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天瑞遇害后，我与党组织暂时断了联系。我想发展弟弟加入共产党，但他不愿意，我就不勉强。我们全家平平安安地过了三年。大大和小小已经上了村里的小学，四胞胎也已经快三周岁了。一年前我的弟媳妇高美丽，生了一个八斤重的大胖儿子，取名”许家立“。自从有了四胞胎，我既高兴又烦恼。我越看越觉得四胞胎长得不像我。那四个小东西与我也不亲，看见弟弟长海却是二叔二叔地叫个不休。
眨眼又要过年了，孩子们一到腊月看大人们一件件准备年货，心里便充满穿新衣，放鞭炮，拿压岁钱的期待。薛大娘做米酒、冻米糕都是一把好手。家垦的铁皮箱装着冻米糕，孩子们时不时地抓几块出来解馋。但拿过头了，就会被我呵斥，甚至挨打。大大挨我打后，竟然离家出走了。我满村找，也没找到他。这孩子脾气倔得让人伤心。我发动精武会成员，帮我找大大，但几天下来仍然毫无音讯。婉玉先是与我吵架，指责我打孩子，再是号啕大哭。她一哭，我就更烦了。我想大大是不是被外来拐子拐走了呢？
家里丢了孩子，心里很是烦躁。其实我内心很想对婉玉好，可是婉玉一哭二闹三上吊，与我吵架就说：“瞎了眼，嫁给你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窝囊废。“我心里便非常恼火。但快过年了，我不想把家里弄得鸡犬不宁，便尽量克制着坏脾气。那时候，我们琐琐碎碎地过着日子，再没有了恋爱时光的浪漫情怀。都说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婉玉却保持着她小镇女人的风格。她从不到地里劳动，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双手满是老茧的农妇。夏天抢收抢种很繁忙时，我也没让她下过地。这在农村除了地主家的老婆，几乎不可思议。可她不知道我的好，总觉得我委屈了她。
过年前几天，我到镇上采购商品。在一家绸布店门口，遇上了刁红梅。她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耍。她见了我，让我纳她为妾。她凄凄惨惨地说着自己的故事，说得直让我掉眼泪。我犹豫了一下，心里想教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使说：“好吧，你跟我回去吧！“刁红梅就这样来到我家里。我心里想婉玉肯定不会高兴，但她并没与我吵闹。这让我感到婉玉这小镇女人在重要环节上，还是大气和大度的。于是我从前的西厢房，便成了我与刁红梅的婚房。说真的，我纳刁红梅为妾，一是想救她一把，二是想冲冲家里的晦气，却没想到，我竟然是驯狼人室了。，那年的年三十晚餐，我的左边坐着婉玉，右边坐着红梅。两个女人和五个儿子围着我，薛大娘做了十几碗菜，大家吃得非常开心。饭后，我们还放了”雨夹雪“的鞭炮。五个儿子高兴得拍手雀跃。婉玉暂时忘记了失踪的大大，对红梅也非常友好，亲切地唤她：“妹妹。“自从长海当了村长，我们村子每年从正月十二到十五，都有文娱活动——舞龙灯好几条”龙灯“，由几十名小伙子舞动着，伴随着锣鼓声走街串巷，把每家每户搞得喜气洋洋。过了元宵节，年才在喜气洋洋中结束。那天，红梅告诉我怀孕了。我心里盼着她生一个女儿，女儿如花朵，如蝴蝶。于是我让婉玉每天给她炖一碗鸡蛋羹，补充营养。
红梅十分喜欢孩子。家里五个男孩中，她尤其喜欢最小的阿六头。
她把阿六头抱在怀里，在村里的庙前桥上来来回回地走。庙前桥，也叫八字桥。古时候几经商做官读书的获港村人，都喜欢走一走八字桥，以示财运和官运四通八达。有一天红梅抱着阿六头，走在八字桥上不小心绊倒了。阿六头额头摔了个大包，哇哇大哭。婉玉知道后，不仅没有说红梅的不是，还为她炖好了鸡蛋羹，这让我心里对婉玉叉多了一份歉疚。
自从我娶了红梅，很少与婉玉在一张床上睡觉了。婉玉有四个儿子陪着睡，也毫不在乎。当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婉玉暗藏杀机，她对红梅的仇恨是藏而不露的。那天晚上，红梅坐在马桶上起不来，我看见鲜血从她的裤腿里往下流。我知道红梅流产了。我对红梅说：“怎么会这样，“红梅说：“也许是摔了一跤，把孩子摔掉了吧？“我信以为真，遗憾我没有女儿了。第二天一早，我去省城开同学会，红梅还在睡梦里。
婉玉抱着孩子送我到村口说：“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孩子们和红梅的。“我身在异乡时，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梅思索了两天，怀疑婉玉鸡蛋羹里放打胎药。她责问婉玉道：“你别假惺惺对我好，我怀孕三个月了，摔一跤根本不会流产，是你在鸡蛋羹里放打胎药吧？“婉玉冷泠地醴：“是，是我放的。你抢走我的老公，还想生孩子？
