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学说面临的是“知易行难”的问题。而墨家的做法，颇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
《庄子.天下》篇中，对墨子说了这样一番话：“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者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墨翟、禽滑釐的行止，颇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苦行僧意味。导致墨家信徒，必定自苦到腿肚无肉、小腿没毛，克己修行到极致，成为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的“下境”。尽管如此，墨子身先垂范做出样子，使效尤者难以再求其次。即便身形枯槁，也不肯放弃。
《墨子.公孟》篇记载：“‘告子曰：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儒生告子批评墨子的“兼相爱”学说是“言义而行甚恶”。“行甚恶”可以指道德败坏的行为，也可以指非常困难、艰苦的行事，如“穷山恶水”，不是指道德败坏的山水，而是指穷困艰苦的境地。这里的“行甚恶”，并不是说墨子的行为败坏，而是指墨学说起来正确动听，但实行起来则太难了。墨子回答说：称赞我的学说，而不准备实行之，等于是“言存而实亡”。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也批评墨学的“兼相爱”是“俭而难遵”“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兼爱中》篇也承认“兼爱之义”的难处，是“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甚至“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墨子心中也明白，自己的学说付诸实践确实存在困难。
墨子的“兼相爱”学说极富理想主义色彩，但一般人不易理解。故“天下士君子”常批评甚至讥讽墨子：“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认为“兼爱”只是一种善良愿望，实行起来则“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如移山填江那样难以办得到。墨子之境，颇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的意味。
《墨子.兼爱下》篇，回答了人们的质疑，墨子说：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确实是自古及今不曾有过的事情。但说到兼相爱，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我们从“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上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上知道，《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阳、月亮普照天下，而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的兼爱；“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大禹征讨有苗，不是看重富贵，也不是为谋取福禄，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大禹的兼爱；“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说：‘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于今有善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饶，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累及万方。’”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这就是商汤的兼爱；“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周诗》上说：“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平，不结党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着行。”如果以为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则古时周文王、周武王为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这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兼爱……
墨子广征博引，以上古圣贤为例，说明所言难者，都是知难而退意志薄弱之辈。知道一种信念好，就要“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墨子.修身》篇说：“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这几句话的重点，在于“以身戴行”，也就是要身体力行。
墨子心中很清楚：如果墨者不能为了“兼相爱”信念，垂先示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自苦不极”，墨家学说就会失去号召力，还有谁会信？所以，墨子一再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认为人要言而有信，“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墨子.修身》）；主张墨者“信，言合于意也”（《墨子.修身》），严格要求弟子言行一致，反对只说空话，不务实际。“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墨子.修身》）。什么最有说服力？就是使嘴上讲的（言）、心里想的（意）、行为上做的，三者相“合”。不能嘴上夸夸其谈，说是一套，做又是一套。
墨子不仅提出“兼爱”的思想理论，而且强调理论认识必须付之于实践。反对“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说出话来口吐十八瓣莲花，做起事来却是提不起的狗稀屎。
在《墨子.公孟》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儒生告子对墨子说：“我可以治理国家管理政务。”墨子说：“政务，口能称道，自身一定要实行它。现在你口能称道而自身却不能实行，这是你自身的矛盾。你不能治理你的自身，哪里能治国家的政务？你姑且先防备你自身的矛盾吧！”
这一细节，明确地表达了墨子斥告子言行不一，不能治己身，焉能治国的道理，典型地说明了墨子“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的求实精神。
胡适先生对儒、墨两家，说过这样一句对比的话：“孔子乃无所为而为，墨子则有所为而为。”孔子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墨子则是理论付诸实践的实干家。
墨子指出，推行“兼相爱，交相利”实行“义人”之举，并不是天下太困难的事情，有好多比这更困难的事都能办到，关键是看当政者提倡不提倡。影响一个社会风气的思想，必然是统治者倡导的思想。
《墨子.兼爱下》篇举了三个例子：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当灵王在世时，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饥饿节食本是难于做到的，因为楚灵王喜欢，“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猛，训练他的将士三年，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命将士前进。他的将士前仆后继，倒身于水火之中而死的不计其数。做到奋不顾身是很难的事，因为越王喜欢，所以将士们争先恐后地迎合君主；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当文公在世时，晋国的人士都穿粗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戴厚帛做的帽子，穿粗糙的鞋子，“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然而因为文公喜欢，民风可以迎合君主所好。至于倡导“兼相爱”，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的事。我认为只是没有君王的喜欢罢了，只要有君上喜欢，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慑大众，我认为众人会像火一样地向上，水一样地向下，在天下是无以阻挡住的。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这样评价墨子：
我们研究墨子，不但是研究他的学说，最要紧是研究他的人格。论学说呢？虽然很有价值，但毛病却也不少。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唯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
墨子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以为知而不行，便连知都算不得了。
口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谁不会说？却是所行所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墨子.非攻上》篇中记载了墨子这样一句话：“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由此可见，墨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以苦为乐”。
墨子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不惜逆人性向反骨节的“机械化”方面规定，甚至陷入了“物极必反”，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墨子要求其弟子：“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墨子所言的“义利”，只有舍弃了本能的七情六欲才可能得以实现。这就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偏激一面。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小生产劳动者固有的对历史发展的矛盾心理以理论化的形式集中地反映在墨子的历史观中。这一点常遭后来学者所批判。
尖锐往往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落入“偏激”的误区。
墨子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不高，生产的物质财富不很丰富，而社会两极分化已相当严重的社会状况。富者奢侈，贫者饿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墨子与孔子、老子，虽然是不同社会阶级的思想代表，但他们都对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黑暗面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和无情的揭露抨击。相比之下，墨子对社会的批判更为激烈、尖锐。这和墨子本身作为其所代表的小生产劳动者的一员有关，他对社会的黑暗有更切身的体会，对社会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有更为自然本能的愤怒。墨子的禁欲节俭、自苦为极的主张，虽然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但也同样要求小生产劳动者。墨子将小生产劳动者的生活需求只限于得食、得衣、得息等起码的生存条件，并不鼓励他们对物质利益提出更高的追求。墨子这种主张，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对贫富两极分化极为愤慨，另一方面也往往心满意足于有个温饱的生活条件，害怕过多的物质要求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他们所梦想的“温饱小康”的生活。一个深刻思想家的思想，也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超越脚下生存的大地引力。
墨子“禁欲”主张的局限性，已然无关个人的品格人性，是一种时代生存环境的局限。有利就有弊，有火就有灰，生命辉煌燃烧的结果，让人看到的难免还有那带着生命体温的“余烬”。
汉代无名氏《古诗二首》言“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一语，大概来源于墨子的一句名言：“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王夫之《诗经稗疏》注释：“《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瓜之类不一，唯甜瓜正谓之瓜，甜瓜之蒂极苦。”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注释：“瓜之脱华处，其当谓之蒂。蒂，瓜之系蔓处，蒂味小苦。”甘瓜与苦蒂并存，唇齿相依骨血相连相反相成。金无足赤瓜无滚圆，天下之物原本没有十全十美。墨子的“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的哲理智慧，影响深远。《左传.宣公十五年》引谚语：“川泽纳污，山薮藏疾（毒害），瑾瑜匿瑕（美玉隐藏瑕疵）。”《吕氏春秋.举难》说“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以墨子之名言为上联，不妨拟对下联：“白璧微瑕，卞氏玉有小疵。”横批：“辩证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