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落山了，田野和菜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但一会儿月亮升起来，田野和菜园就是另外一番景致了。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那些开花的和不开花的植物，全被涂上一层银光。那日正是小闯儿满一百天的日子，我们在家里摆了百日酒，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和乡邻。
杨鸿庆与妻子阿菊，抱着捡来的兔嘴儿子杨来发来了。傻傻与她的瘸腿儿丈夫，抱着桑果儿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只有许家立呆呆地低着头不说话。他已经二十四周岁了，早就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然而他没找过对象。我担心他像我的二叔许跃辉那样，打一辈子光棍，便给他物色过几个女孩，可他全不中意。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怪，满腹的仇恨，让他的脸看上去紧绷绷，有一股杀气腾腾的味道。我很想与他说些什么，但我忙着应酬亲戚朋友和乡邻，等空下来已不见了他的踪影。
小闯儿这天表现特别好，她躺在摇车里不但不哭还老是开口笑。
桑果儿和六指儿，围着她的小摇车转。他们啊啊地与她说着话，拿着五颜六色的彩球逗她玩。两个小小的男孩儿，争着在小妹妹面前表现自己。整整一顿饭，哉都没有与傻傻说上一句话。不过只要能够看见她和桑果儿，我已经很开心了。
杨鸿庆捡来的兔唇儿子杨来发，大家都叫他”兔嘴儿“。兔嘴儿很调皮捣蛋，喜欢爬地和学狗的叫声。家里有了这些孩子，就像一片葱绿的田野，生机勃勃。杨鸿庆和瘸腿儿的酒量都不错，他们喝了不少杜茅酒。当然他们喝得再多，也没有我的酒量好。我给女人们也都倒满了酒，大家边吃菜边喝酒。傻傻和海云喝多了。她们喝多了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傻傻哭，海云唱。海云唱什么，我们全听不懂。也许是沪剧吧，那曲调因为有了傻傻的哭声伴奏，显得苍凉悲哀。然而这一哭一唱，使躺在摇车里的小闯儿也哇哇大哭起来，接着兔嘴儿、六指儿、桑果儿全哭起来，再接着男人们也一个个号啕大哭。大家都在哭的时候，只有海云还在唱，仿佛是钢琴独奏，给每一个哭泣的人伴奏。乐声高低起伏，雄壮有力。大家忘我地哭着，一个哭得比一个畅快淋漓。哭完了，哭够了，才渐渐离去。
亲戚朋友和乡邻全部散去后，已是子夜时分。风很凉，小闯儿早就进入梦乡。六指儿却精神格外好地钻进我的被窝，缠着我讲故事。我就给他讲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他听着听着睡着了。窗外一片银白的月光像水一样流淌着。我的左眼突突地跳起来。都说左眼跳，灾难来。我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章丹风睡得呼噜轰隆隆响，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睁睁地，一直醒到天亮。当天色微明，菜园中的植物感染了浓重的露水时，我早早地起来了。我吸着香烟，在田里散步。太阳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就是农人们下田干活的时候了。
解放这些年来，我基本都在田头劳动。我心中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恢复精武会，再当精武会会长。
这天黄昏下工后，我远远地看见家门口贴丁许多大字报。我以为是别人贴其他村干部的大字报呢！没想到有人贴到我这平民百姓的头上来了。我突然感到惊诧和恐惧，一种直觉让我意识到一场很大的灾难来临了。
章丹风见了别人贴我的大字报后，对我说：“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在贴大字报。你从前坐牢都不怕，还怕什么？“章丹凤的话给我安慰和勇气只是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前所没有的恐惧。第二天我果真被镇里派来的干部正式揪了出来。我义落难了，这让我十分悲哀。我想与村里的乡亲说话，然而很多人只勉强搭一两句腔，便借故离开。有的人干脆不和我说任何话。
