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尚贤”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成为谬误，当墨子走到“尚同”时，也就走到了自己“彼德定律”的尽头。
《墨子.鲁问》篇言：“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墨家尚贤、尚同说是应时应地提出，“必择务而从事”，针对如何救治国家昏乱局面，阐述了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墨家提倡“尚贤使能”“必选择贤者，以为群属辅佐”，目标在“平治天下”。“群属辅佐”就是为君王抬好轿子，协助君王构成金字塔式的权力一体化，这就是“尚同”。尚同是尚贤的必然发展，尚贤是尚同的必要前提。
为什么要“尚同”？《墨子.尚同上》篇阐述了其理由。墨子说：古时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刑法政治的时候，人们用言语表达的意见，也因人而异。所以一人就有一种意见，两人就有两种意见，十人就有十种意见。人越多，他们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意见对而别人的意见错，因而相互攻击。所以在家庭内父子兄弟常因意见不同而相互怨恨，使得家人离散而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的百姓，都用水火毒药相互残害，以致有余力的人不能帮助别人；有余财者宁愿让它腐烂，也不分给别人；有好的道理也自己隐藏起来，不肯教给别人，以致天下混乱，有如禽兽一般。
明白了天下所以大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人们）就选择贤能的人，立之为天子。立了天子之后，认为他的力量还不够，因而又选择天下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三公。天子、三公已立，又认为天下地域广大，他们对于远方异邦的人民以及是非利害的辨别，还不能一一了解，所以又把天下划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已立，又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行政长官。
墨子的论述，其实是涉及到“国家起源”的话题。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的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第五章“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中，这样评述墨子的“尚同”：
这种议论，和欧洲初期的“民约论”很相类。“民约论”虽大成于法国的卢梭，其实发源于英国的霍布士（现译霍布斯）和洛克。他们都说，人类未建国以前，人人都是野蛮的自由，漫无限制。不得已聚起来商量，立一个首长，于是乎就产出国家来了。墨子的见解，正和他们一样。他说：“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政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什么人“明”？自然是人民“明”；什么人“选择”？自然是人民“选择”；什么人“立”？什么人“使”？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这种见解，和那说“天生民而立之君”的一派神权起源说，和那说“国之本在家”的一派家族起源说，都不相同。他说，国家是由人民同意所造成，和“民约论”同一立脚点。《经上》篇说：“君臣萌通约也。”正是这个原理。
国家机构确立，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把“一家十五口，七嘴八舌头”的众说纷纭，统一为“尚同”。《墨子.尚同上》篇阐述了其方式：行政长官已经设立之后，天子就向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你们听到善和不善，都要报告给上面。上面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上面认为是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上面有过失，就应该规谏，下面有好人好事，就应当广泛地推荐给国君。是非与上面一致，而不与下面勾结，这是上面所赞赏，下面所称誉的。假如听到善与不善，却不向上面报告；上面认为对的，也不认为对，上面认为错的，也不认为错；上面有过失不能规谏，下面有好人好事不能广泛地向上面推荐；与下面勾结而不与上面一致，这是上面所要惩罚，也是百姓所要非议的。”
《墨子.兼爱上》篇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尚同上》篇又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在墨子看来，天下大乱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不相爱，二是社会缺领导。缺领导，群龙无首，就是一盘散沙，社会就会处于乱七八糟的无政府状态，这是远古的情况。不相爱，社会就会处于自相残杀的战争状态，这是当时的情况。因此，墨子开出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缺领导的是“尚同”。
两千多年以来，墨子的“尚同”之说，引发争议最多，遭到责诟也最烈。
易中天在《墨家思想：人民要从经济上解放，必须交出思想权利》一文中这样写道：
墨子所谓“无政长”，与其说是“缺少好领导”，不如说是“意见不统一”。治理的办法，当然是对症下药，把人民的思想、观念、意志统一起来。那么，谁来统一呢？靠老百姓是不行的。老百姓人多嘴杂，议论多，心眼多，哪里统一得了？因此只能由执政者来统一，自下而上统一，这就叫“尚同”，即意见与上级相同。
不过这里还是有问题。老百姓固然人多嘴杂，执政者难道就不七嘴八舌？要知道，执政者也并非只有一个人呀！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也有办法。他的办法，是“逐级尚同”。按照《尚同中》的说法，就是先由里长统一村民的意见（一同其里之义），然后由里长率领村民“尚同乎乡长”。乡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然后率领乡民“尚同乎国君”。国君统一国民的意见，然后率领国民“尚同乎天子”（《尚同下》也有类似说法，不再重复）。村民意见分歧，里长统一不了，乡长说了算（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民意见分歧，乡长统一不了，国君说了算（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国民意见分歧，国君统一不了，天子说了算（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这样一来，就不怕意见多了。因为上级的上面还有上级。里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乡长。乡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国君。国君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
统一起来又怎么样呢？就可以实现兼爱了，因为普天之下都逐级尚同。只要天子兼爱，国君就会兼爱；国君兼爱，乡长就会兼爱；乡长兼爱，里长就会兼爱；里长兼爱，村民就会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兼爱。这就是实现兼爱的第三个办法──集权。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惜有风险：万一天子不兼爱呢？天子不兼爱，国君就不兼爱；国君不兼爱，乡长就不兼爱；乡长不兼爱，里长就不兼爱；里长不兼爱，村民就不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不兼爱。看来，逻辑这玩意，其实并不好玩。
好在墨子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不必忧虑，因为天子肯定兼爱。为什么肯定兼爱？因为天子是最圣明的。何况他还选择了次圣明的人担任国君，以便“一同其国之义”。国君呢？又在国内选择了再次圣明的人担任乡长里长，来协助自己。这些人，也都是贤良的，因此大可放心。那么，天子又为什么就肯定最圣明呢？因为正是为了“一同天下之义”，才“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中》）呀！天子如果不是最圣明的，怎么会选他？
这当然也有道理。遗憾的是，第一，我们不知道，那个最圣明的天子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民选？官选？还是天选？我们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世袭的天子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最圣明，世袭的国君也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次圣明？这些问题，墨子都没有说，我们也不能瞎猜，只能在心里嘀咕。
第二，就算天子是最圣明的，国君是次圣明的，乡长里长则是再次圣明的，他们也都是人，不是神，难道就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一点，墨子也想到了。他的办法，是规定上级必须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下级和群众也必须向上级反映情况。他甚至规定，上级有过失不能规劝，群众有好事没有报告，都要惩罚（《尚同上》和《尚同中》都提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墨子.尚同下》）。所以，下级必须说，上级必须听。那么，意见反映上去，与上级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听上级的。村民与里长意见不统一，听乡长的。乡民与乡长意见不统一，听国君的。国民与国君意见不统一，听天子的。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