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向前走了。走着走着，我就到了大队办公室。吴星星、严发财等大队干部正在开会，我在木门七用耳朵贴着，听见里面七嘴八舌地讨论什么大包干的事。吴星星说：“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呢？”严发财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我怕被他们发现偷听，胆怯地离开了。往回家的路上走，我想着虽然我已经被平反了，可历史不能让我回到从前。我从前的革命理想，在现实面前就像云烟一样飘散了。说实在革命是什么呢？活了大半辈子，我对革命的含义越来越不明白了。
小抗敌从田头劳动回来，拉起他的二胡。他把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拉得如泣如诉。苦难，让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心中有一种永远的深深的痛。原来，平反丝毫不能减弱我的隐痛。我的灵魂深处，那一道道永难弥合的伤口，撕裂着我。但没人知道我内心的疼痛。我就像一个双面人，面对外部世界时，洒脱而微笑，并且害怕树叶砸到头上的重量。如果拿我孙女平儿的说法，那我就是一个有若十足奴才相的人了。我知道岁月把我的菱角，已经磨得平平。
黄昏，我站在晚风徐徐而来的院子中，昕相邻院子里传来刷刷响的磨刀声。六指儿、小闯儿、静儿、宝儿聚在一起聊天。他们慌张的样子，一个个脸上挂着惊讶。我走过去问：“你们在说啥哩？”静儿说：“没说什么。”宝儿说：“我们在说兔嘴儿呢！他死了，还躺在村外公路边一条小巷内的高墙下，可把我们吓坏了。”我听宝儿这么说，就像雷电劈下来一样。一时，我木木地站着。
我找到兔嘴儿出事的地点，已经有很多围观者了。挤进人群，我看见兔嘴儿被一团血泊包围着，眼睑已经合上。唯有裂开的嘴，还隐约露着笑容。村里不少社员得知兔嘴儿出事，都纷纷赶来了。我是看着兔嘴儿长大的。尽管他与桑果儿在红一司时，批斗过我，但我还是为他短暂的生命流泪。
我老了，八卦的事情却格外喜欢打听。我打听到，那天上午兔嘴儿和养父杨鸿庆又吵架了。养父杨鸿庆不愿借钱给兔嘴儿，父子俩为此发生了争执。养父杨鸿庆叉气又恼，想起兔嘴儿与阿菊的事，感到很羞辱。一怒之一，养父杨鸿庆给了兔嘴儿一个嘴巴子。而兔嘴儿也正在火头上，他不假思索地顺手拿起一把水果刀刺了过去。养父杨鸿庆十分意外，他捂着胸口，瞪大眼睛说：“你，你你……”兔嘴儿不顾养父倒下，慌忙从养父杨鸿庆口袋里摸出一把钱票子，飞奔而去。他拿着这些钱，去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两瓶杜茅酒，美滋滋地喝起来。午后，他醉醺醺地走出小酒馆，沿着村口公路漫无目的地走。他走得很逍遥，裤兜里还有几个硬币敲打着他的大腿。他忽然地想起女人来了。
正是午睡时光，小巷静悄悄的。他看见在一溜儿廊檐下，坐着一个长辫子姑娘。她的脚边，放着一竹篮鸡蛋；像是走亲戚的，坐在外边等主人午睡醒来。他摇摇晃晃地朝她走去，正午的阳光格外莹亮斑驳，他眯着眼，敞开土衣，一股酒气从他的鼻孑和张开的嘴巴里，喷薄而出。
长辫子姑娘没注意到他，而他已经从她的背后抱住了她，撕扯着她的藕荷色小衫儿了。长辫子姑娘挣扎着，道：“你个流氓，你个流氓。”可惜此时没有人，只有树上的鸟儿喳喳叫着。兔嘴儿那裂成花朵一样的嘴，想去亲吻长辫子姑娘时，踢翻了竹篮。竹篮里被阳光照耀得银白的鸡蛋，一个个滑溜溜地滚到地上。长辫子姑娘伤心地哭起来，一条大黄狗从屋里汪汪而出，追赶着兔嘴儿。兔嘴儿眼看着被大黄狗追上了，便像猴子一样动作敏捷地爬上了一堵高墙。但大黄狗不罢休，在墙下汪汪地吼着。兔嘴儿怕被人捉住。欲从高墙翻到青瓦屋顶上去。但他被大黄狗吼得太恐慌了，一脚踩空，从屋顶摔了下来，一命呜呼。这场景，让长辫子姑娘吓得半晌发不出声。当围观的人渐渐多起来时，她呜呜哭着说：“不关我事，他要强奸我，自己掉下来摔死的。”
兔嘴儿出事后，好心人去唤他的养父杨鸿庆时，发现杨鸿庆同样倒在血泊中。地上的血，已经凝结成硬块；估计被凶手害死大半天了。谁是凶手？公安局不出两天，就破案了。那水果刀上留下的指纹，证明兔嘴儿是谋财害命者。村里人很震惊。第二天，杨鸿庆的两个女儿和女婿回家来料理后事。他们没有哭泣，默默的也不说话。他们要买二十板豆腐，这就忙坏了外乡女胡二嫂。她在热气缭绕的豆腐房里，一板一板地压豆腐。
