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在李青身后，心里颤巍巍的。我想她到底要与我谈什么？还是要我交代什么呢？工作组办公室，就在我们从前盖的那一溜土房里。
到底是城里女人，这黑不溜秋的土房，被李青打扮得十分漂亮。窗子安上了墨绿色的窗帘，办公桌上一只笔筒里插着一束鲜花。房顶上还挂着两只大红灯篦，看上去一股喜庆的味道。一进门，她让我坐在办公桌前的长条凳上。她的脸一沉下来，严厉的目光直逼着我说：“我们请你来是让你谈谈严家辉。社员们对他这个大队长意见很大，我们也想听听你的意见。”“听听我的意见？”我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些年来，我一直被人瞧不起，更别说有人听我的意见了。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尊重，激动得连声音也有些打颤了。其实我本不想多说的，但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了。我从当年成立精武会、严家辉当了我的部下谈起，一直谈到解放后。一幕幕场景，经我的倾诉是那么生动。从心里讲，我很想让严家辉下台。我不无抱怨地说：“凭什么他就春风得意，我就一辈子与牢狱、‘右派’连在一起？”李青把我说的话，做了记录。
结束后，她说：“如果我们需要，还会再找你。”我说：“好吧！只要我知道的，全部如实叙说。”走出工作组土房，我心里乐滋滋的。我想严家辉也会有倒霉的一天，真是天长眼睛了。
瘸腿儿没再与傻傻吵架，也没提桑果儿的事。我想他是顾全大局，一切太平无事了。我就想带孩子们去河里叉鱼。我们家的孩子都喜欢吃鱼。我在家准备好了渔叉、渔篓、萍起和千步这些工具，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叉鱼。路上，我们遇到工作组员穆森，他说：“你们叉鱼去？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来了这么久，还没看过叉鱼。”
正是太阳偏西时刻，六指儿、小闯儿、平儿、静儿和工作组员穆森，与我一起来到外港埭走廊外的曹溪河。曹溪河涨水后，鱼比平时多。
这里通常以青鱼为主，也有草鱼、白鲢、花鲢。我们选择转弯处的一段水域，那里有回流，鱼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儿一样，上蹿下跳很好叉。
六指儿站在水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每叉一条鱼，他就大喊一声，把它甩到岸上。小闯儿、平儿、静儿就抢着把鱼往渔篓里放。如果鱼没有被叉中要害，上岸后仍然摇头摆尾，小闯儿抓着鱼，用摇摆的鱼尾巴去逗弄静儿和平儿。这时，她们的小脸蛋就会粘上一层白色的黏液。然后她们你追我赶，发出一声声欢乐的笑声。我望着孩子们快乐地嬉溅着，心里有一种做长辈的疼爱和开心。
工作组员穆森见六指儿这么能叉鱼，就试着站到水中央，也想叉鱼。其实不是六指儿能叉鱼，而是曹溪河涨水后鱼实在太多的缘故。
叉鱼需要眼疾手快。穆森站在水中叉了很久，可是一条鱼也没有叉上来。他不甘心，非要叉上一条不可。我把六指儿唤上岸，自己站到穆森身边，手把手地教他，就像我教我的孙儿们一样。一会儿，穆森就叉上来了一条鱼。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这个二十出头的城里小伙子，对这一切都感到新鲜。
六指儿和小闯儿为了抢一条鱼，在河岸边追来追去。平儿和静儿，在一棵树下跳房子。我见穆森学会了，就坐到岸边一块岩石上抽烟。
晚霞照耀着河水，河水泛出晶莹的波光。突然我听见通的一声，抬起头正好看见穆森掉下河去溅起的浪花。他仿佛在瞬间化作了一条大鱼，游离开去了。我丢掉烟屁股，跑到水中央，正好一个浪头扑来。我担心穆森被突然上涨的洪水卷走，赶紧吩咐六指儿回去喊小风林和小抗敌，而自己则立刻跳下河去救人。
我在曹溪河里四处寻找穆森，但当又一个浪头扑来时，我已经横渡到对岸了。这时天空突然阴下来，打起了响雷。我十分慌张，知道大事不好了。当小风林和小抗敌划着船儿到达时，大队干部和工作组成员也都到达了曹溪河边。这时，我已经从对岸游了回来。我把整个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工作组长和大队干部汇报后，他们要我和小风林、小抗敌继续寻找，并说：“就是尸体，也一定要打捞上来‘大队干部和工作组成员，在曹溪河边焦急地等着，大家默不作声。
