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精髓是自由
写散文时我心情偷悦，尽管我写得很少；写论文时我心情痛苦，可是我却写了很多。感到愉悦是由于前者可以随心所欲，感到痛苦是由于后者受制于人。我私心羡慕甚至嫉妒那些散文作家，为他们所拥有的自由。
在文学这个领域，自由对散文的恩惠比任何文体都多。它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写，又可以行云流水最无定式，散文的体式先天地拒绝规则。散文的精魂是自由，散文的天敌却是规范一不论这规范来自朱自淸还是徐志摩，来自丰子恺还是周作人。假若说散文是天国，这里却不存在一体遵从的神圣。
散文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也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惟一不可的是大家都这么写。一旦散文创作出现了一种或几种范式，散文的灾难便不可避免。
文体的自由意味着写作的并不自由。正因为散文创作可以各行其是，它也潜伏着不得其门而入的危机。无规则可循的创作好比是海上的冲浪运动，那里的每一个浪头都可能是陷阱，也都可能是机会。散文的品味有雅俗，境界有高低，意韵有浮浅，却没有人告知你将如何登堂入室。散文们臻于佳塊有赖于独特的风格和成熟的技巧，但这并非散文所独然。对散文而言，决定胜负的还有比这更具实质的因素。
这是一种面对自身的文体，它的近于纯粹个人化的性质，使它比任何文体都更重视诚实而摒弃虚假。散文的第一主人公是作家自己，第一读者也是作家自己，它往往是作家心灵的私语和倾诉，因此它厌恶并弃绝矫情一人不能对自己都不真实。
散文总是从我说起，它感到兴趣的是与我有关的事件、经历、情绪和感受。但这不是说散文与世隔绝，它和世界的联系有它的特殊通道。好的散文必然融进了作家独有的人生感悟和思索，它抒写一己的欢愉和悲哀并非有意地而是自然而然地感动他人。在文学诸文体中惟有散文（也许还有诗）被允许通过这条个人心灵的“窄径”到达社会。这样，作家的品格、情操、文化积蓮，甚至是个人的性格魅力，便成为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文体运作的成败。
两栖的文体
在文学这个天地里，散文诗扮演了特殊角色。它拥有双重身份可以自由进出于诗和散文两个领域，诗和散文都不怀疑它的这种“特殊公民”的资格。在文学中像散文诗这样严格的两栖文体可说是绝无仅有。各种文学体式的互相渗透是有的，散文可以进入小说，小说可以进入诗，诗也可以进入戏剧文学。至于艺术的各个门类相互间的影响则更为频繁和普遍。但这些现象都是作为某一文体的某种特性而被另一文体所借用或吸收，溶解成为被接受文体的风格或情趣或叙述方式的一种特殊录观，但又不失原来特定文学体式的特征。
散文诗不同，它一身而兼有诗和散文的品质，诗和散文在这里交融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当散文诗在诗或散文的队列中出现，谁也不曾把它看做“异族”，而当然地视之为一个“平等的伙伴”。文学中能够获得这种待遇的，可能惟有散文诗这一家。
历来对散文诗的特性有诸多探讨和界定，一般认为它是诗其神而散文其形。这样说并不周密，据此推论，则散文诗只是诗的一种，至多不过是不分行的诗，而散文的品格便被无声地勾掉了。其实散文诗是综合和汲取了诗的集中、凝练、隽永以及散文的灵动、潇洒、自由的各自优长汇聚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当它在诗中出现，它以具备散文的特性而为诗生色；当它在散文中出现，它又以特异的诗质而丰富了散文。散文诗这个狡黠的精灵，它就这样嬉游并炫耀于两种文体而显示它的魅力。
认为散文诗是新文学开始后从域外引进的近代文体，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但不可否认，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些兼具诗与散文特点的作品，为中国散文诗提供了历史承传的艺术参照。这使散文诗这一具有现代特征的文体获得了其它地域罕有的历史深厚性。
中国散文诗的发展中，自从鲁迅撒播了一批“野草”之后，似乎并未出现过什么划时代的作品。散文诗的辉煌以《野草》为起点，几乎也是终点，这是中国散文诗的历史遗憾。当然，五四之后的一个长时期，散文诗受到了艰难的环境通迫，在某一个时期，这种逼迫甚至断绝了它的生机。但这种社会性戕害是普遍的覆盖，并不为散文诗这一文体所专有。恶劣环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即使在80年代开始的散文诗空前繁荣期也并未产生惊人突破的原因。
