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谭功达右侧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者突然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敬酒。谭功达忙不迭地扶了他一把，自己也站了起来，不免与他攀谈几句，互道寒温。等到他重新坐下，忽然发现小韶已经不见了踪影。尽管满桌的人跟着一个个向他敬酒，一位年轻的少妇还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可谭功达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在勉强喝了几杯闷酒之后，虽说年夜饭才刚刚开始，谭功达推说身体不舒服，辞别了众人，道过了新年祝福，一个人出了食堂，踏着冻雪，往向阳旅社走去。他不知道小韶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她的眉头皱得那么紧，眼睛亮闪闪的，似有泪光闪烁。心里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却也无可奈何。
驼背八斤没有去食堂吃年夜饭。他养的老母猪恰巧在前天夜里生出了一窝小猪，说不定此刻他正在照顾那些小猪仔呢！
厨房和会客厅里漆黑一片，可是八斤的卧室却亮着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格照亮了西窗下的一把扫帚和两只粪桶。他远远地看到屋里人影晃动，并且传来了高声谈笑的声音。也许他的家人正在陪他一起过年吧。可奇怪的是，当谭功达走到窗下，屋里的谈笑忽然停止了，只有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的八点钟的新闻提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谭功达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了灯，暗暗吃了一惊。在他的桌上，搁着一只精致的水果篮，篮子里装满了红通通的国光苹果，还有一袋炒熟的花生，一小袋水果糖。这大概是公社特地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篮子旁边搁着一条牡丹牌香烟。即便在梅城当县长的时候，谭功达也很少能够抽到牡丹烟。有一年，钱大钧不知从哪里替他搞来了一包牡丹烟过年，他也只是在抽了一整包又苦又辣的“光荣牌”之后，才取出一支“牡丹”染染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花家舍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篮子里一包核桃仁的下面，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谭功达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封写给他本人的新年贺信。在这封信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觉得这段语录并非是随手抄录的，写信人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用在给他的贺年信中，显得特别贴切。接下来，写信人代表公社，感谢他九个月来远离家乡，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建设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为花家舍一千六百多位百姓所带来的深厚的阶级情谊；期待他继续当好人民的巡视员，对花家舍多多批评指教；为花家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说都是一些套话，可是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尤其是信件是用蘸水的钢笔写成的，并非冷冰冰的印刷品，还是让谭功达感到了一丝温暖。在这封信件的末尾，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
亲爱的巡视员同志，通过与您的朝夕相处，我们发现您常咳嗽，烟抽得很凶。尽管抽烟不算是一种坏习惯，可抽多了毕竟对身体不利，能不能请您少抽一点呢？
这封信的字迹遒劲有力，有好几处使用了繁体，似乎是出自一个年长的文书之手。而从信件的末尾的语调来看，又透出一股女性的细致入微的体贴。他想像着写信人的容貌（当然不可能是小韶），谭功达的心中涨满了感激的潮水。他忽然悟到，郭从年常年闭门不出看似古怪的行为，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他感觉到，给他写信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他朝思暮想，试图在梅城建立的人民公社时，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他来到花家舍的这段日子，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强烈的嫉妒心，也是出于自己在梅城失败的愤恨，他似乎一心要找出花家舍现有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以自我安慰，可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
