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就此话题与邯郸淳交谈起来。邯郸淳问他对兄长大作有何观感，曹植直率坦言：兄著《典论》颇有特色，所论“文以气为主”，可值称道，无论才学皆极出众，既有典实，又有文采，可谓下了一番苦心。但其“自叙”有枉夸之嫌，其喻诗赋文章如此“经国”“不朽”，实乃小题大做，内涵浮浅。其实诗、赋皆为言志，气壮则文壮，志亦在其中。所以孟夫子云，夫志，气之帅也。
邯郸淳不禁为曹植的秉直纯真而惊异：敢挑五官将文章毛病者，唯有你这胞弟了，别人只有恭维颂赞之能事。其实众人也都心知肚明，五官将这番苦心，却有他图啊！
既然是临淄侯文学属官，邯郸淳便借题谈及文学。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专长现身说法：文学很诱人，但不可以作为谋生发财的职业，它不可能给你带来光宗耀祖的荣誉。尽管有人认为“辞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却是小瞧了它的用处，但自古有“文不养家”一说。音乐、歌舞、绘画等艺术，都可以作为从事的职业而生存，唯有文学不能算作一种技艺，它没有相对固定的套路和章法可循，而书法、音乐、舞蹈却可以随时随地展示出来。所以文学在一些人看来是最没有使用价值的艺术称呼。然而，文学又是所有艺术的心脏和灵魂，人们总是把它放在所有艺术的首位，而文学家又是最耀眼的称号，因为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意志、魂魄的雕塑者。就那么若干个汉字，任由你随意摆来摆去，这些脱兔游鱼似的汉字会把你的记忆、灵感、智慧、才情无穷极地调动出来，激发幻想，升华意境，借以文字表达展现，其变化莫测，妙不可言，且又永无止境。故而从事一切艺术的职业者或是为官从政者，都需要有文学的滋养和素质，方能润及宏业，立世长久。
曹植听来，如沐春雨。先生谓之文学精要，不正是自己多日来所思考的“言志”和“文气”吗？先生把文学与其他艺术的比对和辩证关系，如此言简意赅却又意蕴深邃地讲解出来，令人大开眼界。他觉得同样是老者，那位道貌岸然的邢颙老夫子，与眼前这位鹤发童颜的邯郸淳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就才识和义德更是有天壤之别。
曹植恳求邯郸淳赐一幅字，邯郸淳欣然应诺，当即挥毫泼墨写下八字真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曹植端详一番，自然明白其中寓意：但凡剑法，往往追求的是准确和速度，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大概就是剑法精义，和刀法的凌厉不大一样。而重剑难以把速度和准确度提高到那种精、准、快的程度，因为它是一种高层次的技巧，一种超强力量的最高体现，一具重剑过去，虽然没有什么精妙的速度，但却有着不能不挡却又挡无可挡的力量；这就是大巧，超乎了准确和速度等刻意追求小技巧的高级剑法，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剑道。即使它没有开刃，并不锋利，但使用它的人当须有极大的力量和勇气来驾驭。而大巧不工，则是说大智慧实际上是不需要追求什么技巧的，这有一种老子道家精神的遗风。一言以蔽之曰：最精良的剑靠的已不是剑锋之利，而是剑气之强；最精良的做工已经不追求细微之处，而只在大气魄上下功夫。若是妙到毫巅，每一招一式都随心自然，也就不工而工了。所以这与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有相似的道理。相形之下，做人也是如此啊！
邯郸淳写毕，不愿作任何字解，他相信曹植深领其意。只是捻几下过胸的银须，郑重地向曹植点点头。
曹植收下墨宝，虔诚地向邯郸淳道谢，告辞时又问：“先生还有何教诲要子建命遵，恭请指点。”
邯郸淳颇有禅意地告诫曹植：
——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缄，而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切记：苦心志，常得悦心之趣；得意时，便生失意之悲。
——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士君子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故而心体澄彻，常在明镜止水之中，则天下自无可厌之事；意气和平，常在丽日光风之内，则天下自无可恶之人。
——当下该做什么就全心去做，不偷懒，不取巧，不算计于心，亦不必担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真正至心一处，无事不可为也。
曹植悉心聆听后，便说：“先生谆谆教导，子建铭记于心。每见子建有失当之处，还望先生不吝训教。”
