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气然是误解。首先是那个时期并非是真的文学寂灭。人们通常说的没有文学，指的是没有我们认可的那种常态的文学。而失态的和非常态的文学却一直公开的或隐秘地存在着。这指的是包括公开、民间和地下的三种状态的文学而言。前者指公开的出版物所表明的一切，其余二者则指疏离舆论控制的接近自在状态的文学实践。现在已有人在从事这方面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便是一本纪实的书。
所谓文学的空白指的若是价值的否定，这一认知的歧误则比前者还要深。一个社会的存在总有与这一存在相应的文学表现。对于要求服务政治的此时此地的文学，这种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表现并非无心而更近于有意。对文革时期社会动乱和社会异化的最好说^是那个时代公开发表的文学。而流传于民间的文艺方式则是民众真实心态的自然传达，这里有曲折的抗议，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并不勇敢的受压抑的情感的流露。从上述这些意义看，这一时期文学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毋庸置疑。它以那个时代的特殊语言和特殊形式，为我们保留了有趣的和虚张声势的（煽情、滥情、矫情的）文学说明和原始索材的累积。
这是一种很难重复的文学时代，即使它极端的悖谬和荒唐。从文学角度来看，它们展现的价值也非同寻常，客观上它对于丑的表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和强度，即使疯狂和虛假，也是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千篇一律、无以复加的“最、最、最”的思维方式，极端政治化的词汇和形容；模式化的人物造型；矛盾冲突以及表演上的公式主义；对人类普通感情的回避、歪曲乃至仇视；对人间正常情感情绪联系的“革命化”处理；审美提倡卜的不加传制的宣泄，和一无例外的“热烈”、“激昂”、“乐观”、“雄心壮志”，一切一切的装腔作势，对于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都是千载难遇的文学奇观。
一部完整的当代文学史不能没有对这段“空白”的描写和充填。它极可能由于留下了这一真正的空白而变成真正的残缺。只有包括和保全了对这段文学异化的资料和描写，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才是真实的和完整的。目前最可担忧的是对这一历史的疏忽和漠视。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一切对于后来者可能变得陌生甚至无知。要是如此，那真是我们达一代人对历史的失责。因为这是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情况就更是如此。“文革”的发动者和推行者也是这一文学形态的直接的设计者，通过文学去了解社会是妥帖而可靠的途径。
有人把这一段文学的出现归结为几个人的文学提倡，或归结为“样板”文艺的推广。其实不然。它是中国现代极左思潮长期发展到极端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六十年代中叶的政治形势加速和催促了它的实现。同时，这段空白从一定意义上看，却是后来新时期文学的“母体”。是那种极端化造出了新时期文学勃发的生机。
中图文学的迁徙和运行有时看来是异常的和失控的，它的极端表现往往让人大出意外，甚至造成举世震惊的效果。然而它却是中国地地道道的特产。研究中国文学要是摒弃了这种极端的变异，那就等于忽视了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事实。
我们应在力所能及的文学研究领域实现对“文革”这一“空白”的填补。由于对这段“空白”的误解，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领域，大体上依然保留了一个被误解的空白。我们现在认识到：不论是”样板戏”、“金棍子”姚文元或“初澜”或“粱效”的“大批判”，还是红卫兵文学，或是知青的地下文学，都是一座未曾发掘的地下文学库藏。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关于社会、政治形态的生动的文学说明，以及在那个异常年代普通人受压抑的心灵世界的了解，还可以得到无与伦比的审美变态的全部丰富性的启示。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似乎只是一步的跨越，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巨大。中国新文学革命由于革命文学的出现而改变了历史的行程。这种改变，质而言之就是文学的价值由当初的不定的多元的判断，转而为如今确定的基本是一元的判断。阶级观念的引人，把文学的意义定位在为受压迫的群体服务的基点上。与此相谐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学，与此相恃的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学。
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行进中复杂而多变。革命文学的含义，也在这种行进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着它的名称，而其实质则是相对稳定的。大体说来，革命文学之后是左翼文学，稍后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多半是在此范围内进行。之后是著名的工农兵文学，它使革命文学以更为确定的方式在中国文学中大面积地推进。在革命文学的诸形态中，工农兵文学的实践最有力，时间跨度最长，影响最深广。与此相关，它的负面效应也最大，主要是，、这种文学形态把原先适应于特殊环境和特殊年代的局部的、策略性的措施作了战略性的、全方位的推广。
文学的职能在于把纷繁的大千世界给予形象化的、想象性的改造，因而它的本质是丰富的杂呈。而革命文学旨在以阶级的划分倡导一种“纯粹”的文学形态，其结果是把文学的性质简单化了。更为不幸的是，文学的倡导者一旦拥有权力，当它以强制的方式推进这种文学规范一其目标在于消弭文学的多样性使之归于“革命”的单一性时，文学的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00年5月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学与道德
把文学和道德放在一起谈论，是中国自古而今的传统。远的不说，单以五四时期为例，那时在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新道德的目标，即所谓“建设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建设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这种将二者加以平衡的排列，非常清楚地向人们指明：文学的理想是和社会的理想相连接、并可由此通达良性互动之目的的。后来，这种对于二者的并列式的规约，就成了以五四为起点的新时代的建设性的总体追求的一种象征。当然，当日在提出这样的命题时，也存在着粗疏和片面的缺陷。例如，建设新文学是否一定要对旧文学采取对立、排斥乃至完全否定的态度；新道德的建立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和前提之下；以及旧道德中哪些是应该反对的、又有哪些是应该辨析而加以择取的，等等。这都是当日的倡导者所未曾深入探究的。
历来学者都重视关于文学与道德关系问题的探讨。作为同厲意识形态性质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为作用，是人文科学历来关注的目标。应当说，不论是作为美学还是伦理学，或是作为文艺学的范畴，谈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当然，这本由何西来、杜书瀛两位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对文学与道德二者关系的论述涉及很深，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这是毋庸讳言的。但要是这本凝聚了诸多学者心力与智蒽的著作，其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在于说明文学如何，道德如何，二者的关系又如何，尽管它谈论这些上层建筑门类的性质及特征銅艮精彩深刻，但依然未曾构成本书格外引人注目的原因。
