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七日，神宗驾崩。
在金陵，王安石作诗哭悼：“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赞美神宗“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
在洛阳，司马光在独乐园设了灵堂，行国祭之香。朝廷没有通知外地官员进京奔丧，去不去？在洛阳的三品以上官员先后启程了，而司马光还在观望。程颢着急了，催促说，太子（赵煦，哲宗）登极了，太皇太后（高氏，史称宣仁，以下称高太后）垂帘听政，不能再犹豫了。而司马光仍然不急不忙。作为保守派的旗手，他树大招风；作为历史学家，他见了太多的皇权交替中的血腥。他渴望被重新起用，把王安石的新法彻底翻个底朝天。他也明白，高太后一直反对新法，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虚十岁的孩子能稳住朝政吗？时任执政大臣八人：首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太圆滑，人称“三旨宰相”：向皇帝请示曰“请旨”，听到指示后曰“领旨”，布置工作曰“奉旨”，所以居执政十五年不倒；其余皆为新法派人物，次相（右仆射）蔡确、知枢密院事章惇、尚书左丞韩缜被保守派称作“三奸”。他们能不兴风作浪吗？直到神宗逝世后十天，程颢又来劝他说，告病的孙固、韩维昨天都已赴京，你该动身了。正劝着，有人送来了儿子司马康从东京捎来的信，信上说，高太后曾问首相王珪：司马光来否？王珪答：未见。又问：众臣皆来，司马光为何不来？看罢此信，他对程颢说：“准备出发！”
“子改父道”与“母改子政”
三月十七日，司马光和程颢骑马赴京。马至城门，守卫禁军以手加额，说“此司马相公也”。消息传开，引来沿途民众聚观，以至马不得行，有人高声对他喊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王安石曾说，“始终言新法不可行者，司马光也”。因此，对他的到来，保守派宛如盼来了太阳。“及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之，隶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尔）君，愿一识司马公耳。’至于呵斥不退，而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这段记录不见于正史，出自王明清的笔记《挥麈后录》，清人顾栋高编《司马光年谱》时归入遗事卷内，因其生动，后人屡有引用。但此记录语焉不详，时相有两个，首相王珪，次相蔡确，究竟是其中哪一家？宋朝等级森严，老百姓爬到相府的屋子上，敢吗？王明清是南宋人，距司马光进京已隔百年。不论此事真假，但保守派盼望司马光出山的情绪弥漫于京城应是真的。这种情绪太强烈了，让司马光感到害怕。小皇帝和高太后无暇一一接见外来吊丧的臣僚，令不必面辞，司马光便不告而辞了。他刚一走，高太后责问宰相：为什么匆匆放行？高太后于是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二十二日，在独乐园向他宣读谕旨：“毋惜奏章，赞予不逮。”
司马光这才心里有了底，看来彻底否定王安石新法的时候真的到来了！在次日所上的《谢宣谕表》[1]中，他赞扬高太后“听政之初，首开言路”，是“宗庙社稷之灵，四海群生之福”。三十日，他上《乞开言路劄子》[2]，其中说：
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用信袋封好的状子），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于所在耍闹处，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产业人，虑有奸诈，则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然后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
这个劄子讲得冠冕堂皇，却露出一处破绽：对无产业之人，“虑有奸诈”，得有人作保，经过批准，才准发言。神宗曾说，王安石“更张法制，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现在限制穷人发言，啥意思？
看了司马光的劄子，高太后撇开政府，于四月十一日直接下诏曰：“先皇帝（神宗）临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繁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安元元之意。”这份诏书意在将神宗与新法撇开，让臣僚大胆向新法宣战。司马光带头响应，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疏中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无非是老调重弹，并无新意，要害是提出了一个比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更具爆炸性的观点。哲宗刚登极，就废除父皇的新法，遂有“子改父道”之讥，司马光驳斥说，这不是“子改父道”，而是“母改子政”：
议者必曰：“孔子称：‘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彼谓无害于民、无损于国者，不必以己意遽改耳。必若病民伤国，岂可坐视而不改哉？……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权同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
“母改子政”，好极了！现实意义太强了！高太后如获至宝，保守派欢呼雀跃。
司马光为废除新法扫除了礼法障碍，但“母改子政”的观点一旦成立，太后专政甚至擅行废立直至当女皇都有了理论根据。且不说汉之吕后、唐之武则天，仅说北宋，先后有仁宗登极时的刘太后听政，英宗登极时的曹太后听政，最后她们都是在宰臣的迫使下撤帘归政的。现在有了“母改子政”的理论，高太后撤帘将遥遥无期（事实上她一直垂帘到死）。高太后庆幸找到了心腹之臣，急于与司马光相见。此前的四月十六日，她令司马光知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他未去上任，在洛阳不停地上奏，先后有《乞罢保甲状》《乞罢免役钱状》《乞罢将官状》等，加起来洋洋万言。高太后派人宣谕，要他赴任经京时，上朝觐见，派出催促的使者道路相望，一拨接一拨。
五月二十三日，司马光到京。随着这位保守派旗手的回朝，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攻倒算开始了。
从广开言路到舆论一律
高太后召见司马光究竟谈了些什么，史书无载，大概是给他看了中书省拟定的关于广开言路的诏书。这份诏书五月五日就颁布了，因只颁之于朝堂，司马光在洛阳没有看到。诏曰：
盖闻为治之要，纳谏为先，朕思闻谠言，虚己以听。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厚禄，以奖其忠。设其言不得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无所拒也。若乃阴有所怀，犯其非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儌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而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顾以即政之初，恐群臣未能遍晓，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务自竭尽，朝政阙失，当悉献所闻，以辅不逮。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
（《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乙未》）
一看此诏，司马光马上怒形于色，说：这分明是划禁区，不让人说话！他问高太后，臣之《乞开言路状》，陛下看了吗？太后说，看过了。他上此状，是由于两名官员因建言而受了处罚。太府少卿宋彭年上书建议在京师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上言依保马法所定原数，核定每年合买（官府向养马户买马）数额，同时建议在太学设《春秋》博士，开课施教。次相蔡确以“非其本职而言”为由，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在状中说：“臣忽闻之，怅然失图，愤邑无已。”“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他请求广开言路的目的，是要广言新法之害，如果规定不得“非其本职而言”，不要说达不到对新法群起而攻之的效果，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保守派的发言权，因为推行新法是变法派的本职，而非保守派的本职。对号入座，司马光已受命知陈州，他乞罢新法的奏疏也属于越职言事了，“若亦不得言，则无所复用于圣世矣。上辜太皇太后陛下下问之意，下负微臣平生愿忠之心，内自痛悼，死不瞑目！”现在，司马光当面向高太后谈了自己看法，下来后又上《乞改求谏诏书劄子》[3]，指出：
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之愁苦可闵，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