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了数百年，直到韩非子著《显学》篇时仍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前233），距司马迁著《史记》只有一百多年，极盛一时的墨家，为何就像面临冰河期的庞然大物恐龙，蓦然间就销声匿迹了？近代以来，墨学究竟为何衰亡？成为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在见仁见智殊异殊同的林林总总解答中，民国学者方授楚以其“四端”说独树一帜。方授楚在初版于一九三七年的《墨学源流》一书中，把墨家消亡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墨学的自身矛盾；二、理想过高；三、组织之破坏；四、拥秦之嫌疑。其中提出的“拥秦之嫌疑”一说，语出惊人。墨学在一般人眼中，是底层民众的代表学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王朝，大秦帝国始为发轫，暴政之烈之虐，于斯为甚；一向被视为草根立场代表的墨学，为何偏偏以拥秦而亡，岂不悖论？这中间，究竟隐藏着怎样一种让人匪夷所思、南辕北辙的历史逻辑？
颜炳罡在《悲天悯人的呼号：墨子哲学纵横谈》一书中，写有这样的话：“墨家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为钜子，墨子可能是墨家历史上的第一位钜子。墨子以后的钜子有三位最有名，一是孟胜，二是田襄子，三是腹。”
《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了墨家钜子孟胜的故事：
墨家钜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国，以符为凭，如战国时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符合才可出城。时值吴起受楚荆王重用，实行变法。楚荆王死，吴起被复辟的贵族五马分尸处死。阳城君参与了这一事件，受牵涉被禠夺爵位收撤封地。楚国派兵围困，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城。孟胜说：“我受阳城君委托，替他守城，和他订有盟约，可现在没有见到符节凭证，怎么能够交出城池呢？”于是组织力量，拼死抵抗。孟胜的弟子徐弱眼见寡不敌众，城池守不住了，就劝孟胜：“我们的死如果有价值也就认了，可我们都战死，与阳城君没有什么帮助。而您身为墨家钜子，身负重任，你一死，反而使墨家的事业后继无人。”孟胜当即反驳说：“不可以！我与阳城君之间，不是老师也是朋友，不是朋友也算僚臣。今天我们若弃城而逃，便是失了信义。从此后，无论是求严师，求贤友，还是求良臣，再不会有人相信我们墨家了。”孟胜视死如归，还就后事做出交代：“我早已想好，我殉难之后，把我的钜子职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可是一个天下闻名的贤良有为之士，何愁墨家的事业后继无人。徐弱听了孟胜的这番言语甚为感动，毅然决然地说：“我劝您并不是我怕死，就在您面前以身明志，让我第一个去死吧。”说罢，在孟胜前刎颈自尽。孟胜于是派两人去传话田襄子，把钜子之位传给了他。孟胜与手下门徒八十三人，全部集体殉职于阳城。那两人命令传达完，就要返回阳城。田襄子制止他俩，说：“现在我已是墨家钜子，你们应该听命于我，阳城已陷，再返回去何益？不如就留下来。”两人不听，返回阳城殉义。
墨家之精神于此事可见一斑。正鉴于此，《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陆贾《新语.思务》记载：“墨子之门多勇士。”
据陈雪良的墨子年表记载：孟胜为阳城君守城之事发生在周安王二十一年（前381），这一年墨子八十八岁高龄。
《墨子.鲁问》篇记载的一个情节，也颇能凸显墨家精神：鲁国有一人因与墨子有关系，而使墨子教学他的儿子。他儿子战死了，父亲就责备墨子。墨子说：“你要让我教你的儿子，现在学成了，因战而死，你却怨恨我；这就像卖出买进粮食，粮食卖出去了却怨恨一样，难道不荒谬吗！”
求义得义求仁成仁，夫复何求？
重义轻生，大义凛然，慷慨赴死，是墨家以其艰苦卓绝的努力实践着的理想主义信念。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侠士精神紧密相连，所以墨家也被称之为“墨侠”。
孔子对君子作出的定义是“谦谦君子”，墨子对君子作出的定义是“勇武”。墨子说：“君子作战虽有阵势，但以勇敢为本。”墨子眼中的君子，首先就是要勇敢，这是英雄主义和侠士精神的结合。在墨家的学说里，处处渗透着“侠”的观念。《墨子.经上》篇有言：“勇，志之所以敢也。”还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接着，在《墨子.经说上》篇，墨子进一步对任侠精神作出规范：“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就是说哪怕干对自己来说有损害的事，也要解救他人的急难，也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这正是侠的行为准则。陈山的《中国武侠史》一书，对墨家精神作出如此评价：“墨家在其经典著作中研究并阐述了任侠精神，其首领和弟子们常仿照侠的方式行事。”司马迁作《史记》时，墨子的事迹大概已濒于灭绝，所以未能给墨子作传。但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归纳侠士的特征时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些精彩描述无异于是对墨者“任侠”行为的高度概括。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把墨子的讲座定名为《墨子，挑战帝国的剑侠》，由此也可见历史对墨家的定位。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侯外庐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干脆把游侠称为墨侠，认为它是后期墨家中很重要的一支。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亦认为：“侠义之士实为墨家后学。”由此可见，墨子门徒并不是一群像儒家那样的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侠士。墨子曾放言：“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宗旨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致。
墨家团体还收留了一些迹近侠客之人。例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由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收为及门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折，“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这些记载的字里行间，保存了墨家对受迫害的侠士加以保护的记录，而部分侠的弃武就学，也给墨家输入了新鲜血液。
大概正是墨家的这种精神，吸引了当时为了逐鹿中原称霸战国而求贤若渴的秦国。
秦国原是个边鄙小国，在西周末年，犬戎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率兵救周有功，又助周迁都洛邑，因此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以岐山以西之地。大约过了一百年，秦穆公时，秦国的奴隶制经济才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国力也逐渐地强盛起来。秦国多次东进，企图争霸中原，但晋国实力强盛，阻挡了秦国东进的势力。于是秦穆公向西发展，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到公元前六一三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后约二百余年间，秦国政治局势并不算好，尤其从厉公（前467年起在位）到出子（前386年—前385年在位）的九十余年间，发生多次争夺君位的内乱，秦国局势动荡不安，而魏国乘机夺取秦国河西之地，秦国处于不利的形势之下。如此，秦不改道易辙是难以在战国诸雄的争战中生存下去的。早在公元前四〇八年，秦简公实行了“初租禾”，也就是将征收劳役地租改为实物地租，承认了土地私有制，这是封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到秦献公时，又作了几项重要改革……献公死，孝公初立，他有感于秦国国力不盛，“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于是下令在国内求贤。在求贤令中，他说凡是“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史记.秦本纪》），不但可以加官，甚至可以与他分土为治。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九十四岁高龄的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作了一场题为《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的演讲。讲座由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主持，在这次演讲中，何炳棣先生根据自己的大量考证，揭示了墨家与秦崛起的关系。下面是部分摘录：
两千年来，人们将秦国转弱为强都归功于商鞅变法，连荀子也持这样的看法——《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
事实上，秦国图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笔者通过史料解读和论证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他（秦献公）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前381）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钜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