散文诗观念的偏狭也许可以部分地对这一现象做出回答。有一种看法把散文诗束缚在某种假想的恒定模式之中。这种看法认定散文诗只是一种专写小场面和小感受的纤巧的文学品类一这一类作品是存在的，也有若干位大家为此作出贡献，但它不能定为散文诗的普遍范式。事实是，即使是鲁迅的《野草》使中国散文诗一下子登到峰顶，但《野草》也只能是散文诗的一种形态，而不能是所有创作的形态。幸而中国没有出现过一批同样的“野草”——《野萆》成了范式同样也是灾难。
散文诗应当是多味的，甚至也包括怪味的。它可是南国的红豆，也町能是北方的板栗；可能是橄榄，也可能是神秘果；可能是江南女子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也町能是黄土高原的蔑天腰鼓。中国现今的散文诗，自欺欺人的甜蜜太多，少男少女的柔情太多，缺乏的是那些能够装填大时代的思考的雄浑博大的内涵，以及与这种内涵相适应的有别于纤细柔婉的风格。充斥创作界的有过多无病呻吟式的娇弱，以及轻浅的感兴。迄今为止，那种与中国现实的厚重感相联系的沉甸甸的作品，也仍然是严重的匮缺。
以上这些话要是说在散文诗处境艰难的时刻也许不太适宜，眼下是散文诗空前昌盛并继续发展的时期，说这些而让人冷静和清醒也许不无好处。散文诗巳经度过它最困难的阶段，对自身进行反思特别是观念上的调整，无疑将促进它在历史转型期的生长。
散文诗随想
散文诗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不少中外的文学大师都写下许多不朽的名篇。鲁迅的《野草》里有不少是中国散文诗的经典之作。但散文诗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似乎并不髙，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大概是由于它是“两栖文体”吧，散文不肯“收留”它，诗通常也不把它当作自己家族的当然成员。这样“无依无靠”的散文诗只能“自强自立”，依靠自己的奋斗以求发展。
其实，散文诗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体。它兼有诗和散文的优点，而摒除了二者的缺憾。写散文固然不可“散”，但一般散文却易流于“散”。散文诗吸收了散文行文自由的长处，但对于散文作者通常容易犯的拖沓、冗长、琐碎的毛病，又有大的节制和规避。可以说，散文诗摄取了散文的精魂，而又摒弃了散文可能有的散溲无章的缺憾。
至于说到散文诗与诗的差别，诗是一种相当严格的文体（目下的诗“自由”得有点失去节制了，肯定不是好的倾向）。正因为严格，就难免拘谨，而拘谨则是行文的大忌。加上诗讲究节律音韵，限制就更大了。因此，除了那些特别高明的妙手，诗往往因雕饰过甚而失去它的灵动自然。在这一点上，散文诗就显现出它的优势来：散文诗能取诗的包括精练、含蓄在内的所有长处，而弃绝可能给它的从容活泼的表达带来损害的一切短处。
好的散文诗往往能在诗的精约蕴藉和散文的自由流动之间，表现出它的独有之美。凝练的表达，飘逸的思绪，大自悠远的历史、壮美的山川，小至阶前草绿、窗间月明，动可表现满野飓风，瀚海沙暴，静可抒写松针落地、鸟鸣山幽。大凡文学能够到达的地方，散文诗皆可涉足其间。不过是，需要紧紧把握它的既是诗的、又是散文的文体特征。散文诗是自由的，但又是有着无形的规约的。这点也如一切文体，可以创新，但始终受到文体本身特点的约定和规范。不然就不是散文诗了。
现在说说《散文诗》和它的诞生地益阳。益阳地方不大，和全国一些名城相比，也不箅有名。但益阳却以《散文诗》闻名于世。人们可以不知道益阳这地方的风物人情，但文学中人很少有不知道益阳有个刊物叫《散文诗》的。以一个并不十分出名的城市，而办了一个相当出名的刊物，这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散文诗》自1985年开始试刊发行，直至今日，已经坚持了将近十五个年头。刊物越办越好，走出了益阳，走出了湖南，走向了全国。现在，它在散文诗这个领域里，已是一份非常有代表性的刊物了这其间，主编邹岳汉先生韧性的坚持和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以及地方有关部门的明智而坚定的支持，是事业有成的关键。
