物件，谭功达心里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可是不一会儿，他们俩就被人群冲散了。谭功达看见高麻子正在一个卖泥人的摊头前向他招手，就挤了过去。
“这个泥人挺好玩的，你要不要给小娴买一个？”高麻子道。
“她是本地人，从小见惯了这些玩意儿，哪里会稀罕！”谭功达把小泥人拿在手中，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管她见过没见过！你给她买了，也是你的一点意思。她见了保准眉开眼笑。”高麻子说。
经不住高麻子再三撺掇，谭功达问了问价钱，就给小娴买了一个。高麻子抢先替他付了钱，两人正要走，谭功达忽然又踅了回去。他在泥人摊上又挑了个一模一样的买了。
高麻子笑道：“若是买两个，须是不一样的才好。”
谭功达道：“这一个，送给姚秘书。她是上海人，没见过乡下这些土玩意儿。”高麻子抿嘴一笑，正要说什么，只见白小虎已经到了跟前，就没再言语。
逛完了集市，谭功达就召集乡村各级干部开了个会。高麻子虽是外乡人，也被邀列席。会议开到一半，孙长虹来了。虽说是已经过了清明，可孙长虹还是披着一件破旧棉袄，脸色蜡黄，看来果然病得不轻。散了会，谭功达将孙长虹单独留下来谈话。谭功达问他昨晚怎么不来，孙长虹两眼一翻，拢了拢袖子，恶声恶气地道：“我倒是眼巴巴的想来给县长大人接风，可人家不让啊！”
“谁不让你来？”
孙长虹将脖子一梗，没再说话。
这时，一个乡干部凑到谭功达耳畔，低声道：“孙长虹生的是肝病，腹水得厉害，传染性极强。”
谭功达转过身去，对孙长虹道：“你们乡，有一个名叫张金芳的，你认不认得？”
“怎么不认得？”孙长虹道，“她是我的外甥媳妇，住在水库附近的兴隆村。”
“她三天两头到县上来胡闹，搅得信访办鸡飞狗跳，影响极坏。你们既然是亲戚关系，见到她好好跟她说说。”
“说个屁，”孙长虹大嘴一咧，直着脖子嚷道：“脚长在她身上，她爱去哪儿去哪儿，犯不着我来管这鸡巴事。”说完将他那破棉袄掖了掖，转过身去，径自走了。
谭功达气得面皮紫涨，半天说不出话来。白小虎见孙长虹当面顶撞，弄得县长下不来台，便笑着安慰谭功达道：“反正他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县长犯不着跟他计较。”
可一听他这么说，谭功达又隐隐觉得有些刺心，不禁抬起头来，重新把白小虎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吃过中饭，谭功达和高麻子告辞回普济。白小虎领着一帮人，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头的大柳树下，这才握手道别。
在返回普济的路上，高麻子一个人倒剪着双手，在麦陇中走得飞快。谭功达常年不走村路，加上昨晚醉了酒，身上有些倦怠渐渐的就有些撵不上他了。走了不到两华里，早已累得大气直喘。高麻子已经走到了一条湍急的溪流边，水上有一座小木桥，他在桥上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功达，我看你真的是变了。成天坐办公室，走个几步路，都累成这样。”
谭功达喘着气，骂道：“歇会再走，好不好？干嘛那么着急？是你们家的房子失了火还是怎的？”
清澈的溪水淙淙地流淌。成群的江鸥在桑林上空盘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养蜂人头戴面罩，正在帐篷前摆弄蜂箱。在他身后是大片起伏的坡地，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谭功达一屁股在溪边的茅草地上坐下，高麻子递给他一支烟。谭功达因见坡地上大片的红花，被阳光照得仿佛烧起来一般，便问道：
“那是什么花？”
“翘摇。”高麻子也找了个地方坐下，回答道：“又叫紫云英，我们当地人都叫它红花草。”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并不奇怪，”高麻子解释说，“五四年春上，鹤壁地委组织我们去花家舍参观，我见他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这玩意儿，就向当地的老农讨了些种籽带回来。当时我也是看着这花惹人怜爱，带回来种着玩的，没想到它却救了一村人的性命。”
“这紫云英难道也可以入药？”
“入药？”高麻子白了谭功达一眼，“你作为一县之长，怎么倒像个武陵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知道这些年，梅城一县，饿死多少人？鹤壁一市五县，又饿死多少人？普济乡倒是没死人，可全靠这紫云英救的命。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你可别小看这小花小草，生命力极强。播下种子，雨水一淋，十天半个月就开花了。河边、田埂上、山坡上，哪儿都能长，刀割一茬，没几天又窜杆开花了。这玩意儿，猪能吃，牛能吃，人也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呢。我去年腌了两坛子，还没吃完呢，待会到了家，让你嫂子弄一点来下酒如何？”
“那最好。”谭功达道。
论年龄，高麻子比谭功达还要年长一岁。当年他在普济读过几年私塾，一直在新四军军部做文书。皖南事变之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就连夜赶到苏北，找到了谭功达，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参谋。到了四八年，江南新四军改编时，他已经是团长了。刚一解放，高麻子要学那曾文正公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百战归来再读书”，地委行署的聂凤至要调他到县里给谭功达做副手，他一口拒绝。回到普济之后，就与当地的一个农妇结了婚，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经不住谭功达软磨硬泡，才答应出来做了个乡长。
说起县上的事，谭功达一肚子苦水，不知从哪儿倒起。好端端的一件事，一旦到了自己手上，立刻就成了烂泥一团，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刚刚诉了几句苦，高麻子就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替你想想，倒真是够呛，别的不说，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那一个”指的是谁，心里闷闷的。
