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夕，我曾服务多年的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为我和另一位退休女干部开了一次欢送会。欢送会是在京郊清河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集团公司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举行的。那天，创联部的同事应诗人、作协会员孙毓霜之邀，到他任老总的长城公司去参观。走出机关，到四化建设第一线，呼吸点新鲜空气，精神为之一爽。欢送会上，大家从容地、无拘无束地交谈，气氛和谐融洽。与我共事多年的朋友说了一些溢美之辞，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我也不胜感慨地表示：“打杂”大半辈子，在创作、评论上没一点聊以自慰的成果；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问心无愧的话，那就是从来没有讨价还价，自觉服从组织分配，在文学战线上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我还自作多情地现身说法，喋喋不休地期望创联部的年轻人多读作品，多练笔，多同会员交朋友。
从清河归来，心情一时平静不下来，躺在床上，不禁思绪万千，往事一幕幕映现在眼前：
1952年初秋，中宣部干训班在西单舍饭寺大磨盘院简陋的礼堂举行迎新会，欢迎我们这一群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新学员。这是我的人生路上的一个新起点。从迎新会到欢送会，从大磨盘院干训班起跑，到清河长城润滑油公司冲过终点线，我用了整整46年跑毕全程。
我乘坐的那趟人生列车，从故乡江苏丹阳出发，途经镇江、上海、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站，还有涿鹿、怀来、昌黎、宁晋等小站，最后到达终点站北京。列车在我学习、工作、劳动过的这些地方停靠的时间或长或短，长则八九年，短则一年半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经历了四次举家大搬迁。
在悠悠岁月中，群众团体、党委机关、报社、学校，都留下过我的足迹。我当过文艺哨兵也当过园丁，当过下放干部也当过五七战士，当过秘书也当过书记。在人生风雨路上，我磕磕碰碰地闯过五道关——反胡风、“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政治风波，碰过钉子，栽过跟头，挨过批评，受过处分。我这个伴随《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也不是什么幸运儿，尽管没有被大风大浪所刮倒和淹没，但也喝过几口水，尝到了海水的苦涩味。
回头看我68年的人生历程，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悔恨，其中最难以释怀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未能满足父亲“再次上北京住些日子，到故宫、美术馆细细欣赏历代书画艺术和当代美术作品”的愿望。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来北京时，祖孙三代挤一间半房里，那时囊中羞涩，也没舍得让父亲品尝一下北京烤鸭。等到我分到三居室，手头也稍稍宽裕时，父亲已在不久前患中风猝死。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隐隐地心痛。另一件事是在我的老领导葛洛临终前，他的女儿打来电话，说是她爸爸急切地希望我去见一面，似有什么事要交代。那时天色已很晚，我答应第二天一早就赶往医院。谁曾料到，没等到天亮，葛洛与世长辞。他究竟要对我说些什么，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这不能不让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同上面这两件事相比，我更为悔恨的是年轻时读书太少，古今中外、文史经哲方面名著涉猎太少，更谈不上苦读深钻，没有什么学问，文化素养不高，始终像是水面浮萍，没有根基，只能是块“打杂”的材料，很难有什么作为和建树。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是把自己的才华、精力奉献给人民的最佳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有所作为的、最为重要的阶段。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终点，又是另一个阶段的起点：开始进入余热发光、夕阳红的时期。如今，我快满69，真正是年近古稀了。虽然在耄耋之年的老人面前，还是个小弟弟，但即使按发达国家的标准，65岁算年轻的老人，或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无论怎么计算、划分，我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老年人的行列了。只是在心态上，倒真有点像冰心老人说的：“‘天真’到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至今我不爱看《中华老年报》《老年文摘》，却爱看《中国青年报》《儿童文学》，从来也不收看《夕阳红》《金色时光》这类电视节目，而收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杯足球赛、奥运会等体育节目，仍不乏年轻时的那股激情，可以通宵达旦地守在电视机旁。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当售票员招呼“给老同志让个座”时，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是要照顾我。很多场合，我还没有把自己与“老”字挂上钩。这也许像有的朋友所说：由于从事儿童文学工作，至今童心未泯吧。
然而，岁月毕竟不饶人啊！退下来之后，每天清晨去地坛散步，有心“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认真地、专心致志地记住沙枣、油松、洋槐、银杏、合欢、云杉、白皮松、金银木等树名，可没过几天，有的树名怎么也叫不上来了。有的生僻字，读不出音，不止一次地查过字典，隔上些时日，又忘得一干二净。记忆力日益减退，是不可遏制的啊！我手边有一张65岁生日时为同事、家人切蛋糕的照片，光亮的秃顶暴露无遗，真是惨不忍睹。面对这种状况，又不能不服老。好比跑了上万里程的汽车，油快耗尽了，发动机、轴承等部件也需要上点长城润滑油了。那就让我在清河长城公司这一站加足油，从新的起点继续向前奔驰吧！
2000年4月
喜从天降
“团长！团长！”同我一起出国访问过的作家朋友，偶然见了面，常常习惯于这样亲切而戏谑地称呼我。我当团长，倒也有些年头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我先后四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匈牙利、泰国、意大利、缅甸，当了四次团长。我心里明白，无论是按文学成就还是资历、声望，都轮不上我当团长。只是因为当时我在作家协会书记处这个岗位上，戴着“书记”这顶乌纱帽，就怎么也推脱不了这份苦差事。
本来，有机会出国访问，同外国朋友交流交流，领略一下异域风情，开开眼界，增长点见识，是一桩美差。可是，一挂上团长这个头衔，麻烦就接踵而至。在各种场合忙于应酬交际，座谈会、演讲会、宴会，拜会政府官员，接受记者采访，以至于参观游览，你都得带头讲话、发言、致辞、答问，十天半月下来，有时真感到口燥唇干。如果遇上讷于言辞的主人，为了打破冷场的尴尬局面，你还得挖空心思，没话找话，那就更是苦不堪言。我又不是那种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人，没有侃侃而谈、对答如流的本事，对当团长就更加发怵了。