邯郸淳仿佛有一种预感，神色有些异样，当曹植告辞将走出斋舍，邯郸淳略有所思地说道：“哦，《诗经·小雅·棠棣》诗句，子建可记得？”
曹植说：“记得记得，棠棣代指兄弟情义。诗曰：棠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邯郸淳说：“老夫即不讳言，你和子桓面临大考，愿曹氏兄弟，以棠棣之珍念，好自为之。”
曹植明白“大考”之所指，说道：“子建珍念，切记于心。”
曹植与邯郸淳会面之后，感悟良多。尤其对兄长炮制出《典论》中的诸多观点颇有歧见，而由此引得邺下文人互相鼓吹、虚夸浮华之风十分厌恶。他觉得，不管兄长出于何种目的为己所用，但因其带来的文风不端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他思考良久，几次给远征在外的丞相主簿、他的文友杨修（字德祖）写信，表达自己对文学的诸多看法。其中的一封就是著名的《与杨德祖书》。信中说：
德祖兄，数日不见，非常想念你，料想你也是吧。我从小喜欢作文章，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如今世上文章写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数得上来：当年王粲在汉南独步一时，陈琳在河朔像鹰一样高翔，徐干在青州享有盛誉，刘桢在齐地独秀文章，应玚在魏地振起发迹，而你在京都极负盛望。当此之时，人人都认为自己握有灵蛇之珠，家家都堪称藏有荆山之玉。
我父王于是设天网包罗海内之杰、延揽八方才俊，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国了。但是这几位名士，如今却不能再写出绝妙的文章，一举千里。以陈琳之才，不擅长辞赋，却时常自称能达到与司马相如一样的风格，这就像画虎不成，反而像狗了。我此前写文章嘲讽他，他反而作文章说我称赞他。钟子期能听懂俞伯牙的琴音，至今仍然为人所赞叹。但我也不能妄加评说，因为害怕后人讥笑我所评不当啊。
世人之著述，不可能没有缺点，我也喜欢被人指点批评自己的文章，有不对之处马上改正。以往丁廙经常写一些小文章让我来润色，我认为自己的文学才能并不比他强，所以就推辞了。丁廙却对我说：你何必感到为难呢？文章得到润色，是我自己受益，后人怎么知道我的文章乃是有赖于他人改定而成的呢？我常常感叹他这番通达而富有哲理的话，以为美谈。
从前孔子的言辞与常人没什么两样，至于他编纂《春秋》，连子游、子夏这样的人都不能改动一词。除此之外，文章没有毛病的，我还没有见到过。可能只有拥有像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评论像淑媛那样的天下美女；只有具备龙泉剑那样的锋利，才可以谈论断劈东西的锐钝。至于刘修（刘表之子）才能不及别人，却喜欢挑剔人家的文章，指摘人家的缺点，说长道短。当年田巴（战国时期齐国著名学者）诋毁三皇（燧人、伏羲、神农），蔑视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在稷下学宫挑春秋五霸的毛病，一天就能让一千人心悦诚服，但是遭到鲁仲连（齐国学者）的一通反驳，便终身闭口不再说话。刘修的辩才，还不如田巴，如今像鲁仲连那样的人，也不难找到，而一般可不能逞能！人们各有喜好，像兰、茝、荪、蕙这些芳草的幽香，众人都喜欢闻的，但奇怪的是海边上竟有追逐臭味的人。像《咸池》（黄帝所作）、《六茎》（颛顼所作）这样高雅的音乐，大家都爱听，但是墨子却指责它们为“非乐”的言论。因为各人品味不同，怎么能一样看待呢！
今日，我将少小以来所作辞赋抄写一份送给你。那些街谈巷议之语，必有可采之处；驾车俗夫吼野之曲，也有《风》《雅》的意韵；普通人的所思所想，不要轻易忽视。辞赋不过是小道，不足以用来宣扬大道理，垂范后世。当年杨雄是先朝的重臣，犹且宣称壮夫不为此道。我虽资质平凡，身为藩侯，仍然希望为国效力，造福百姓，建立永世基业，留下金石功名，难道只以空洞的文章来建立勋绩，以撰写辞赋当君子吗？如果我的志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不能推行，我将采集人们的言论辨识时事得失，评定仁义正道，成就一家之言，哪怕不能藏之名山，也将传与同好。我会坚持到白头，并不是今天说了就算了。我说这些话并非其言不惭，只是因为你最能了解我。
——应该说，曹植的这一书信体文论，是我国中古文学批评的一篇重要文献。大概因其言辞过于犀利，一针见血，不留情面，杀伤力甚强，且又以其兄《典论》而“有的放矢”，故而邺下文人都讳莫如深，或唯唯否否，或文过饰非，并借曹丕为之造势，皆将《典论》奉为“国粹”。
毋庸讳言，曹植在信中叙述了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讨论了文学批评的弊病，表达了自己平生的胸怀和抱负。其中蕴涵了不少罕见可贵的文学思想，与《典论》有异有同，毫无偏私。他针对建安文坛“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现状而批驳文人相轻之陋习。他提出文学要不惮修改，精益求精，要容人品评高下长短；且以批评陈琳为例，主张文人之间客观地开展相互批评，而不是一味专事相互吹捧。他强调文学批评者也应具备创作才华和修养，方有资格对别人文章言论优缺，此议虽有“辩而无当”之嫌，但对当时刘修之流才疏行妄、却随意抵苛他人的文坛时弊，也不失为一种矫枉纠偏的助益。