午夜时，谭功达被“嗵嗵”的礼炮声惊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没有脱鞋，双脚都被冻僵了。他头痛欲裂，焦渴难忍，伸手抓过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早已空了。礼花炮弹一朵朵冲向阴晦的天空，把花家舍照得如同白昼。在天空绽放的伞形礼花播撒出纷纷下坠的流星，还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借着礼花的光亮，他能看见打谷场上孩子们兴奋而迷惑的脸。
谭功达打开门，看见楼下隐隐约约还亮着灯光。驼背八斤似乎还没有睡。他抓起茶杯，从楼上下来，打算到八斤那儿讨点开水来泡茶。
驼背八斤的门虚掩着。门缝中泄出的一缕灯光折射在楼梯口的一只大花猫上。谭功达轻轻地推开门，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第一次进入驼背八斤的卧室，就碰见主人不在，谭功达的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屋子里凌乱不堪，堆满了杂物，一张木桌摆在屋子中央，四面都有条凳，满地都是烟蒂。桌子上摆满了茶杯，谭功达数了数，一共七个，似乎是来拜年的客人所用的。有几只茶杯还冒着热气，说明客人刚刚离去不久。驼背八斤这会儿也许是去送客了，也有可能到屋外观看礼花表演去了。
那张单人床倒是被收拾得非常整齐，一尘不染，只是枕套有点脏，油腻腻的。谭功达抓过水瓶，正要倒水，无意中看见床上的枕边搁着一本打开的书。他想起八斤一有空闲几乎是手不释卷的样子，不免就有几分好奇，他将茶杯放下，坐在床头，抓过书来，细细翻看。
这本书的出版年代想必十分久远，随手一翻，书页就像散了架似的，露出了里边的根根丝线。封面和开头的几页都已散失，只是从磨得起了皮的书脊上还能看清《天方夜谭》这几个字。这个拉里邋遢的驼背老头，居然对这种书还能读得津津有味，这本身就有点近乎天方夜谭了。谭功达笑了笑，摇了摇头。这老头，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在夹着一枚书签（那是用纸扇的扇骨做成的）的第368页，驼背八斤在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旁边划了一道竖杠：
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能打开那扇门，千万不能。
谭功达看见书页的两边和页边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的批注，那些字迹十分潦草，简直就像大夫开出的药方似的，难以辨认。主人不在的时候，随便翻看人家的东西，是不太礼貌的行为，更何况八斤随时都有可能推门进来……想到这儿，谭功达慌乱地合上书，仍按原来的样子在枕边放好，随后就离开了他的卧室，带上门，上楼去了。
花家舍的礼炮已经放完了，空气中还有一股淡淡的硫磺味。漆黑一团的花家舍此刻已经是一片死寂。他似乎听小韶说过，出于安全考虑和移风易俗的需要，花家舍严格禁止私人燃放鞭炮。
他在桌边坐了会儿，忽然想起自己刚才上楼时把茶杯忘在八斤的卧室了，就打算下楼去取。他刚刚打开门，就看见驼背八斤正站在门外的黑暗中，向他无声地微笑。
“谭同志，你把茶杯忘在我那儿了。是不是吃年夜饭时多喝了酒？”八斤把他那只有尼龙护套的玻璃杯递给谭功达，“我自作主张地在你的杯子里放了几朵金银花，这东西最能解酒，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8
中午离开小纪的时候，天还好好的，可不一会儿就落起雪来。东北风刮得也紧，扯帛裂絮，很快路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了。我真后悔从小纪离开，一个人在雪地里走着，四周看不到一个人。不知过了多久，天就黑下来了。我在一个埋死人的坟堆里迷了路，又冷又饿，两眼冒着金星，像有无数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渐渐地，我就没有力气往前走了，坐在坟堆中，一个人哭了起来。可到了后来，就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难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死在荒郊野外？像条野狗似的，冻死在这个乱葬冈上吗？哭了半天，还得强撑着站起来往前走。路上黑洞洞的，并不见一座村舍。大雪把一切都抹平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终于看见远远的地方有一丝微弱的光透出来，疑心是座村庄，心里有了盼头，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灯光走去，可是你往前走，那灯也往前走，仿佛永远走不到跟前。好不容易到了近处一看，哪里是什么村庄，原来是运河中停着的一只小船！借着那片微弱的灯光，我才知道雪下得有多大。
我朝船家喊了几声，可是张开嘴，嗓子是哑的，发不出什么声音来。最后只得朝那条船胡乱地挥手。正好船家的一个姑娘到河里来打水，那姑娘站在船头，端详了我半天，这才把船摇到岸边，放下了跳板。到了船上，仿佛是担心她会拒绝我向她借宿，我蛮横无理地对她说：
“无论如何，我都要在这里住一宿。”
那姑娘穿着一件红色的绒线衣，眼神有点发飘，对我笑道：“那就住下呗。”
她扶着我，揭开厚帘，进了船舱。舱里生着炭火，暖融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是双手抱着肩膀，坐在炉子边发抖。奇怪的是，那个姑娘也像我一样，一刻不停地簌簌发抖，而且抖得比我还厉害。我就问她：“你是在取笑我吗？我发抖是因为冷，你在那儿乱抖做什么？”
