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这种逻辑的使用者已经不是一般的幽默，一般的幽默是友好的，而这种反语中包含着无情，已经没有任何调侃的意味在内。因而这已经是讽刺，或者叫进攻性很强的硬幽默。
黄永玉的广告词
中国文人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拿作品卖钱是不光彩的。在改革开放以前，羞于讲价，到了新时期，仍然有人不了解世情，以向画家索画为荣，而不知此乃无条件剥夺画家之劳动。许多画家不好意思讲价钱，有些勇敢的就干脆来一点文字上的幽默。著名画家黄永玉是这样写的：
“一，热烈欢迎各界男女老少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洋人、土人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君开心而来，乘兴而返。”
这里的幽默感主要来自于幽默学上的戏仿。仿的是旧式商店贴在门口的广告语。以艺术家的身份写这样的广告语，便有某种反讽的意味。接下去是：
“书画一律现金交易……铁价无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语相向，驱逐出境。”
这一段更为幽默，其奥妙在于摆出了利欲熏心、盛气凌人的姿态，好像是邪恶到了极点，但是由于高度夸张，达到了超现实境界，心照不宣地传达了开玩笑的意味。好处在于戏谑性和严肃性的交织。
在这样的幽默中，商业广告的实用性被幽默的艺术性压倒了。读起来就和读冷冰冰的广告不同了。
李敖的“不亦快哉”
金圣叹在《西厢记·拷红》的批注中曾经一口气写了十三个“不亦快哉”，在台湾先后有林语堂、梁实秋、李敖写了以“不亦快哉”为题的散文。李敖还不止一次地写这个题目。李敖的特点是以玩世的姿态写他的愤世之情。试举一二为例：
“得天下之蠢材而骂之，不亦快哉！”
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指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笑不可抑，不亦快哉！
看淫书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拆穿柏杨，指其忘恩负义，且为‘丑陋的中国人’，不亦快哉！”
李敖的幽默和柏杨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不怕丑、不怕赖。故意把自己写得很不堪（看淫书）、很顽劣（以快速和慢速放影碟）、很无聊（和小狗咬来咬去）、很散漫（用脚趾开水龙头）。然而就是在这种无聊和顽皮中，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以自己的极其藐视世俗的姿态而自豪。
他的幽默属于亦庄亦谐的风格，以极庄极谐的反衬为特点。
戏仿和幽默
王蒙在《黄杨树根之死》中描写一个主人公，有一段这样的话：
“幸好，谢天谢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治好了他从娘胎里带来的文学爱好癖病。当他把他最喜欢的《家》、《骆驼样子》连同《责族之家》、《樱桃园》……投到火焰里的时候，他觉得他确实是获得了精神的大解脱、大解放。大风起兮云飞扬，大火起兮书烧光，无牵挂兮游四方，滚你文学的蛋兮……咚咚，锵！”
这里的幽默来自何方？主要来自戏仿（或者叫戏拟）。这里最生动的句子是游戏性模仿楚辞体，特别令人联想起汉高祖做了皇帝以后归故乡时吟唱的：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从句式来说，几乎是同样的，但是从内容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但不相及而且错位感甚为强烈。
一个是帝王对于守卫疆土、统一国家的深沉忧虑，一个是小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爱好的欲罢不能和无可奈何。一方面是庄严的诗歌，一方面是游戏的语言，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骂人的话：“滚蛋”，还有戏曲锣鼓声“咚咚，锵”，更加强化了话语的游戏性。
由于这二者的错位而构成了不伦不类的怪异感，所以正是从这样的反差或者对比中产生的了幽默感。
幽格非一默
格非是先锋小说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相当引人注目。和一般先锋小说作家不同，他比较内向，在一批张扬甚至乖张的先锋作家中，他表现出少有的诚恳和质朴，在他的情节被瓦解得支离破碎的小说中渗透着生存哲学的沉思。只有在看足球的时候，他作为年轻人的任性和顽皮才流露出来。要调侃这样的作家是很困难的。
他的一个密友也是一个球迷。这个球迷在一次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居然从成都跑到北京，住在他家里和他一起一面过瘾地看球赛，一面神聊海侃。