钱钟书先生对曹植所谓“能作文者方许评文”的言论颇不以为然，而赞赏曹丕对文人的“自见之论”不啻匡救阿弟之偏[46]。但诸多史学家和评论家对曹植的“俗与雅”之见解给予高度评价：曹植提出在文学口味上“人各有好尚”，不能强求风格统一，所谓“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故而不可以一己之偏好，强求他人认同迁就。他对民间俗文学所独有的价值给予热情褒扬，“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此言灼灼，诚为难得。
由此觑来，此书信见地高远，且意到笔随，情文并茂，堪称魏晋时代的檄文。后历代诸名家如刘勰、钟嵘、陆机、王世贞、谢灵运等对此文皆有赞语：观其《与杨德祖书》，气度宽宏，雅量豁然，语意切挚，真甘苦自得之言。文无有定极，人言果当，何吝更改？正不失为己益也，子建深明此理，甚善。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仁心劲气，骈散兼行；有波澜，有性情，气势昂扬飞动；后幅倾吐怀抱，不欲以文人自囿，尤觉英气逼人，气焰非阿兄敢望，其义信然。
曹植在书信末尾不仅申明自己的理想抱负和毕生追求，且对辞赋文章贬抑甚低，很显然是对曹丕文章的浮华鼓噪的一种挑战。曹植斥辞赋为“小道”，一心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与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观大相径庭，何则？不妨对兄弟二人为太子之位的角逐来测断：曹丕为赢得父亲的信任早立自己为嗣，鼓动邺下文人写诗作赋歌颂曹操的功德，也以此笼络更多的文臣名士为自己拉选票。当然以文宣扬只是他争嗣谋策的其中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他推崇个人才华的一种装饰。而曹植则与之相反，追求功名建树是他的志向，自己正在奋力前行，如不能实现也绝不后悔，岂能拿文章为勋绩来标榜，以辞赋为君子来炫耀呢！至于太子之位，若父王恩赐于我，我要；若父王不恩赐于我，我则不争；一切顺其自然，一切由父王来断。棠棣之华，亲同手足，历代“兄弟阋于墙”的争斗还少吗？作为兄长，你不能为当太子挖空心思、耍小技巧，而不顾及兄弟间的情义。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对曹植所言“小道”作过中肯的分析。鲁迅认为：曹子建说文章是“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他的文章已经作得很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的活动目标在政治抱负方面，遂说文章只是小道。建安是“人的觉醒”时期，曹子建对“三不朽”的追求和认识则是立德、立功应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追求的主导，立言仅为建安文人抒发情志的余事。所以曹子建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真正有雅量的文士，确也对曹子建的风度表现出一种难得的理解，而有的名士风度实际是假装的，有的故作旷达，有的不过是厚脸皮而已。
览文如诡，循理即畅，今人当细心揣摩体察，方能了悟曹植真意所在。二者比对，一假一真，一虚一实，一个大言不惭，一个肺腑至诚。
心有灵犀而又聪明绝顶的杨修，俨然窥视出其间的堂奥，于是便很快给曹植写了回信，名为《答临淄侯笺》。他对兄弟二人各持的观点显然是一种调和的态度：“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锤，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看来，作为曹操的主簿杨修，对两个贵公子是谁也得罪不起的，他深谙其中的利害，故采取折衷调和的姿态。且说“辄受所惠，窃备蒙瞍诵咏而已，季绪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备”。你听，说得多么圆滑，多么谦卑，又多么老道啊！信的开头和结尾都是这般诚惶诚恐拿自己自罚：“修死罪死罪！修死罪死罪！”
一日，当邯郸淳看了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后，连连拍案叫绝：“真乃奇才，旷世奇才也！”稍顷，眉头紧蹙，银须微微颤动，喃喃自语道：“临淄侯，你犯了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