你做梦去吧？“红梅说：“哼，你个不要脸的。谁稀罕那臭男人。“两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吵起架来；红梅的手指点到了婉玉的鼻尖上，婉玉便撕扯起红梅的头发。两个女人就这么打起来，扭成了一团。红梅被婉玉撕扯下一束头发，蜿玉的手背被红梅抓出了血痕。薛大娘见状，用尽力气才把她俩拉开。这时婉玉用唾沫抹了一下手背的伤痕，冲红梅呸地一声，回里屋去了。
谁也不知道红梅是什么时光抱走阿六头的。天黑了，婉玉发现阿六头不在家，红梅也不在家。她着急起来，里里外外寻找着。然后到小叔子家对长海说：“红梅抱着阿六头出门没回来，你帮我去找找吧！“长海刚想拔腿走，高美丽说：“不会有事的，过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婉玉没找到救兵，也不想找精武会成员，只好自己继续在村里疯跑。她一边跑，一边喊：“阿六头，阿六头你在哪里呀！“天越来越黑，婉玉跑得筋疲力尽，蹲在地上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她心里想这臭婊子，一定是抱着她的阿六头逃走了。
我回到获港村后，顿时傻了眼。红梅，她一个女人能走多远呢？我去红梅的父母家找她，可她年迈的父母说：“红梅已经很多年没回家了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我们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十分蹊跷，无数个疑问让我发动精武会成员从村子找到镇上，又从镇上找到省城。然而茫茫大海，我们就像海底捞针一样，连个影子也没有逮住。我不知道红梅抱着阿六头去了哪里？但我知道肯定有人接应着她，躲藏起来了。这让我想到了大大的失踪，会不会与红梅有关系？他们会不会是一个拐卖儿童的团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婉玉。
婉玉失去大大后，失去了阿六头，双重的打击，让她差点崩溃了。她每天以泪洗面，情绪十分低落。有一天，她腰疼得在地上打起滚来。我把她扶起来后，找了村里的土郎中。土郎中措着脉说：“肾虚，阴亏。吃几帖中药就好了。“我按着药方抓草药，但婉玉还是疼得直打滚。我就送她去镇一一医院看病，医生说：“从拍片看，她得了肾结石，要开刀把石子取出来。“我知道西医可以解决这问题，但住院开刀不是一笔小钱。于是我只好把祖上留下来仅剩的几亩田产，与弟弟一分为二。
我把我分得的田产卖掉了一亩，凑足钱，让婉玉住进了医院。
手术是成功的。婉玉一拆线，就嚷着回家了。她的情绪，已不再低落有时，与我开玩笑说：“就当红梅给我们养儿子吧！“我说：“你想通了？“她便不再吭声。接着又是蚕月了，我们家的养蚕收入，也是主要部分。自从与弟弟分了家，我们的蚕房也一分为二了。蚕月里每天采桑的事，就是我的责任。我盼着四个儿子快快长大，可越盼着他们长大，他们越像小萝头那样长不大。七岁的小小帮我采桑叶，没采几片人已经从树上掉下来了。小小没有大大那么机灵，可惜大大不知被谁拐走了？蚕月里的日子虽然忙碌，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发现女人们全喜欢这份忙碌的日子。她们一年中，就盼着这一个月。因为这一个月，在我们村庄女人就是主人，而男人则是她们的下手。
蚕月里我采完桑，闲下来时也会看看报。我怀念办蚕桑报的日子，也怀念到上海看望叶天瑞的日子，更怀念自己蹲监狱和出狱回来后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自己过得非常丰富充实，总觉得有事情在忙碌。
我秘密发展了师傅独眼龙还有李阿二、庞九斤、丁一松、高大年、严家辉、杨鸿庆等都加入共产党。那时候，我们时常秘密聚会，大家兴致勃勃的，每个人仿佛都有一种信仰。
那年的初夏格外热，还没到暑假孩子们就到河里游水去了。每年都有溺水而死的孩子。那天，丁一松的独养儿子，与小伙伴们在曹溪河里游水嬉戏，一个浪头打来把他卷走了，而其他几个孩子却安然无恙。
丁一松抱着孩子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我们都呼吸到了死亡气息，但谁也没想到平安了十多年的村子，后来会遭遇瘟疫的袭击。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佃村那年的霍乱与水体被污染有关。那时候，村里人并不知道沟渠水、池塘水、浅井水和港湾水等极易受到粪便、污物等污染。洗涤病人衣物、倾倒吐泻物以及船民排泄物，直接下水都可使霍乱病菌在水中存活较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有些菌株，还可以在水中越冬。所以那场霍乱我们村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年全球性流感在我们村庄的死亡人数。
