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作用
——集美《新海湾》顾问寄语
古来圣贤均在强调文学对于社会人心的作用，此事实有其理。但若涉及文事兴邦或文章丧国云云，此论却大可怀疑。这些言说，其实都是过高地估计了文学的现实可能性。兴亡盛衰事大，远非文学所能定。文章救国，说说可以，真要实行，可就难了。然则，文学真的无用？文学当然有它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无形的，更不会是直接的和立竿见影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国运衰危，仁人志士一时救国乏术，急切里想到了文学，并把文学对于强国新民的作用作了极大的强调，认为“欲新一国之民，必新小说”。可是，文学曾经改变了国运没有？答案是：未必。最终人们知道，还是靠政治，靠政治指导下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建设，改变了中国的积弱状态。
然而，难道文学只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遗，或者只能是文人雅士手中的玩物？当然不是。鲁迅在讲小品文的危机时，就反对过“小摆设”。文学不能只当“摆设”，特别是“小摆设”。文学有它的地位和它的独特的作用，这是由文学的特性决定的。形象性的描写和虚构性的实现，乃是文学的揸长。文学通过想象提供理想，人们在这种提供中得到满足。文学使人认识或忘记无边的苦难，并鼓舞人去战胜它。文学的“用”，在用予人的精神，最终作用于世道人心。文学可以是药，但并不包治百病，特别不会药到病除。要是用一个比喻，文学可能更像是社会人心的润滑剂或营养剂，它缓慢地、无声地滋润着、并最后地影响着。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文学把一个民族的精神传统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文学是一个民族永远的骄傲。李白的月亮永恒地悬挂在古长安的上空，时代沧桑，淸澈如初。普希金的诗篇使全世界的人感到了俄罗斯语言的优美。所有的生命都会感激贝多芬的旋律，感激它给予的战胜艰难命运的无形的激励。屈原的天问，表达了中华亘古长青的智慧。真的是：“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文学的魅力是永远的。而那些权势、财富、富贵和荣华，都是过眼烟云。从这点看，文学是让人敬畏的。
当今盛行游戏精神，从游戏人生到游戏一切，当然也游戏文学。每个人都有游戏的自由，这是他人无法阻拦的。但是，当人们不再创造，不再为当今的和未来的人们提供新的精神滋养，伟大而丰富的文学传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游戏殆尽，而且不再得到补充和接续，将是怎样的后果？这不是故作危言，请热衷于游戏文学者三思。
2004年2月5日，甲申正月十五，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北京大学的批评家周末，自1989年创立以来，迄今已逾十载。前后有十几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博士后和硕士生、在京的中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和高级进修生，在燕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话题广泛、言说轻松而又热烈的学术周末。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充实而又愉快地度过了炎热的或是寒冷的、晴朗的或是下雪的周末的午后直至华灯初上的时刻一这时，应当是人们和家人或是和自己亲密的朋友聚会的最美好的时刻~II：起来，已是十多个寒暑过去了。
批评家周末这一形式的设计和提出，其初衷是为了适应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教等和培养学生的需要。当代文学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学的现时性发展。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一方面，他们必须广泛掌握极为丰富的已有的文学史料，同时，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他们还必须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发生期和初始阶段，就紧紧地把握它，对之作及时的、跟踪式的观察和综合。因为这一切都是最初出现的和未经检验的、当然也谈不上定论和结论，面对这样的情况，集体性的对话和交流就显得格外地重要。我作为这一学科的指导老师，感到有更多的理由听取我的学生们的见解。这就是建立“批评家周末”的最初的动机。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批评家周末还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建立的。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有一次巨大的震荡。这种震荡不仅是政治层面的，也涉及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同以往历次的政治波动那样，文学在这次震荡中成为首当其冲的袭击的目标。那些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已经成为过去的思维和方式，居然不加掩饰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要是删除那些枝枝蔓蔓的纠缠，对八十年代结束之际的文学回流现象的进行简单的概括，我以为就是破坏性思维的卷土重来。通俗一些讲，也就是数十年来盛行不衰的“大批判”思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死灰复燃。
这种现实再一次提醒我们瞀惕中国的积重。也深切地唤起了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历程的记忆。五四新文学在它发轫期，在最初的那段时日里，文学界弥漫着一种民主性的自由空气，各种学说和创作思想能够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发表和争论。尽管那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文学进行革故图新的“革命”上，也有着不能兼容的、非此即彼的激烈主张，但大体上都是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达到思想交锋的目的。即使持论最激烈的人物如陈独秀，在他表述激烈的主张时，大体上也能把落脚点放置在新文学的建设上。例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要“推倒”造成文学发展的障碍的“责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的主张，但人们不难发现他的立意的真谛，依然坐实于他所倡导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建设的目标。
中国新文学在它发展的初期，就受到世界进步文学思想的影响。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驱使，这些影响很快就形成为文学的主流。在复杂的社会的和政冶的大背景下，诸多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促使这种文学主潮迅速地神圣化和权威化。特殊的地位使这种文学主潮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形成了相当固化的排他性。主流的文学思潮借助强大的行政的或比行政还要权威的力量，通常采用“正确”对“错误”的批判和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式，进行文学和文学家的改造，并以一方战胜另一方为预期的目的。文艺的正常秩序就这样在异常的滑行中产生了变异。文学的理论和批评不再被运用于文学的建设，而是以习以为常的粗暴的、甚至是极端的方式损害文学的正常发展。
这是中国文学的梦。人们原以为随着那场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大动乱的结束，我们亦将告别噩梦。而事实无情，我们显然低估了中国的惰性。诸多时隐时现、断断续续的事实给人以警示；建设性的思维是多么可贵，而且坚持它、在它遭到破坏时恢复它，需要付出多大的耐心、勇气和毅力！八十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沉默，批评家周末希望自己的声音能给那灰暗的底色一点明亮。当然，它还隐含笤一个奢望，那就是通过一种坚韧的和持久的努力，唤起人们文学建设的热情。