我被打成”右派“后，押到劳改农场监督劳动了大半年。那里被押来的”右派“分子，基本都是城里来的。他们有的在报社工作，有的在机关工作，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医生等，像我这样真正是农民的，就我一人。那天我被押走前，章丹凤哭成了泪人儿。我心情不好，一时恼火极了，冲着她说：'’哭，哭个头。”她就越哭越伤心。我心一酸，也掉下眼泪来。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章丹凤和章珍妮流着眼泪，送到我村口。我被押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后，她们哭喊着，那哭喊声是那么让我肝肠寸断。我哽咽地朝她们挥挥手。我知道我这一走，章丹凤和孩子们都会受牵连，并且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我在劳改农场除了思想改造，就是干农活。干农活，对我来说不成问题。那些城里来的“右派”分子，平时养尊处优，干不了重活，我就帮着他们干一些。大媳妇章珍妮，半个月来给我送一次换洗衣服。那天，她给我送换洗衣服时，告诉我许家立把曹一康杀死了。她说：“有一天许家立与曹一康吵架，许家立用水果刀刺进曹一康的心脏，曹一康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死了。曹一康一死，许家立被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我听了这消息，非常震惊。我知道许家立一是报父仇，二是怀疑曹一康使坏才把我打成了“右派”，我很想交代章珍妮一些事但在看守的眼皮底下，我只能对章珍妮说：“嗨，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
我一空下来就写日记，就像从前我在国民党监狱，一空下来就学日语和世界语一样。我写日记，也就是为了打发这无聊的日子。我在劳改农场的犯人代号是。章珍妮来看我，看守就冲牢房喊：“出来。”这让我非常想不通，毕竟我已经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什么坐了国民党的监狱，多年后的今天又来蹲共产党的监狱呢？
我与陆天一同住十四号牢房。他从省城来，是报社的一位编辑记者。他长得很白，我叫他“白面书生”。我们住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阴森森，有点儿鬼魅般的气息。房顶有一盏狱灯，很昏黄。两床地铺，铺着的草垫就是我们冬天保暖的用品了。最初我们的劳改生活并不劳动，而是让每一个犯人都必须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有些犯人受不了煎熬，有寻死自杀的。我很快习惯了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日子。我觉得无论如何，这到底比国民党监狱坐老虎凳的日子好多了。通常，我们吃过午饭开始学习。内容是读报。那时候的报纸，登的晟多的就是反右斗争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新局面的文章。然而局面再好，成了罪犯的我也感受不到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
我在劳改农场，常常感到饥饿。有时一顿只能得到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碟咸菜，而章珍妮无法把吃的东西送进来。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改造思想。因为劳改农场看守所的犯人都属未决犯，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看守所不是真正的监狱。但它在犯人和犯人家属眼中，是一座壁垒森严的监狱。
那时候，看守所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而流水的囚犯一个个进来又一个个出去。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聚到了一起，接受翻来覆去的审讯。犯人把这种审讯戏称为“车轮大战”。与我同室的白面书生陆天一，每次审讯回来都像死人一样，不是倒地呼呼大睡，就是号啕了（哭。他的哭声像牛哞一样，让人听了心里发怵。那天他接受完审讯一股魂飞魄散的样子，让我吓了一跳。我心里特别想他不要被判死刑，他是好人，没有罪。然而，第二天他还是被转狱了，结果怎么样，我不得而知。
章珍妮再一次给我送换洗衣服时，我的同屋已是另一个蓄着胡子的中年男人了。这次章珍妮给我带来了一些钱，让我备着买日用品。