1995年12月，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赴意大利参加在西西里岛巴勒莫市举行的第21届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的颁奖活动。我又勉为其难地挑起团长这副担子。我们乘坐的飞机经米兰、罗马，到达巴勒莫市已经是深夜了。主人、评委会主席兰蒂尼先生到机场迎接我们。在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宾馆，一路寒暄，谈笑风生。当话题转到本届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的评选情况时，兰蒂尼冷不丁地通过翻译告诉我：这次评委会还决定给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五位成员授奖。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毫无思想准备，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是来参加颁奖活动的，来意大利之前，邀请我们来访的主人并没有告知中国作协，要给我们发奖啊，莫非翻译把主人的话译错了。我困惑不解，但在车上又来不及进一步探问，只好含糊其词地表示：“我们怀着很高的热情和兴趣来参加蒙德罗文学奖的颁奖活动。获这项奖的作家，都会十分珍视这份荣誉。”
我们去意大利之前，对蒙德罗国际文学奖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知道它创立于1975年，每年评选一次，是意大利众多文学奖项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奖。蒙德罗是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一个美丽的滨海小镇，是意大利颇有名气的旅游胜地和文化中心。设立蒙德罗文学奖的目的是：表彰意大利当代文学的优秀成果，加强意大利与外国的文学交流；同时也是为了扩大西西里地区在意大利乃至全球的影响和知名度。评委会由熟悉当代意大利文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的专家、学者、教授组成，有一定的权威性。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获得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国著名作家王蒙和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学者、翻译家吕同六曾于1988、1990年先后获得蒙德罗文学奖。该奖评委会还于1993年决定授予中国作家协会一项特别奖，并盛情邀请作协主席巴金前往领奖。巴金年事已高，不能远行，委托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冯牧赴意代他领了奖。
抵达巴勒莫市的第二天清晨，我和另一位作家在宾馆前花园里散步时，还在议论：这次来访的五位作家中，除了《万家诉讼》（后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作者陈源斌的小说被威尼斯大学一教授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外，其余几位，意大利文学界的朋友并不了解，怎么会给代表团每个成员都发奖呢？！心中的疑团始终解不开。直到这一天下午，兰蒂尼来宾馆看望代表团全体成员，我们终于准确无误地得知：为了表彰中国作协多年来对意中文学交流做出的贡献，评委会决定授予这次来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各位成员以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但由于经费筹措困难，这次特别奖只颁发荣誉证书，不给个人发奖金，奖金用于接待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其他城市活动之用。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喜从天降的这份奖励，是既促进友好交流又落实接待费用一举两得的良计妙策。我不再受宠若惊，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两天，隆重的颁奖仪式在灯火辉煌的西西里银行基金会总部会议厅举行。兰蒂尼和巴勒莫市文化局长、罗马大学一教授十分动情地回顾了蒙德罗文学奖的成绩、经验和影响，一致发出“拯救蒙德罗奖”的呼吁，并表示要共同努力，克服基金短缺等困难，把这个奖办得更好。我为他们那执着的敬业精神和共渡难关的协作精神所打动，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这一届颁奖仪式没有邀请意大利电视台有名主持人来主持，由女诗人、墨西那大学教授斯帕恰尼主持。兰蒂尼在会上宣布：今年颁奖仪式分为两部分：首先授予中国作家代表团五位成员以特别奖；第二部分，分别授予四位意大利作家以青年处女作、翻译作品、小说、诗歌奖，并授予一位俄罗斯作家以外国作家小说奖。在向我们授奖前，兰蒂尼又满怀深情地介绍，这次中国作家协会派来的代表团成员中，有文学评论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长期从事文学交流的人员，包括了文学界的各个方面，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作家协会进一步加强意中文学交流的愿望。为此，评委会决定向他们颁发特别奖。会上还一一介绍我们代表团每个成员的简历和文学上的成就。
当我从曾多次来华访问的本届评委、艺术评论家瓦尼谢维勒手中接过特别奖的证书时，会场里的闪光灯束一齐投射到我身上，摄影记者按下快门，“咔嚓、咔嚓”地记下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主持人请我登台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发言。我激动地说：“我们荣获蒙德罗国际文学奖，并非我们个人在文学创作、评论、翻译上有多大的成就，不是的，我们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深深懂得评委会的一番美意，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奖可说是授给中国作家协会5000多名会员的，这是中意两国作家和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象征，也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中意文学交流的良好愿望。对此，我向兰蒂尼先生和全体评委致以深切的谢意。”当我谈到自己童年时代就爱读意大利作家写的《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受到爱和美的熏陶、启迪；现在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向亿万中国孩子推荐介绍优秀作品时，会场里响起特别热烈的掌声。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热爱孩子，关心孩子，是没有国界的。
回到住所，掂掂这张由各位评委亲笔签名的“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证书的分量，深感它负载的情谊是很重很重的，但把我的名字同这个奖联在一起又纯属偶然。由此我又不禁想到，国际文学奖有时也不是那么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作为一个作家，不要把得奖与否看得太重，重要的是写出问心无愧的好作品，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
2000年6月11日
年逾古稀获奖有感
得知我忝名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之列，真是既感到欣慰又感到不安。欣慰的是诸位评委和儿童文学界的朋友对我多年来在儿童文苑打杂、跑龙套的肯定和鼓励；不安的是自己在儿童文学方面所做的一点平常的、微不足道的事情，与以20世纪伟大战士、伟大女性宋庆龄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奖项的分量很不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