星星出来了，月亮出来了，我们终于将尸体打捞了卜来。曹溪河通运河，我们是在运河上发现漂浮的尸体。我们划着两条木船，就像遨游在河里的两条大鱼。小风林和小抗敌划一条船在前面，我载着穆森的尸体在后面。穆森一死，我的罪孽就大了。上岸，我与小风林和小抗敌把穆森的尸体抬土岸时，我的双腿直打哆嗦。工作组长把穆森的寝室做了灵堂。穆森的尸体已经被河水浸泡得发胀，但我还是为他用曹溪河水洗了身子、换了衣服。
第二天，穆森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从城里赶来了。我成了罪魁祸首，杀人犯。他们说：“许长根是阶级敌人，故意把穆森推下河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这么一说，我即使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自己的罪孽了。
追悼会后，穆森就葬在了向阳的山坡上。通向那个山坡，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由于接连下了几场大雨，地表非常湿滑。我们放慢速度，走得十分小心。然而那条路实在太狭窄了，再加上雨把路边缘的泥土浸泡得松软了。在一个拐弯处，李青踩到了路边一块松软的泥土，身子一歪就翻下了幽深的沟谷。大家一阵恐怖，像木头人一样站着一动不动。
我亲眼目睹李青从山坡坠落沟谷的场景。那如飘飞的一抹霞彩，最后落在一棵古树上。我赶紧找来一根长绳，顺沟谷而下，把李青拉了上来。李青一上来，对大家说：“没事了。化险为夷了。“大家这才缓过神来。我们的送葬队伍又继续前进了。我们大队中青年男女，差不多都参加穆森的葬礼。没参加的有豆芝、李小龙、雪梅等几人。雪梅疯了，她整天就是怕妖怪毛孩儿纠缠她。她见了人就说：“妖怪，妖怪。“豆芝没参加葬礼的原因，是她的女儿带着小外孙回家来了。我们回家时，她们家正团团圆圆喝酒吃肉。那股肉香和酒香，弥漫在空气中就像利剑一样，直刺我悲郁的心。我知道豆芝因为雪梅疯了而幸灾乐祸。
她喝得醉醺醺的，哈哈笑着说：“她疯了。她疯了。“这晚，我又失眠了。工作组穆森死在我的眼皮底下，自然是有我的责任和罪孽。我旧的污点未消除，新的罪名又将成立了。我在劫难逃。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淌了出来。我想我自己受难不要紧，关键是又要牵连我的章丹凤和孩子们了。几天后，工作组在我们大队对每一个干部的调查已经完毕。党支部书记小山、生产大队长严家辉、妇女主任傻傻、供销合作社长杨鸿庆，还有我这个”右派“分子都将受到重点批判。
与此同时，工作组也将重新选举新的大队领导干部。我知道杨鸿庆的罪名是贪污，严家辉的罪名是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傻傻的罪名是男女关系，（最终揭发傻傻的是她的两个女儿惠娟和惠玲。）而我的罪名不仅仅是摘帽”右派“，对穆森去世的事件上，还有现行反革命的嫌疑。我唯一不知道小山的罪名是什么？那天我见到小山，他愁眉苦脸地与我说：“我也不知道要检讨自己什么？“小山已近花甲之年，他孤身一人，鳏夫那么多年，说亲的人多得无以计数，但他一概拒绝。他心里只有死去的妻子小妹，小妹短暂的生命被他的爱无限延长了。
和小山寒喧了几句后，我去了杨鸿庆家。他妻子阿菊见我来了，让兔嘴儿去自留地喊杨鸿庆回家。兔嘴儿已经十五岁了，在镇中学读了一年初中便回乡来了，说是学校规定，凡农村户口一律回乡劳动。杨鸿庆自从骑马阴囊被撕裂、睾丸被颠碎后；与妻子阿菊就没有性生活了。
阿菊领养襁褓里的兔嘴儿时，看上去有些枯萎和衰老。但这些年，杨鸿庆做着供销社长，有什么好吃的就往家里拿，把阿菊养得白白胖胖。阿菊的两只奶子如两座山峰，我望着它们，就会想到省城的北高峰和南高峰。兔嘴儿与我的感情不错。他在我这里几乎无话不说，这让我知道了阿菊最隐私的秘密。兔嘴儿自小与阿菊睡一个被窝。小时候阿菊抱着兔嘴儿睡，但当兔嘴儿长到八九岁时，阿菊便开始让他给她抓背、按摩、抚摸脚丫。渐渐地，兔嘴儿就喜欢上了阿菊的脚丫。他觉得母亲的身体温暖宽大，就像辽阔的福地。
我与杨鸿庆闲聊时。总会聊一些逝去了的往事。他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再恢复精武会，能让我再当精武会会长。当然他只是宽宽我的心，谁知道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个人微薄的力量只能在时代的边缘颤抖。我们胡乱聊着一些什么，生怕日后连聊天也不得自由了。杨鸿庆说：“做人部是空的。“我说：“是啊，真是很空的。远的不说，就说咱大队内港埭走廊那个南货店的耄女人，忽然有一天暴尸街头了。她是被一匹受惊的马，给踩死的。她死后，人们从她屋里找出来许多花花绿绿的钞票，可她的三个儿子却把尸体搁一边，为争夺这些钱大动干戈，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杨鸿庆说：“她那三个儿子，大刘、二刘、三刘简直不是人。“我与杨鸿庆这次聊天仅两个月后，全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大队”网清“工作组的名称，很快换成了革委会和”文攻武卫“这样的名称。那些从镇里派来的人，就成了我们大队的临时领导干部。他们鼓动群众贴大字报。在我的感觉中，仿佛又回到了年”反右“时的场景。