章丹风一直不能从小风林病逝的阴影里走出来。她不是抹眼泪，就是责备章珍妮害死了小风林。她的无理取闹，让我厌烦透了。章珍妮被婆婆责备后，并没与婆婆面对面吵架。她总是尽量躲避婆婆，心里的郁闷却与日俱增。从前婆媳在家里和和睦睦做家务，现在章丹风有事常常找小媳妇海云商量。妯娌之间，因此有了隔阂，很少说话聊天了。
小风林去世后，六指儿仍旧守着他的鱼塘，章珍妮不得不下地种田了。在夏天烈日炎炎下，她的皮肤晒黑了不少，人也瘦了不少。“双抢”过后，那几个闲暇日子，她想起小风林的临终遗言，到镇上去买一块白底碎花丝绸面料，为自己做一祭旗袍裙。后来，每到晚餐之后，她就穿上旗袍裙，左手腕戴上翠绿的玉镯子。
章珍妮决定不再嫁男人。成为寡妇的她，有六指儿和平儿，她就一心等着做奶奶和外婆了。汤圆儿没有食言，她给六指儿从菱湖镇介绍了一个对象。那女孩子中等偏高的身材，初中毕业，女红做得格外好。
小名“兰兰”。六指儿见到兰兰，一见钟情；兰兰也有同样的感觉。而章珍妮看毛脚媳妇兰兰，从头看到脚，觉得兰兰那大屁股、高胸脯，将来会是一个能生养的女人。
小抗敌见章珍妮穿上旗袍非常好看。他常常盯着她看。旗袍忽然.给了他灵感。他想不演样板戏了，是否能改演男人穿长衫、女人穿旗袍的苏州评弹？他胡思乱想着。海云见小抗敌目不转睛地盯着章珍妮出神，说：“你看什么？想动坏脑筋吗，”小抗敌说：“你也去做一条旗袍吧！女人穿旗袍好看。”海云说：“人家有男人送她玉镯子，我呢？”小抗敌打趣说：“你穿上旗袍，就有男人送你玉镯子了。”海云说：“我才没有像她那样风骚啥哩。”
海云不会干农活，在大队做会计。她要在账面上，管全大队的生产和收人情况。那些明细表，让人眼花缭乱。水稻，她就要列成双早稻、单晚稻。土地面积，单产和总产等；还有蔬菜和畜牧类，她都有明细报表。所以田里的活儿除了小抗敌，就是静儿和宝儿帮着父亲干。小闯儿的心思不在农活上，她悠悠荡荡，喜欢演戏、养蚕。近些日子。她还谈上了对象。恋爱中的她，脸蛋儿沐浴着春风，笑得非常灿烂。
初夏，我们生产大队把包干的事，落实到每个生产小队。
由生产小队，负责每家每户的分配。我们生产小队的队长是小抗敌。
那天我们生产小队，在我家门口的树底下召开社员会议。讨论本小队，到底实行哪一种责任制？经过表决，到会的社员都同意大包干。但我主张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严责任制。我说：“中国农村的改革，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等，才能使增产幅度提高。”我这么一说，社员们觉得包产到户，比大包干更好；便又纷纷表决，同意包产到户。
十天后，我们小队的饲养室门口，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生产队开始评价分牲口和农具等。经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阄的方法。这种方法对每个人，每一户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坏，就看自己的运气。我的运气还算好，分得一头猪，一个渔叉、一个麦桶、一个渔篓。下午大队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我们家共分到了十六亩八分田。原有的八分田自留地，依然不动。这个数目，与我们家在土改时分到的田地一模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与小抗敌、六指儿一起去地里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合作社到公社化，走过来了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回想起我加入合作社时，交了十六亩八分田，还按田地交了十六斤种子和四百五十六斤饲料。另外，把家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也了合作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有人惋惜地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其实不管社员们怎么说，大包干和包产到户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