那姑娘笑了笑，平静地对我说：“我有病。不论是什么时候，我都会发抖的。”
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只是摇头叹气。这姑娘不怎么爱说话，对我的来历没有任何好奇心，也不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她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给我热了饭，然后坐在一边，抖抖索索地看着我吃。我发现她的绒线衣袖口都磨破了，挂下一绺线头来。她的右耳边还长了一块赘肉。这是一个心底纯良的姑娘。
现在，我躺在被窝里给你写信。我和那位姑娘抵足而眠，船舱里很暖和，只是被子有点潮。四周静极了。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小油灯的火苗扑哧哧地闪着，可雪片落到运河里，船上，全没有一点声响。
姚佩佩的来信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在信中描述过的那个船家姑娘，自己似乎在哪见过，可到底在哪儿，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是错觉，也许是在梦中。他觉得自己的记性就像一盘点完的蚊烟香，看上去还完好如初，可实际上早已成了一团灰烬。
这封信写于大雪飘飞的冬天，可到他手中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这封信在途中走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早已开了春，天气也渐渐地暖和了。或许是邮局在春节期间因员工放假而造成信件积压，也有可能是信访办的老徐回家过年，未能及时收转……另外，给他送来这封信的并不是小韶，而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长得白白嫩嫩的，有些害羞。谭功达对他说，以前都是小韶给他送信来，这回怎么换人了？那男孩腼腆地笑了笑，没有多说话。谭功达又问他最近又没有见到小韶，小男孩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说道：“以前邮局不知道我们村来了一位巡视员，不知道您的住址，现在知道了，就用不着麻烦小韶了。”这孩子别看人小，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谭功达还是为小韶感到担心。他曾特地去看了一次《白毛女》的演出，原来小韶所饰演的那个角色也已经换了人。
六天之后，谭功达一连收到了姚佩佩的两封信，信是从丁沟邮局发出的，一看到邮戳上“丁沟”两个字，谭功达心里吓了一跳。
我现在是在公路边的一个蜂房里给你写信。谭功达躺在床上，只看了这一句，就从床上跳了起来，就用铅笔在地图上找到丁沟的位置，在那儿画了一个五角星。像是久违了似的，他终于看见了她的踪迹。天哪，你居然在这儿！我现在是在公路边一个废弃不用的油毡房里给你写信，白天出去乞讨，晚上仍到这里落脚。我不知道自己如今来到了什么地方，也懒得去管它。反正只要有路，往前走就是了，管它走到哪里？糊涂，糊涂！你可真糊涂！你他妈的是找死啊！你现在的位置是在丁沟，丁沟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再往前走，用不了三四天，就到了梅城了。太危险了，赶紧掉头往北走，或者往西，不能再往南走了！怎么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呢？昨天，在乞讨的路上，经过一个集市，市场上有一个旧书摊，看到一本书，想到可能对你有用，打算替你买下来，可凑上所有的钱，只够得上书价的一半。最后，那卖书的也不耐烦了，按半价三毛七分钱卖给了我。你现在是不是恢复工作了？或者仍在赋闲？念念。佩佩。三月六日。谭功达赶紧拆开另一个信封，把那本书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沼气的构造与使用》。即便到了穷途末路，佩佩仍然严格地遵守通信条例，将信件和印刷品分开来寄，这让谭功达在敬佩之余，也深感痛惜。佩佩，佩佩，假如时光真的可以倒转……
看着这封信，谭功达站在地图前，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就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佩佩都能听见。
丁沟这个地方，谭功达再熟悉不过了。那是有名的俗称“锅底”的地形：遍地水泽，港汊纵横。二十多年前，他还在打游击的时候，曾在那儿驻扎过七个月。他记得有一天傍晚，他率领十七八个游击队员，从丁沟的芦苇荡突围。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到了梅城脚下。如果姚佩佩沿着公路继续往南走，用不了多久，就能抵达三河镇，而三河镇与梅城差不多可以隔江相望了……
考虑到全县境内到处都张贴着捉拿她的通缉令，说不定她一旦进入梅城县境，就会立刻被人认出来。佩佩呀佩佩，你这是怎么搞的么！你这是自投罗网呀！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中，谭功达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窗前的那丛金银花已经长出了新枝，而通往花家舍的那条栈桥，也早已拆除。为了方便施工，填湖的农民在湖底新筑了一条临时道路，现在路上已经长满了青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