霍乱瘟疫平息之后，我们全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婉玉与四个儿子，先后染上霍乱去世，给了我最最致命的打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瘟疫带给我们村庄的悲惨景象。那时候，村庄里几乎天天都在死人，家家都在发丧。没有发丧的家庭，就是真主保佑了。我不知道我们村庄究竟是谁先染上霍乱。好像那几天去河埠头洗衣洗菜的女人，回来都发高烧上吐下泻了。发了高烧就刮痧，无钱请医买药就托人弄偏方抓草药。谁也不知道是霍乱，更不知道会传染；谁都没有隔离病人的意识。
我们家的薛大娘，那些天媳妇生孩子回家去了。家里洗洗刷刷就由婉玉承担，我负责烧饭做菜。在乡下平时吃饭很简单。饭锅里面用一个蒸架，蒸上菜，饭熟了菜也熟了。有时，用柴烧一锅米饭，猪油加酱油拌饭，也照样吃得香喷喷。那天，小小上学去了，三岁多的阿三、阿四、阿五在泥地里玩蚯蚓，婉玉到河埠头洗衣去了。阳光格外好，我在家门口的菜园里锄草，有人喊：“长根，长根你老婆晕倒了。“我以为婉玉腰痛病又发作了，三脚两步赶到河埠头，发现她在呕吐，心里想她又怀孕了吧！
我把婉玉背回家，让她躺在床上。三个小家伙看见我背着他们的姆妈回来，拍拍手上的烂泥，嚷着也要我背他们。我就抱两个背一个地把他们带到了婉玉身边。他们”姆妈姆妈“地叫个不休，阿三给姆妈抓抓背，阿四给姆妈亲亲小脸蛋，阿五拉着姆妈的手。婉玉感到一种儿子绕膝的幸福，只是一会儿她又要呕吐了。我给她在床边放一只木盆。
看她吐得厉害，找翻箱倒柜地找出几颗黄连素。我想我们也没吃过什么海鲜，婉玉怎么会拉肚子呢？
晚上，我把四个孩子，全都睡到西厢房。他们睡着后，我摸摸婉玉的额头，滚烫滚烫的；我给她在脖颈上刮痧。第二天，婉玉的病没见好转，四个儿子却一起病倒了。他们的症状与婉玉一样，高烧，上吐下泻。看他们噢噢地呕吐，很难受的样子，我心疼极了。我抱着阿三去镇上医院，把婉玉的发病起困到传染给四个儿子，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医生蒙着大口罩说：“这症状就是霍乱了。现在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接触病人，不吃病人接触过的饭菜。“医生一边说一边开药方，然后打发我们走。
我知道霍乱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染上之后十有八九要死亡。我抱着阿三走在回家的路上，双腿颤抖得厉害。第二天，我将村里染上霍乱的消息告诉了长海，以及精武会成员，让他们做好隔离防病工作。但事实上，村里已经有很多人染上了霍乱。这些精武会成员的家中，也都有病人在发高烧，上吐下泻。他们听我说这症状是霍乱，顿时紧张和恐惧起来。
那几天，我在家照顾婉玉和四个儿子，眼泪止不住掉下来。我一方面上山抓草药，另一方面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阿三和阿四，已经发高烧、昏睡、说胡话两天了。他们把肠内的粪便全部排泄完后，开始排泄类似淘米水那样的东西。我知道这样泻下去，就会导致严重脱水而死亡。村里死亡的气息已经越来越重，村西头一户四口之家全部死亡。
白天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只有哭声在空中回荡。太阳还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就已经关门避邪了。
我的阿三和阿四，在同一天去世。他们脸色青紫，手指头上的罗都干瘪了。我抱着两具已经瘦得不成样子的小小尸体，将他们放进了一木箱内，上山挖了个坑，潦草地埋葬了。两天后，我的小小和阿五也在同一天去世。四个儿子接连夭折，让我全身发寒，手脚冰凉。我不敢把这消息告’斥还在病中挣扎的婉玉。她时而昏迷，时而苏醒，人巳瘦得皮包骨头。她也开始排泄淘米水那样的东西，这让我十分恐惧。有一天，她稍微好一些时对我说：“我快不行了，你拿纸和笔过来，我要给父亲写信。“我说：“我帮你代写吧！“她说：“不行。“我就把墨磨好，把纸和毛笔递给她，她支撑着坐到桌边写起来，还将我打发开去。写好后，她把信纸折叠装入了信封，并封住了口，不让我知道她写了些什么。但我知道脾气倔强的她，是婚后第一次给她父亲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