格非的妻子是个非常爱整洁的女士。这位朋友形容她的卫生标准是：出了汗就得洗澡，一天至少得洗三次；地板要拖得比狗舔得还要干净，光脚踩上去，不能感到发黏。
每逢他太太快回来的时候，格非就和这位朋友拿着拖把加紧劳动，等到她一走，他们就如释重负地回到电视机前为各个球队的命运担忧。
据这位朋友说，格非的足球水平非常高，他能猜中欧美的著名教练排兵布阵的招数，指出意大利和巴西互罚点球时，意大利队教练在排兵布阵上所犯的致命错误。如果不是这个错误，就是意大利队而不是巴西队获得世界冠军了。
接下去这位朋友这样说：“这样看来，意大利队之所以没有获得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没有按着格非的指示办事。”
这一笔真是太神了。轻而易举地用了一手导致荒谬的办法，就把读者的想象带到了一种任性、纵情自由的境界，其幽默的品位被提高了几个档次。
杂乱无章之乐
作文要有条理，这是从小学时代老师就反复要求的。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说文章可以写得杂乱无章的。但是幽默文章却能以杂乱无章取胜。以台湾诗人管管的《自题小传》为例：
“本名管运龙，中国人、山东人、胶州人、青岛人、台北人。写诗46年，喝酒47年零23天，戒烟10年至今。骂人60多年，唱大戏49年，看女人59年，吃大蒜56年零10天，好友一大堆，仇人3个半。出诗集2册、散文4本，电影演了10多部。也得过奖，也挨过骂，统统不管。至今牙齿少了4颗，有痔1门，香港脚2只。爱睡懒觉，爱说粗话，爱穿奇装异服，爱裸体，爱拉野屎，爱艺术，爱害羞，爱禅。传说我是云南白族人，又说是满洲人，很想当贵族，又怕不好玩。”
对于自传，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尽可能把自己最堂皇的事情写进去，可是管管在这里，堂皇的事情固然有之，如出版诗集之类，但是不正经的事、难登大雅之堂的事也杂七杂八地写了一大堆，不正经的文字，构成了与预期（常规）的不和谐，显得可笑；但也表现出了作者的天真、豁达。
这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了幽默，关键在于自由中表现了真诚。
艾青幽默
在诗里，艾青是一个非常温情的人，可是在生活里却不同，他的日常谈吐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这一点和舒婷有一点相像。舒婷在诗中柔情似水，但是在生活中嘴巴极其尖刻。
不同的是，舒婷的幽默以戏谑性的调皮为主，而艾青的幽默则时时透露出讽刺。
早在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在浩劫以后第一次恢复活动，组织代表团到鞍山和大庆去访问。艾青那时还是个“摘帽右派”，只是一个普通团员。在一个关于诗歌的座谈会上，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与会者。请他发言，他说：“我这个人，是一面鼓，只要针一刺，就会‘噗’的一声‘出气’”。
他幽默的话语中很硬的进攻性，使会议的组织者颇为尴尬。
随着他境遇的改善，他的幽默就不再那么尖酸了。一个年轻的诗人问到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对毛主席大大地赞扬了一番。正在一旁的夫人高瑛说，艾青打成右派以后，九死一生还说毛主席的好话。
艾青说，评价一个历史伟人不应该从个人恩怨出发。他对妻子说：“高瑛啊，你这么胖，就是因为你肚子里个人的恩怨积压得太多。”
他这种幽默中虽然有批评高瑛的锋芒，但是用了幽默术中的歪曲因果的办法，带着明显的虚幻性，是以软性为主的，所以并不伤人。
莫言戏写李白
李白是个大诗人。文学史上有了李白自然有说不完的好处，但是，不管什么好事都可能变成坏事。李白纵使可以上天揽月，也逃不了一条规律的约束，这就是，一提起李白，人们的感情和趣味就不由自主地进人了同一个模式：他是天才，遭到了当时混乱腐败官僚体制的迫害，他只能求仙问道，潇洒一番，等等。赞美和景仰几乎成了所有写李白的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基本出发点。
但是，莫言却不这样，他用戏谑的眼光来看待李白：他年轻时醉心仕途，说难听点，就是个官迷。而人一旦迷上了当官，就潇洒不起来了。想当官的人，就得摧眉折腰，就得不要脸，这个问题一点也没得商量。李白写了吹捧皇帝小老婆的诗，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样肉麻的奉承，想捞个官当当，可惜的是皇帝不买他的账。只赐他一个翰林供奉，闲人一个。于是他沉浸到酒乡里去了，装疯卖傻，借酒消愁，弄假成真，染上了酗酒的坏毛病，成了不折不扣的酒鬼。由此也就进入了潇洒的境界。那些伟大的诗篇也就写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