然而我把买日用品的钱，大部分买了吃的和烟。不够了，我就再向家里要钱。我知道这会给家里增加负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老觉得肚子饿？有时肚子饿了，我拼命写日记，画饼充饥一样。那些天，我的的记是这样写的连日朋晴不定，间有小雨。采石场的劳动及其繁重，晚间累极。遇上站岗，倒是能逃避一天的劳动……那天，在采石场工地，我们就地开了一个暴露思想会。我把我的思想笔记读了一遍，并且发了言。大致可以过去。我已经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这是我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出来的。所以那天批斗一二十人，我不是对象。至于暴露思想，我的态度十分积极。我谈了“右倾问题”，“认罪与架子”，“觉悟不高和分化孤立”等等问题。
每隔半个月，我都盼望家里人来。章珍妮很久没来了，章丹风也没来；还有我的小风林和小抗敌都没来。我不知道家里出什么事情了？
心里十分焦急。终于等来了小风林，看守很凶地冲十四号牢房喊：“出来。”我出来见是小风林，一股欣喜又一股担忧，急着问：“家里怎么样？”小风林说：“章珍妮流产，六指儿发高烧感冒了，小闯儿出天花了。”我的神情异常沮丧和落寞，小风林问我些情况，我说：“我的预审已结束，只等最后的发落了，看样子凶多吉少。”小风林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说：“我也不明白，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小风林说：“都是他妈的曹一康，整的。”我说：…右派‘在众人眼里已成又臊叉臭的破罐子，我只好破罐子破摔了。我现在担心家里，牵挂着你们。牵挂是刻骨铭心的啊！“小风林听了我的话，沮丧地低着头。他心事重重地向我道别时，我突然觉得他长大了。
谢天谢地，那天突然被劳改农场释放回来了，我胡子拉碴地回到村里，村里正在庆祝成立人民公社。我不敢见人群，绕道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又惊又喜。章丹凤喜极而泣道：“你回来了，他们放你回来了吗？“我说：“是啊，我本来就没有罪，当然要被释放回来的。“孩子们散去后，章丹凤紧紧地拥抱着我，久久地不放开我。她说：“你离开我两次，我再也不要受那份苦。再也不要你再蹲监狱离开我了。“她鼻子一酸，伏在我肩头哇哇地大声痛哭起来。
六指儿长高了，小闯儿开始牙牙学语和走路了。半年多的分别，这两个孩子全不认识我了。我蹲下来抱起小闯儿说：“叫我爷爷。“她睁着大服睛朝我看看，呜地哭起来了。倒是六指儿，我把胡子刮干净，他就认出我来，说：“爷爷，你这么长时间到哪里去了？“我说：“六指儿你想爷爷不？“六指儿点点头说：“想，很想很想。“这天晚上，我们全家团团圆圆地吃了一顿饭。亲情给我的力量是巨大的。我突然想起了许家立，问：“家立这孩子怎么样？“小风林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我突然难过极了，这是弟弟唯一的儿子。我没有照顾好他，感到很自责。我决定去看高美丽，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饭后，我砰砰地敲高美丽家的门。高美丽打开门，倏地又把门关上了。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不知道认出了我没。我想着自己还是个戴帽右派，也就再敲她的门，我想如果她真认出我，想回避我也在情理之中。我十分沮丧地回到家里，章丹风听了我的叙述后说：“别理她，家立就是被她害的。“我回到村里，依然被监督劳动改造。当然这比在劳改农场强多至少我每天都能与亲人团聚在一起。自从成立人民公社以来，所有的土地都归集体所有。村已改作荻港公社荻港大队。村民改叫公社社员。那年无论大人小孩，每个社员分自留地四卜六平方土地。咱们家人多。，总共分得了八分地，也就是近五百平方的自留地。现在我们上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下有生产小队。我们公社成立了三十五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都有正副队长。这叫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实质上也就是生产队所有制。生产小队向生产大队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的部分，上缴一定比例给生产大队；其余部分归本小队所有。节约下来的生产费用，全部归本小队支配。村民按工分计算收入，譬如冬耕十二个工分，一次春耕十个工分，二次春耕九个丁分，三次倒田八个工分，割稻二十个工分，甩稻二十六个工分等；又譬如完成一亩单季晚稻田，总共有三百八十九个工分。所以谁干的活儿多，谁挣的工分就多。社员们每天为挣工分而努力着。我的小风林和小抗敌，为了多挣工分每夫起早摸黑地干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