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墨家看来，“知，材也。”“知”是指人的认识能力，“材”是指先天的才能。这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所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墨子.经上》说：“知，接也。”人有了先天的认识能力并不等于就有了知识，还必须接触外部世界，通过“接”获取知识。但作为个人来说，亲自接触外部世界毕竟是有限的，这就引出了“虑，求也”，即通过思考来求索寻觅知识。既然人人都有“知”的天赋，人人都可以通过“接”获取知识，人人通过“求”扩大知识，那么，求知和传授知识是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人人都应该尽到的义务。“智少而不学，功必寡；智多而不教，功适息”，智慧少而不学习，功效一定寡少；智慧多而不教人，功效恰恰等于零。
孔子的“有教无类”，至少还要交“束脩”的学费。而墨子的施教则不讲任何物质条件。墨者本身都是一群穷汉，自然也交不起“束脩”。墨子为宣扬墨学甚至还不计报酬，送教上门。
《墨子.鲁问》篇，记载了一个墨子“送教上门”的例子：鲁国的南郊有一个叫吴虑的人，冬天制陶夏天耕作，拿自己与舜相比。墨子听说了就去见他。吴虑对墨子说：“义啊义啊，责在切实之行，何必空言！”墨子说：“你所谓的义，也有以力量给人效劳，以财物分配给人的方面吗？”吴虑回答说：“有。”墨子说：“我曾经思考过，我想自己耕作给天下人饭吃，十分努力，这才相当于一个农民的耕作，把收获分配给天下人，每一个人得不到一升粟。假设一个人能得一升粟，这不足以喂饱天下饥饿的人，是显而易见的。我想自己纺织给天下的人衣服穿，十分努力，这才相当于一名妇人的纺织，把布匹分配给天下人，每一个人得不到一尺布。假设一个人能得一尺布，这不足以温暖天下寒冷的人，是显而易见的。我想身披坚固的铠甲，手执锐利的武器，解救诸侯的患难，十分努力，这才相当于一位战士作战。一位战士的作战，不能抵挡三军的进攻，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不如诵读与研究先王的学说，通晓与考察圣人的言辞，在上劝说王公大人，在下劝说平民百姓。王公大人采用了我的学说，国家一定能得到治理；平民百姓采用了我的学说，品行必有修养。所以我认为即使不耕作，这样也可以给饥饿的人饭吃，不纺织也可以给寒冷的人衣服穿，功劳胜过耕作了才给人饭吃、纺织了才给人衣穿的人。所以，我认为即使不耕作、不纺织，而功劳胜过耕作与纺织。”吴虑对墨子说：“义啊义啊，贵在切实之行，何必空言！”墨子问道：“假设天下的人不知道耕作，教人耕作的人与不教人耕作却独自耕作的人，他们功劳谁的多？”吴虑答道：“教人耕作的人功劳多。”墨子又问：“假设进攻不义的国家，击鼓使大家作战的人与不击鼓使大家作战、却独自作战的人。他们的功劳谁的多？”吴虑答道：“击鼓使大家作战的人功劳多。”墨子说：“天下平民百姓少有人知道仁义，用仁义教天下人的人功劳也多，为什么不劝说呢？假若我能鼓动大家达到仁义的要求，那么，我的仁义岂不是更加发扬光大了吗！”
孔子所言“有教无类”，真正能做到的恐怕只有墨家。
《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高何、县子硕，这两人原为齐国暴虐者，为乡里民众所切齿痛恨，为当局所追捕。他们罪恶昭彰，如果一时被抓获，那必然要绳之以法，甚至受牢狱之灾。索卢参的恶声比上述二人还大，被称之为“巨狡”，是当时东方各国臭名昭著的狡诈之徒。后来，高何和县子硕都拜到墨子门下做弟子，墨子并没有嫌弃和拒绝，而是通过耐心的启发和教育，使其与其他弟子一样“务进业”“疾讽诵”“称师以论道”“尽力以光明”，最终奇迹般地“改恶从善”，被改造为“新人”。据《墨子.耕柱》篇记载，有一段县子硕问询墨子“为义孰为大务”的对答，可见县子硕还相当好学，努力探讨义的精神实质。至于索卢参，师从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在禽滑釐的耐心调教下，也像“换了一个人”，成为当时“天下”很有威望的“名士显人”。
陈柱在《墨子间诂》中认为：“墨子对于受教者，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国家教育，均有仁与不仁之辩，而无绝对服从之必要矣。”可见，墨子在教育方法和为师态度上，也与儒家有着明显的差别。
儒家是重师道的。《荀子.致仕》篇言：“尊师而惮，可以为师。”即在容貌上要严肃严厉，在气势上要让学生畏惧，如此者可以为师。《礼记.学记》篇言：“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儒家的这些言论构成了后世的“师道尊严”。