那天我兴高采烈地去镇上，在一家商店我用二十元钱买了一个轻又巧的架子车箱。我把它装在我的自行车上，不仅可以坐人，还可以驮货物。我虽然已经七十出头了，但有包产到户这样的好政策；我还是要鼓动我的儿孙们，大于一场。当然如果不驮货，我可以载着章丹风去镇上看风景。然而六指儿见我买回来架子车箱，高兴地说：“爷爷，正好用这车把我养的鱼驮到城里去卖呢！”我呵呵笑着说：“你倒是会讨便宜，我刚买回来，还没试一试，你就看上啦？”六指儿说：“你给我架子车箱，日后我还你大卡车。”小闯儿说：“六指儿尽会胡说。爷爷，你别给他。”我说：“六指儿正需要用，万一他日后买了大卡车还我，那我不就赚上了一大笔？”小闫儿说：“你相信他？”我点点头，道：“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创造力。”小闯儿便冲六指儿哼的一声出门去了。我知道小闯儿定是与那高渔儿约会去了。嗨，现在作兴自由恋爱，女大留不住啊！
桑果儿在北大荒待了十多年，还是不能真正习惯东北的生活。尽管他在那边已当到连长，韩索丽也调入卫生所做医生，但他们抽调回家乡的心依然迫切。经过几年努力，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这年秋天，桑果儿携着新婚妻子韩素丽回来了。傻傻高兴得眉飞似舞，早早地给儿子和儿媳准备了新房。然而，上海女知青韩素一点不领情。她看一切都是老土，觉得婆婆把房间布置得太俗气了。头一天就将她认为很土.的摆设，重新折腾了一遍。，桑果儿回乡后，被上级主管部门任命为大队副队长，接替了从前小风林的位置。韩素丽则担任大队卫生所医生。这是公社为她新设置的岗位，也可便利社员看病配药，就像从前的“赤脚医生”那样。
我没有去傻傻家，也没有把桑果儿叫回家来。我的这两个女人都不好对付。傻傻在我这里随心所欲，我也记不得什么时候她又把我当仇人了。现在我们偶尔路上相遇，如同陌路人一样。章珍妮呢，一亩认为我亏欠她、对不起她。小风林死后，她更是常常无理取闹。若是我把桑果儿带凹家，她的唠叨和叹息，肯定又会像蝉鸣一样令人烦躁了。
那天傍晚，我请桑果儿和韩素丽到外港埭走廊的小酒馆吃饭，作为我给他们回家乡来的接风洗尘。桑果儿和韩素丽见我，都叫我：“许伯”。“许伯”就许伯吧，谁让桑果儿是我的野种呢？我选了二楼临河的一张小方桌，三个人依窗而坐。窗外曹溪河上有几条小船，吱吱呀呀地划着。堂倌先递过来一小壶茶，接着又递过来菜单。我要丁我们荻港名菜烂糊鳝丝、葱油鲈鱼，还有一砂锅清炖老母鸡和三只太湖蟹。桑果儿要了两瓶西湖啤酒，而我则要了一瓶我们村自己产的白酒秋露白。
我们的菜肴十分丰富。但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我说：“祝你们新婚快乐，白头借老。”桑果儿说：“我们已经结婚半年了，不算新婚了。”我说：“不是新婚胜似新婚。”韩素丽坐在一边，文文静静地抿着嘴笑。这时，堂倌送上来一盘三只被蒸得红光满面的太湖蟹。我抓起一只大的给桑果儿，再抓起一只大的给韩素丽。我抓起它们时，它们已经把满身的鲜气抖擞出来了。这让我想起往年吃蟹时，我会很难得地找上几个文友来家饮酒赋诗。我家客堂的那六把猩红色楠木椅子，这时候才为我所用。章珍妮把陈醋，分放到六只枣核形小食碟里，然后兑上新鲜的姜丝。每当与文友们在一起，我才会想到自己是浙江一师国文科的毕业生。
秋露白是烈性酒。不知不觉，我已经喝了半瓶，开始头重脚轻飘飘然了。都说酒后吐真言，我竟指着桑果儿道：“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父亲？有你这样的儿子吗？不要忘记你是怎样扇我与你母亲的巴掌的？
你这不肖子孙，别以为逃到北大荒我会原谅你？”我一边骂，一边嘴角吐着白沫，把饭桌也掀翻了。砂锅里孵着的老母鸡，整个儿跳到了地上。地上油腻腻的，黏稠的汤汁溅了韩素丽一身。我是完全醉了。但我知道有人围观了起来，又有人把我扶着走出小酒馆。我被重重地甩到床上后，呼噜响得宛如雷鸣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后发现额头有一朵鲜血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