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公上任第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夺回河西地。
这段黄河东边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边陕西境内的洛水和渭水下游平原是有待嬴秦充分开发的宝藏。这些河流及其众多支流都汇集此区，注入龙门、潼关之间的黄河。所以无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都是秦魏必争之地。
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长期流水的侵蚀把表层的黄土堆积切割成沟壑原梁纵横破碎的地貌，而如此复杂的地貌正是刺激战国初期攻守战术和武器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笔者的多边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钜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从墨者甄选。
秦制城防最高长官“守”之下，还有由墨者充任的“尉”。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重室子”（贵家子弟）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是严加看守。敌军来攻时，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楼上作侦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斩”。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
此外，秦国当局自始即极力汲取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也是可以肯定的。总而语之，墨者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大事因缘”的“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从何炳棣演讲挂一漏万的摘录中，也可“窥一斑可见全豹”，看出墨家与秦崛起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无间关系。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继金庸古龙梁羽生三大师之后，写剑侠小说的新代表人物黄易，写过一部《寻秦记》。书名本身就蕴涵了深意：“众里寻你千百度”，当时心存魏阙之志，期盼“长风破浪应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有志名士纷纷入秦，本身就反映着一种大趋势。
后来根据《寻秦记》情节创作的网络游戏——轩辕剑，里面更是融入了对“墨氏剑法”的想象。故事背景这样介绍：设定在春秋战国之交，牵涉到了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最核心的是墨子和公输般，以及鬼谷子诸人。游戏系统设计，轩辕剑的法术道具怪物等，围绕着“剑与魔法”而展开。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有一篇叫《铸剑》，也表现了“任侠好义”的墨家精神。
墨子以其生命的精血，为墨家打造了一柄扬眉出鞘之“轩辕剑”。
“安得倚天抽宝剑？”“我以我血荐轩辕”。秦与墨之合是一种双向的选择，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在孟胜为阳城君守城殉义的故事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徐弱说孟胜与弟子都死，天下再没有墨者，而孟胜却说还有宋之田襄子，可见，徐弱并不视田襄子为墨者，而田襄子亦不在当时孟胜为首的墨家主流组织中。孟胜派去两名弟子传钜子之位于田襄子，二人想回楚国自尽，田襄子阻止，但二人不听坚决回楚国自尽，可见二人都不服田襄子，不视田襄子为钜子。《庄子.天下》篇记载：墨家“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在墨家集团里有独特的钜子制，钜子由作战最为勇敢、品德最为贤良的人担任，具有号令一切、生杀予夺的大权，且得到集团成员的衷心拥戴。当时墨家只视集团成员为墨者，而出走之墨者都不视为“组织内人”，因此徐弱并不视田襄子为墨者。田襄子应为孟胜同辈，为出走之墨者。《吕览》中所称墨者钜子孟胜、田襄子、腹，《韩非子》中均未提及。腹即是前文提到杀亲子以正法的那个人。其后墨家主流入秦，以腹为首，渐与法家合流。入秦时腹已年老，可能田襄子反对入秦而钜子之位不保。入秦墨家之钜子为腹，田襄子居宋，宋钘（后成为荀子的启蒙老师）为宋国人，很可能师从田襄子，田姓为齐国人。腹带墨家入秦，而田襄子晚年听闻齐国开设稷下学宫，让宋钘去齐设教稷下。宋钘亦不自称墨者，但其学术实为墨学。孟胜与墨子作风已大有不同。墨子所报效的并非一国一君，而是天下人，但孟胜为阳城君守城，竟与八十多弟子为阳城君殉义，孟胜所报效的已不是天下人，而只是与阳城君的私人交情。墨家成员多来自庶民阶层，钜子过于亲近当权者，必定遭受部分墨家成员反对，这极可能是墨徒出走的主因，墨家本为反贵族而起，而孟胜却成为君王的“御用工具”，这可能成为墨家分裂的一大主因。
《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墨子死后，墨家后学分离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篇》也有类似的论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墨子弟子通考》考证：“相里勤即相里氏，钱宾四先生据地方志考证，相里氏祖居今山西汾阳；而五与伍同，古书伍子胥姓多作五，子胥之后又多在齐。”据此，墨学后派如按地域分就很清楚了。相里氏西近于秦，是为西方之墨；五侯当即伍子胥之后，居齐，为东方之墨；邓陵子等无疑都是南方之墨了。
势力最盛的要属西方之墨了。秦惠文王时，墨者钜子腹居秦，此时，墨学中心已转入秦国，代表人物除腹外，还有唐姑果、缠子等。据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考证，《墨子》书中城守各篇文字与云梦秦简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或称“公”或称“王”，很有可能是惠文王时及其以后墨者的著作。另外，篇中屡称禽滑釐，墨学这一支大约是禽滑釐的徒裔。
墨学三派的“同源而异流”，显然受所处各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西方之墨勤俭力行的作风即与秦地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秦国成为战国后期墨学中心，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秦国厚朴、尚武的社会风俗是墨学勃兴的社会土壤。而墨学思想体系中尚同、尚贤、节用和非儒等思想也符合秦人求实利、重实惠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成为墨学流行秦国的思想基础。另外，秦国屡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墨者擅长城防技术，他们的军事才能和牺牲精神自然会得到秦统治阶层的垂青。墨学的盛行，促进了秦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吕氏春秋》中《节葬篇》《安死篇》完全是墨家的作品；而更重要的是，墨学深入渗透进秦文化的价值层面，给社会以新的整合，形成了新的社会风貌。秦昭王时，荀子游秦，《荀子.强国》记载：“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秦国朴俭不华的民风，循上敬业的吏道，尚公杜私的士大夫情操，勤勉力政的行政作风，莫不是墨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上升时期的秦国正是墨家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
《墨子.尚贤中》篇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讲究法术，“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法”指的是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而“术”则是贯彻这种原则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有经有术”，即在“万变不离其宗”的前提下，可以有“权宜之计”。并点明统治者，这样做才能收到“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君，而忧戚在臣”的效果。这种重法明术、尊君卑臣的政治观点，无疑直接开启了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先河。之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吕不韦、李斯等人的“法”“势”“术”之说，都是从墨子思想中演变发展而来。由于墨学的许多主张与秦国初期的文化价值观相契合，又与极端注重实利的秦国意识形态法家思想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它已经与法家一起同秦文化相粘接，融入秦朝的制度文化中。
墨家成为强秦崛起手中的一柄剑，剑当然是双刃的，在挥向外虏时能够所向披靡，也必然成为内部需要时时提防的禁忌。于是，在开拓时视之如宝，到实现一统后就变得“投鼠忌器”。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铸剑为镣就成为必然趋势。而墨家学说中力透纸背的叛逆反抗性，则已注定了其命运。
《韩非子.五蠹》篇说了这样一句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这句话点明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心理潜台词。“秀才造反，三年无成”，文尚且还没有肚量容忍，而武之犯禁更“是可忍孰不可忍”。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首当其冲遭受重创的必然首先是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