帽，挂牌，游街，也没有”低头认罪“只不过年”反右“时没有戴高.”牛鬼蛇神“这样的说法。我虽被划人戴高帽、挂牌、游街之列，但望着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我已没有了先前的恐惧，倒是感受到一种朝气和新鲜感。
我戴的高帽，是红卫兵小将用报纸做的。高帽长达几尺，戴在头上摇摇晃晃，就像一个十分滑稽的小丑。我的小闯儿、静儿、平儿，宝儿和其他孩子们，看见我戴高帽，挂牌游街，就像看童话世界里的故事一样，都开心地哈哈大笑。当然我的那些邻居和仇敌们，看见我戴高帽，挂牌游街，也都哈哈大笑。人性里面一种落井下石的快感，在瞬间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开始我也为这一切感到新鲜有趣，后来批斗时被红卫兵小将们拳打脚踢，我就想这哪里是革命呢，这不就像我在国民党监狱坐老虎凳一样？
那天，我亲眼目睹，一群红卫兵小将在毒打一个女人，他们一边毒打女人，一边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他们使暴力，变得像明快的舞蹈一样。击打的双手和跳跃的双脚，使所发出的声音宛如交响乐。
当乐声戛然而止时，也就是女人的头颅重重地倒在一块岩石上的时候。
这时我看到了女人绝望无助的眼，与那流淌在年轻美丽脸庞上的泪水。
她挣扎着把脸转向正在低头认罪的我。我知道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我看见她把脸紧贴着大地后，死去了。她是新来的小学老师，她就这么死去了。
白天被游街批斗丁一天，黄昏走在回家的路上浑身骨头都散了架。
但我还是不忘看夕照的余晖，跳跃在草茎上泛出一片微红的光晕。我看着大自然的景色，美好的未来仿佛就会来临。我这么期盼着，忧郁的心情就会忽然地开朗起来。这些日子最流行唱毛主席语录歌，我每天都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儿走进家门。章丹风奇怪地问：“别人挨批斗都痛苦得要命，你怎么唱着歌儿越发开心了呢？“我说：“别人是第一次挨批，我可是老运动员了。“章丹凤说：“你别现在说大话，前几天还胆小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呢！“我说：“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嘛！“小山、严家辉和傻傻他们都是第一次挨批，尤其是小山批斗了两天就支撑不住了。他想不通自己的罪名竟然是走资派。那天，我路过他家门口，他把我喊了进去，卷起衣裤给我看他身上和腿的伤痕。我有些慌张地说：“一切都会过去的。首先要挺住，要留得青山在。“他点点头，仿佛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溜回家了，一出门，我碰到几个红卫兵小将。他们见我从小山家出来道：“站住，你们搞串联对抗我们吗？“我说：“没有，我们只是谈些生活上的事儿。“红卫兵小将一哄衙上，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道：“你别想抵赖，你要老实交代。坦从宽，抗拒从严。“我说：“我知道。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就打一套拳给你们看。，“红卫兵小将一听我这么说，便叽叽喳喳道：“打什么拳？“我说：“十二路潭腿。“我说着就打起拳来。我这把老骨头，已经没有从前灵光，但功底在，一个腾跳，一个翻身，就让他们看傻了眼。我打完后，他们说：“好啊，武林高手，厉害厉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发现最快乐的就是红卫兵小将了。我们家一个红卫兵、红小兵也没有。小风林和小抗敌早过了红卫兵的年龄。六指儿、小闯儿、平儿、静儿，他们却冈为我的问题，加八不了红小兵。他们心里对我驮耿于怀。他们非常喜欢看游行队伍，那种红旗和锣鼓缭绕的革命气氛，让他们激动不已。然而，不久小学也停课闹革命了。孩子们就全都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