这一想法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批评家周末也一直坚持到本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9月到2000年7月，批评家周末在完成了关于中国百年文学回望的专题以后，相期再以一年的时间，进行文学建设论的新的专题讨论。这个专题列举本世纪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命题，从当前的文学事实出发，在20世纪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文学的艰难历程，探讨和总结它的正面的和负面的经验，而以中国文学的建设性的、健康发展为预期的目的。我们想以这种持恒的（也许是收效甚微的）努力，重新呼唤正受到轻忽的建设性的文学思维，并以此告别那些令人厌恶的破坏性的文学思维。
我们的工作是认真的，触有数十人参加了文学的讨论。当然我们也自知，我们的工作是初步的，原先我们期望于自己的，我们未曾达到。但毕竟，我们是行动了，是思考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表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些日子里，有一批对中国文学怀有真诚期待的人，他们借助于一些并不舰的思考，表达了他们般中国文学的真诚的祈愿。
2000年12月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发轫至今，其间产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有文学自身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从根底上探讨，是产生这一文学形态的社会环境，促使着文学做适应环境的这样或那样的抉择。文学的变化躭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文学中的人做的，但他们的背后，却站立着一个巨大的隐身的提线人——这就是独特而多变的中国社会。
我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本表现形态，以及这种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变。对这种转变的简约的表述就是：文学革命一革命文学一工农兵文学这样一个线性的发展轨迹。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革命文学到工农兵文学，这些文学形态各具特质，但又有内在的关联。这个文学运动的规律以及对这一规律的命名，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除了具体评价的差异外，大体上已经没有大的争论了。但是，对这种变化的形成及其过程的研究以及理论性的总结，则远远落后于已发生的事实。
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性质，在它诞生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颇大的歧变。究其根由，则是文学思潮受到了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鼓励。这既与中国文学具体的生存状态有关，也与当日世界总的潮流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左翼理论的广泛传，极大地鼓舞了一直被内外危机所笼罩的中国社会。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成为接受并积极推进这一思潮的先行者。于是开始了改变五四新文学运动历史的实践。
中国文学对于激进思潮的认同，当然与近代以来改变中国之命运的总体追求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说，不论上述那种改变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总是可以理解的——它总与改革旧文学的与世隔绝状态，总与增进中国文学在建设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最后以改进国民素质的初衷有关。通过文学达到新民强国的功利性，使中国文学几乎是先天性地敏感、亲近并乐于接受那些新进思潮。
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产生了一种合力，它推动着中国文学的革命化进程。这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自新文学孕育的初期开始，就已埋下了日后这种演进的基因。这是一种长时间的、渐进的、同时也是缓慢的运动形态，它可以上溯到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理念、转型后的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倡导、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文学大众化的实践、以及工农兵方向的提出等。中国新文学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为中国所特有的、稳定的、也是相当固化的、高度“统一”的文学形态。
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这种变异，在文革前的叙述中，几乎无例外的持肯定的评价，而在文革后的叙述中，则几乎义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判断。而普遍缺乏的是，把中国文学的这种衍变放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并予以与近代以来的文学追求相联系的辨析。上述那种研究的通病是，受当时流行的观念影响过深，易于从单纯的政治层面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的判断，而往往忽略对文学现象作具体切实的分析。
在诸多的忽略中，最大的忽略则是不重视、甚而轻视对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文学这一特定阶段的研究往往失之笼统。开始是无例外的对新方向、新人物、新故事大事颂扬。后来则经历了连续两次重大的否定：一次是文革中对五十年代文学一律溢之为“黑线”一它们嫌这一阶段文学不“革命”：再一次是文革后对它的批判，又认为五十年代文学太“革命”了，它们与封闭、僵硬、教条几乎是同义词。一次绝对的肯定，两次绝对的否定，历史似乎有了定论，但是不然。这一切是以非触及事实的、推想式的概括为基础的，因而是缺乏说服力的。
五十年代的文学现像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直接继承了四十年代初期工农兵文学的全部理念，并且在理论上有更为完备和系统化的表述。用工农兵喜见乐闻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丨在当时已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它业已形成一个确定的目标，以及到达这一目标所需要的策略和手段。而所有的问题似乎只在于把这理论付诸实践。五十年代在文学创作的实践方面，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段。强大的行政力箫有可能通过社会性的“运动”或“准运动”的方式推进它的文学理想。这种推进业已取得成效，有时表现为正面的，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负面的。
与此同时，五十年代文学还是文革文学的准备，而这一切，又是在为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作更大、更长远的准备。从这些意义上来看，无论是从正方还是从反方，我们都不应忽视对于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
2000年7月30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误解的“空白”
巴金先生倡导的“文革”博物馆迄今没有建立起来。但中国人不会因而抹去心灵中的那一片沉重的黑云。中国沉重的精神空间因有了那个长达十年的籐惊世界的疯狂而益显丰富。这个民族的坚忍闻名于世，但它决不会轻易忘却数千年文明史上的“极端”记忆。
政治和文化的题目太大了，这自有专门的人去思考。我们关注的只是文学这个寂寞的角落。通常听到的对那一段文学事实的描写，几乎是公认的空白论。有的文学研究者也就真的把一片大大的空白留给了那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