孔门弟子对孔子非常尊敬。孔门弟子三千，后人总结出孔子十哲。《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是终生陪伴在老师身边，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如果有人诽谤孔子，学生站出来为老师辩护。孔子死后，弟子们以父亲之礼对待孔子，为其服丧三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六年。
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在与孔子相处中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孔子周游列国，路程很远，一路上颜回寻路问店，天不黑就找到住处，开门总是请孔子先进，而后自己入内，随手就把门掩上；要吃饭，不需孔子动手，颜回双手奉上，随后就递筷子；要喝茶，颜回会用手测了水温方才递与师父；孔子要睡了，颜回就会为孔子宽衣解带，铺好床整好被褥，还要用手摸了枕头软硬；孔子真要上床睡了，颜回会脱了师父的鞋，小心翼翼放好；孔子要入睡了，颜回一动不动，就坐在那里，看师父睡下。等孔子出了鼾声，颜回这才会迈了轻步离去。天明了，颜回是会站在师父身边等师父醒来的，然后穿衣叠被，穿鞋，系方巾，颜回还会不失时机地递上一杯茶；要出门了，颜回会先开了门……颜回对孔子的感情真可谓“父子情深”，而且其中更掺杂了“父为子纲”“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
而墨子对自己的门下弟子，更多的是循循善诱、启发和教导。
《墨子.法仪》篇有这样一段记载：现在大的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国，却没有法则，这是不如工匠们能明辨事理。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
从这些文字中，父道尊严不见了，君道尊严不见了，同样，师道尊严也不见了。“父母、师长、国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从人的角度来说，不管你是处于什么地位，都不可以作为“效法”的样板。因此，方授楚认为：“墨家于师之尊严，则与儒家异，盖其平等之义使然也。”这些言论也成为墨子“学儒叛儒”的心理潜台词。
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认为：“（墨家）教术以劝诱与惩责并行。”墨子对学生也有惩责，但主要表现在是否对道义的背叛。
《墨子.鲁问》篇，有一段惩责“禄胜义”者的记载：墨子让弟子胜绰去项子牛那里做官。项子牛三次入侵鲁国的领土，胜绰三次都跟从了。墨子听到了这件事，派高孙子请项子牛辞退胜绰，高孙子转告墨子的话说：“我派胜绰，将以他阻止骄气，纠正邪僻。现在胜绰得了厚禄，却欺骗您，您三次入侵鲁国，胜绰三次跟从，这是在战马的当胸鼓鞭。我听说：‘口称仁义却不实行，这是明知故犯。’胜绰不是不知道，他把俸禄看得比仁义还重罢了。”
《墨子.贵义》篇，也记载了一个惩责“禄胜义”者的故事：墨子使人到卫国做官，去做官的人到卫国后却回来了。墨子问他：“为什么回来呢？”那人回答说：“卫国与我说话不合。说：‘给你千盆的俸禄’，却实际给了我五百盆，所以我离开了卫国。”墨子又问：“给你的俸禄超过千盆，你还离开吗？”那人答道：“不离开。”墨子说：“既然这样，那么你不是因为卫国说话与你不合，而是因为俸禄少。”
《墨子.耕柱》篇，惩责了“叛师道”者：有一个先与墨子做朋友而后来背叛了他的人说：“我难道有罪吗？我背叛是在他人之后。”墨子说：“这就像军队打了败仗，落后的人还要求赏一样。”
《墨子.耕柱》篇，还惩责了“不勇于担当重任”者：墨子对弟子耕柱子发怒。耕柱子说：“我不是胜过别人吗？”墨子问道：“我将要上太行山去，可以用骏马驾车，可以用牛驾车，你将驱策哪一种呢？”耕柱子说：“我将驱策骏马。”墨子又问：“为什么驱策骏马呢？”耕柱子回答道：“骏马足以担当重任。”墨子说：“我也以为你能担当重任。”
墨子言传身教垂先示范的教育方法赢得了极大成功。据《淮南子.泰族训》篇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在《墨子.公输》篇记载“止楚攻宋”的情节中，有这样的文字：“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在一次大的战事中，墨家就能调动三百弟子，由此可见墨子精神的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