这本著作最让人看重的品质，在于它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关怀和涉及，是它未曾忘却文学在它的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多方面的新变、因题材和内涵的突破延伸到的伦理道德问题、并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它体现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使命感和理论勇气。当前我们面对的，有太多自以为是的装饰性理论，那里充斥着深奥的词语和概念，以及大量征引的夹生的译文。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不对我们关心的问题发言，很少甚至也不准备通过理论的探讨对现实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它们是一些飘在空中的纸鸢。这些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共同特点，是对现实存在的实际问题的无动于衷和无能为力。
此刻我们评述的这本《新时期文学与道德》与上面所述的现象全然不同。它以坚实的唯物辨证理论为基础，而以新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文学和道德带来的新展示为依据和出发点，它系统而全面地探讨文学在这种历史转折中的道德承担和历史使命。它承认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带来的意识嬗变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又对某些超常和失范的现象提出建设性的论析。这本著作的特点是，对新事物和新气象充满了理解的热情，但又并不苟且地坚守人文科学学者自有和应有的立场和价值观。
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是一批既拥有深厚的理论素养而熟知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现象的专家，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对此一时段文学涉及道德伦理以及人文理想问题的论述和判断均能切及实质。书中所谈，大面积地涵盖了新时期文学与道德相关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如伤痕文学与伤痕道德、反思文学与伦理反思、人格扭曲与人性觉醒、社会转型与婚姻爱情的变迁，以及新时期文学性描写的伦理思考、消闲文学之道德关涉等，都留下了他们郑重而深邃思考的轨迹。
他们谈论中国新时期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征引了这一时期诸多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三恋”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以及为数相当多的涉及文学各种体裁的作家作品，包括诗、散文和报告文学等，本书均有相当深入的和相当切实的分析。因为本书的^^作者从事的专业是文艺理论，他们的研究就能以有别于一般文艺批评的理论专业性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了特定范围的深入探讨，在许多论述中都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随便举个例子，关于卢新华的《伤痕》，作者评论小说中的人物晓华与“反革命”母亲的“决裂”的违背人二伦常理的性质，其背谬之处在于“误以大恶为大义，误以亲者为仇者，导致了正常德人格的缺损”，评论指出，小说《伤痕》不仅揭示了文学的“伤痕”，而且也证实了道德的“伤痕”。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论述。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时期文学与道德》，是一本针对当代文学创作实际提出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深人的专题探讨的专著。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文学涉及的专题进行了有效的探讨，它还为当代理论工作提供了范例：理论不仅应当紧密地追踪社会实践，而应为实践提出前嗆性的思考3理论的生命之所以常青，在于理论始终和实践保持着联系。
2001年3月18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学问和思想
这一套书的作者，都是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中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论起辈分，也箅是我的学生。这点，我是有点占便宜了。不是我好为人师，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是老师，而且我的岁数比他们大，所以他们只能是学生。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我的学业有成的年轻的同行。所以，能够充当这套书的主编，在我不仅感到荣幸，而且很是亲切。
文革动乱结束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七十年代末恢复髙考，八十年代初恢复学位制度。于是有了摄早的一批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本丛书的作者，就是从那时开始在不同时段里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有志之士。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都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这些作者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如今都已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了。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古今做学问的，大抵沿着两种路线走。一种人以史证见长，他们博闻强记，谙熟典藉史料，对诸家学说有周到的了解和考研。他们有很强的综合能力，而且能够为前人补正甚至指谬。这大抵就是平常说的“我注六经”类。另一种人以发明见长，他们思维敏捷，敢立论，重创新。这种人充满智念，往往出语惊人，发前人所未发。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六经注我”类。对前一种人，我特别佩服他们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对后一种人，我佩服他们的独立思考的稍神和光华逼人的才气。
当然，最好是二者兼而有之，即既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又能够在事实基础上有创造性的发挥。但这种“全才”毕竞是很少的。就以后一种人来说，如若对“六经”毫无所知，那又用什么来“注我”呢？所以，离开艰苦学习和积累的所谓“创造”，是非常靠不住的。我常感叹目下那些华而不实的风气之误人，应当看到，一些浮躁之风正在毒害我们那些急功近利的学界同人。因此，我以为，不管你倾向于何种做学问的路径，首先必须作好打基础的事。所谓“学问”，第一要义就是要“学”、要“问”，首先是要读“六经”，而后才谈得上“我注”或是“注我”。
本丛书的几位作者，他们从事的学科，大都集中在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些领域。因为均切近于实际的学问，其间虽也有考据或文献学方面的工作要做，但总的看来涉及的和可供发挥之处并不多。故他们的治学风格多趋向于智蕙与文采的发扬。即使如此，他们的情况也有不同，有的严谨，有的洒脱，有的激烈，有的风趣，有的有时也难免有失之空疏的弊端。但总的看来，并没有传染上时下流行的那种令人生厌的浮华浅薄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