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良在《墨子答客问》一书的墨子年表中记载“公元前四六〇年(周贞定王九年):出身于‘贱人’之家的墨子进学略晚,这里定在九岁上”。
《庄子.列御寇》篇讲了一段有趣的故事:郑国有个叫缓的人,师从裘氏吟诵苦读儒家之书,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成了一方的名士。河水润泽九里,恩泽及于三族,缓十分自得。他让弟弟攻读墨家学说,以与自己展开辩论。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父亲听了两人的辩论,支持了墨家学说。缓想不开就自杀了。十年之后,缓托梦其父,仍耿耿于怀地质问父亲,让你儿子学墨之人是我,没有树根哪里能长出树叶?怎么世人都是只见树叶不思树根?如今已经十年了,墓上的楸柏已经结出果实,可你何曾扫过我的墓?
庄子的这个故事讲得扑朔迷离而又意味深长。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对《庄子.列御寇》篇中的这段故事做了如是解读:此寓言也。墨子初亦治儒术,继而背弃,则墨固从儒中来,而儒反受其抵排。故孔子既悟而告老子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庄子.天运》)……则儒、墨之谓也。缓犹不悟,不能与化为人,宜其为秋柏之实矣。缓者指凡儒言,翟者指凡墨言。孙氏为《墨子弟子考》,乃谓郑人有某翟,是不识庄生寓言之趣者也。
《庄子.天运》篇中,记载了钱穆所说老子与孔子的这番对话,孔子对老子说:“我学习和编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我觉得这就是恒久不变的道理了。谁知道这些都过时了。我用所学,去拜访了七十二位君主,论述先王修身治国的道理,阐明周召留下的训导,可没有一个国君采纳。老师啊,是人难以说服呢,还是我不明大道啊?”老子说:“你没有遇到能够治理天下的国君,这也是好事啊!你所说的那个六经,只是先王的训导,就像脚印一样啊,难道是产生脚印的先王本人吗?今天你所说的话,也就像这个脚印一样啊。脚印,是鞋子踩出来的啊,怎么能是鞋子本身呢?你看那个白(鸟),他们互相注视着,眼珠子都不转一下,就能在相互感应中而达到相互交流,彼此不分。雄虫在风的上面鸣叫,雌虫在风的下面鸣叫相应和,就能在这种应和之中达到相互交流,彼此不分。将自己内身比作雌雄鸟或虫(在内天地中交感呼应,性命相依,抱一不离,无为自化),也就能将自己的心身化为一体,性命浑然为一。本性始终如一,身命不会因老而衰,时光永不止息,大道畅通无阻。如果你是个得道的人,就没有你不可以说服、教化、沟通的人,没有你办不到的事;你没有得道,就没有你能够说服、教化、沟通的人。”孔子回去后,三个月不出门,仔细品味,实践老子的教导,然后再次来见老子,说:“我明白这个恒久之道了,乌鹊相互孵孺,共同帮助幼小;池塘水干了,鱼儿相濡以沫,用唾沫来互帮互助,苟延残喘,而惺惺相惜;在看似微细的、然而关乎性命的紧要关头,才容易使人明白道德才是生命之需;有弟弟了,当哥哥的就会啼哭,因为会失去宠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啊,我自己没有将自己化为一个真正的与道合真,性命浑然如一,能够感应天地,能够感格万物,能够与万物一体的人啊!不能将自己化而为心身合道,达到与众人一体的境地,怎能够将别人化为遵循天道的人呢?”老子说:“行了,你明白天道运行的规律了!”
《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这些记载说明,墨子一开始学的是孔门儒术,学了一段时间,墨子越来越觉得孔子“克己复礼”“中庸之道”那一套,与自己“贱民”的生活实际和秉性脾气格格不入。于是由“不悦”而“背离”,终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杨义在《墨子还原》一书中也认为墨子求学,有一个“近儒脱儒之造士过程”。还写道:“思想的过程性,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墨子式S型’。墨子与儒者游,实现由贱人到士的过渡;墨子与儒者辩,实现脱儒归墨的转折。”
由此可见,墨家学说有一个学习儒家学说“借壳生蛋”“化蛹为蝶”的过程,更是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墨子学儒的这段经历十分重要,因为它使墨子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儒家学说。如果没有这个学习,墨子不可能“有的放矢”地写出《非儒》那样犀利而切中要害的文章。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一个大动荡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社会面临巨大变局。
商周王朝“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小邦周面临着如何统治大邦商的政治难题,为了解决这一政治难题,小邦周采取了两手措施:首先,将商代已存在的分封制进一步完善,使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分封制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周王朝大封同姓贵族,并将异姓贵族的封地、封国受制于同姓贵族,实行了贵族分层统治。这种政治分封本身隐含了自我灭亡的因素,因为分层统治的贵族,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的差别,生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彼此之间争夺领土的政治、军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原来作为周王室统治基础的分封诸侯,就有可能成为给自己挖掘坟墓的人。与此相配套,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芋君无宇之言:“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师服的话:“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说明了这种等级制度的政治作用。这种等级制度又是经过制礼作乐,用一系列礼仪、舆服等外在形式加以标志和强化,所谓“礼藏于器”。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进兵于洛水,问周鼎大小轻重。周大夫王孙满回答说:“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做什么事情也要有个底线,有些事情是问也不能问的。《东周列国志》一书中对“九鼎”有详细说明:“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贡金,各铸成一鼎,载其本州山川人物,及贡赋田土之数。足耳俱有龙文,又谓之‘九龙神鼎’。夏传于商,为镇中之重器。及周武王克商,迁之于洛邑。”自禹铸九鼎,九鼎成了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只是向周天子问了一下九鼎的重量,便被认为是有称霸中原的野心。与此相关还创造出了一个有名的成语:问鼎中原。另外,在礼仪舆服等外在形式上,也作为巩固加强等级秩序的一种震慑手段:“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绚纮,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后世史家着论,多以为西周降至春秋,实为世衰道微之征兆。《汉书.货殖传序》:“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汉书.游侠传序》:“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刻桷丹楹”“山节藻棁”“雍彻于堂”“八佾舞于庭”等现象,都是“礼坏乐崩”的现象。《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八人,八佾八列六十四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在他家庙的庭院里用八佾奏乐舞蹈,对这样的事情也能够容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