“再说了，天上风云不测。”高麻子接着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人要学朱元璋，有人要做李自成。你在底下当个芝麻绿豆官，滋味肯定不好受。”
谭功达听他话中有话，不禁吃了一惊，朝四下里看了看，虽说不见人影，还是压低了声音，问道：“李自成怎样？朱元璋又怎样？”
高麻子将手里的烟蒂捏了捏，续上一支，道：“这李自成就不用说了，当年后金的大军逼近北京，大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闯王仓猝在陕西米脂起兵，在崇祯帝的后脊梁上狠狠扎下一刀。你说他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救大明吗？虽说攻下了西安城，他不是立刻就改西安为长安，做起那大顺帝来了吗？再说他手下那一帮人物，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还不是图个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可一旦分封既定，夙愿已足，却偏偏有人要给他来个托洛斯基式的‘不断革命’，你说这伙人受得了吗？这一流的人物，史不绝书，大多目光短浅，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区区一个书生李岩，又能顶个什么用！”
“可朱元璋就不一样了，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口号中，他的志向可见一斑，一旦做了皇帝，河清海晏，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眼光、胸怀又未免过于远大了些。他要那天下江山，千秋万代都姓了朱，永不变色。手底下的那二十四员悍将，没有一个看得顺眼。胡惟庸是怎么死的？李善长又是怎么死的？洪武帝为何又废除宰相一职？修竣法，严吏治，天下山河都入梦中……哎，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听得懂？”
“不过，最可笑的，这世上还有一类人。本是苦出身，却不思饮食布帛，反求海市蜃景。又是修大坝，又是挖运河，建沼气，也做起那天下大同的桃花梦来。”
高麻子前面说了这一大段，絮絮叨叨，谭功达听得似懂非懂，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可到了后来，谭功达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家伙，原来是变着法儿骂人哪。”
高麻子从地上站了起来，拍拍屁股：“随便说说，不足为训。”
谭功达虽然意犹未尽，也只得把手中的烟头在地上掐灭，站起身来。两人过了木桥，沿着桑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朝普济走去。
一路上，谭功达旧事重提，问高麻子愿不愿意来县里工作：“你可以屈尊先做一年的民政科长，过度一下。来年再进入县委常委的班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地委的聂书记也多次这么建议过。”
高麻子小心地替谭功达拨开纷披的桑枝，没有理会他刚才的话，只是道：“老虎的身体也不好，身上有旧伤，又有哮喘病，嘴里的牙齿都让大夫给拔光了。去年春节我专门到鹤壁去看过他。他的记性也大不如从前了，人也有些颓唐。只要他在位子上待一天，你还可以放心做你的县长，可俗话说得好，荷尽已无擎雨盖，他那边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以后的情形就不好说了。凡事都要有个长远考虑。”
谭功达抢过话来，再次劝道：“就因为这样，我才想着调你上来，给我搭把手。”
高麻子忽然站住了，转过身来，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谭功达，半天才说：“我还不是为你好吗？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万一你在县里出了什么事，我这里好歹还有你的一个容身之处。普济是咱们的根据地，大后方不能轻易丢掉。”这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有些伤感，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低着头出了桑林，一路无话。
快到村头的时候，高麻子也许觉得气氛过于压抑，便拍了拍谭功达的肩，笑道：“你的那个从上海来的秘书，她叫什么来着？”
“姚佩佩。”
“对对对，姚佩佩，”高麻子道，“这个姚佩佩，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怎么觉得，这孩子，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谭功达一愣，急道：“你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哪有这事？”
“怎么是瞎说？”高麻子不依不饶，“那天中午你们刚到的时候，在酒桌上，我提起白小娴，你瞧瞧她那反应！虽然善于掩饰，可在我的眼中，她倒是一览无余。”
“人家哪有这意思，你不要胡说。”谭功达虽然假作恼怒，可咧开的嘴却怎么也合不拢。
“万无一失。”高麻子道，“我没别的本事，可是看人还是有一套的。论长相，她倒是一点也不比白小娴差，若说聪慧灵秀之气，更是小娴不及。要是在旧社会，我就要劝你两个人一起收了。”说完高麻子哈哈大笑。
“什么乱七八糟的！”谭功达笑道，“我跟你说正经事，你就不搭茬，说起这些没边的事来，倒是浑身是劲，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放着这么一个花容月貌的妙人在身边，整天在一个办公室同进同出，你敢说你就没动过半点心思？你若对她没有一点心思，怎么会好端端得记得在集市上买个泥人送给她？鬼才相信呢！只怕是妖桃秾李，一时难以取舍吧。功达兄，我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说说怕什么呀，我又没逼着你去娶她。”
一番话，说得谭功达心里七上八下，满腔的熔岩铁水似乎就要喷薄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