但散文诗的成功还有更多的让人思考的东西。它给人的启示绝不仅限于《散文诗》这份刊物、或者散文诗这一文学样式。世间的事物有大小，意义有轻重。有的人做大事情，有的人做“小”事情。做这些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说，所要求的条件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却是“同”的道理：即人们不论做什么事，也不论事大事小，都要认真地、全力以赴地去做。人首先不能因为事“小”而轻忽它，须知做一件大事和做一件小事，为取得成功都须付出同样的心力一毅力、智慧、坚定、持恒。
这样，当人们把“小”事情做好的时候，那意义便超出了事情本身，即“小事情”因此便获得了“大意义”。那么，这事情本身就不是“小”所能概括的了。我以为益阳和邹岳汉的办《散文诗》便是这样的一件意义很大的“小事情”。他们为一件“小事”而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做出了大的努力，因成功而获得了荣脊。人们从这里看到的，岂止是为文的道理，我以为更是为人、为事的道理。
人生在世，总要做事。事无分大小，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价值。认定了目标，不匸自弃、不自卑、审时度势，估计到各种可能，义无反顾地、持之以恒地向前走去。每一个细小环节、每一个可能性都考虑到，愈是艰难，愈要坚持，始终燃烧着争取到达预定目标的、信念的火炬。
我本人曾经是散文诗的习作者，也是《散文诗》的忠实读者。《散文诗》不仅给了我写作上的帮助，给了我精神上的享受，《散文诗》的整个诞生、坚持、成长的全过程，更给了我处世为人的深刻的启示。为此，我要诚挚地向《散文诗》、向它的主编邹岳汉先生道一声：谢谢！
1999年5月1日于北京大学
追梦的巴金
要是我的记忆没有错误，这一本《天堂“炼狱，人间》已是陈丹晨关于巴金先生生平历史研究的第三部著作了。他的《巴金评传》写于二十年前。这本书对巴金前半生的事迹写得颇为详尽，但对进人新中国以后的经历未曾详加论述，只用了两个章节（仅占全书七分之一的文字）的篇幅作了交代。作者想弥补这个缺憾，于六年前重写《巴金的梦》，“希望它成为一本比较完备而有一定深度的巴金传记”。
但据作者自述，他想补正先前缺憾的目标，在第二本著作中依然没有实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新著的《后记》中，他对第二本书的写作有一番追述：那一次，“当我重写完巴金的前半生后，再要继续写他的后半生时，却又跨晓起来，感到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他说，“我也因怯慊而深感犹疑”，于是，这部关于巴金先生的第二本传记，仍然只写了他的前半生。作者再一次为此留下了遗憾。
久远的追求只是在这第三次的写作中才得到实现。所以，他把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加上了“《巴金的梦——续篇》”的副题。作为读者，我祝贺陈丹晨最后的成功，同时又对这种写作的难以预料的艰辛，不免心生感慨。
巴金的前半生好写，巴金的后半生难写。在前半生中，巴金身处国难频仍的岁月，面对社会的动荡，生民的流离失所，他也有满腔的悲愤和抗议。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旧日社会的被奴役和被损害的经历和故事，写起来尚且不难，而面对我们通常说的新时代、新生活、新经历，写起来却难了，究竞是何原因？这也许就是关于巴金三本著作的这位作者，一而再地把笔踌躇，难以下笔也难以卒篇的症结所在吧！
文学是诱人梦想的。因为人世有许多的缺憾，需要文学的梦去充填或“实现”它。不想做梦或不会做梦的人，不是真正的文学家。巴金一生都在做梦。他追求的是理想的、美好的梦境。把梦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连接起来的是信仰，巴金是一位有信仰的作家。梦想给他快乐，梦想也令他痛苦。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毕生的成就和挫折都和这种梦境有关。
但梦又是虚幻的。实现梦想依赖的是真实的我的实践。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在腿梦中，现实的苦难使美好的梦想成为天边的虹霓，它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悬浮。那时，理想与现实同样地渺茫，彻底的无望没有成为创作上的障碍。现实中的苦难无边，而梦中的世界依然灿烂地在前边导引。人们需要的是漫长的等待。从道理上说，现实与梦想并没有构成不可忍受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