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6日，胡耀邦同志召集参与文代会报告起草的林默涵、陈荒煤、冯牧、吴江、林涧青等谈话。在这次会上，耀邦进一步明确文代会报告可分三部分：一、文艺工作几十年历史的回顾。肯定文艺的成就和作用，夹叙夹议，总结经验，30年的缺点要做一点自我批评，但不要展开。二、新时期文艺伟大的历史使命。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多品种、多方面充分发展；发展新的创作，提倡深入沸腾生活，反映四化，也提倡老人写自己熟悉的；满足人民需要，普及提高，促进农村文化，扶植发展多民族文学。三、光荣的职责。文联和各协要办成自主、自理、自治、独立的组织。耀邦谈话的第二天，8月7日，周扬又召集负责执笔起草报告三部分的林默涵、陈荒煤、冯牧谈话。在这次会上，周扬表示同意耀邦谈的报告的基本结构。同时，他又明确提出：第一部分要讲清几个关系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文艺与传统的关系，文艺本身的内部关系，也就是艺术的规律、特点。第二部分首先要讲解放思想，从林彪、“四人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生产者、教条主义、前苏联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要改变眼界狭隘的问题。少用口号或不用口号，着重讲文艺如何转到适应时代上来，根本点在适应群众。第三部分要谈体制改革，文联自主，不要政府化、机关化。
在这之后，又隔了一周，8月15日周扬对文件起草组全体人员谈了他对“报告”的意见。我在日记中有以下记载：
1979年8月15日（阴雨连绵）
上午到颐和园清华轩听周扬同志谈对文代会报告的意见。耀邦责成林默涵、陈荒煤、冯牧负责起草，分三部分，一人写一部分。周扬身体不好，血压190/100，头晕，勉强坚持工作，上午谈了两个多小时（8：30—11：00）。下午原来让他好好休息，他坚持谈完，又谈了一个多小时（3：00—4：15）。谈完，即由苏灵扬、谭小邢陪同回城进医院。
林默涵、陈荒煤、冯牧、孔罗荪、许觉民、张僖、苏灵扬、丁宁、江晓天、徐非光、林涵表、刘梦溪、郑伯农、马联玉、刘庆库、唐因、杨犁、古鉴兹、束沛德、苏中、谭小邢、苏承德、小戴等参加今天的会。
周扬这次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成竹在胸，清晰而系统地讲述了他对文代会报告的框架、内容、结构的看法和要求。今天看来，虽然其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桎梏，但总的说来，这次谈话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这个重要报告定了调，决定了它的基本面貌。我的笔记本上留有这次谈话的详细记录，现将要点摘抄如下：
这个报告是政治性的，实际上是代表党来做报告，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它又是关于文艺的报告，对象包括文、音、戏、美、影各方面的代表和各地宣传部长、文化局长，要力求写得更文艺一点，更生动、具体一点。
报告开头要讲一下大会是在什么形势下召开的。从一次文代会到现在已30年。30年，是伟大的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也出现了历史的曲折，不是风平浪静的。我们这次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一心一意搞四化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文代会要开成一个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的会，开成一个实事求是、总结、交流经验的会，一个发扬民主，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的会，一个心情舒畅、斗志昂扬的会。
报告分三部分，一总结经验，二谈今后任务，三谈文联、各协的工作。
第一部分 总结30年的经验
总结经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须要做。不是为总结而总结，而是以过去为戒，温故而知新，主要是为了当前和今后，为了更好地前进。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社会，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搞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盲目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也搞了30年，也有盲目性，也就是还没有找到规律。中国的文学艺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倾向，从“五四”就有了。特别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所以不能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一是工农兵方向。进城以后，第一次文代会上发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是对的，现在也不应该否定它。后来有点绝对化了，比如提出“工农兵电影”，可以说是简单化了。服务对象应当很广泛，《讲话》以后，要求文艺与新的群众相结合。结合得好，文艺就发展、前进；结合得不好，文艺就停滞、倒退。要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总结经验。二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不能离开政治，但要弄清从属于什么样的政治，怎样从属政治。政治不能从属于少数野心家、阴谋家、严重官僚主义者的政治。怎么从属，不能取消艺术特点，变成政治的传声筒。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文艺与党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政治领导文艺，党领导文艺，要按照文艺的规律来领导。怎么领导好，这问题还没解决。
在这一部分要讲清楚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批判、斗争对不对？不能说这些批判、斗争是毛主席亲自发动、指挥的，就都对。实际执行上也会有错误的。要讲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找历史的根据、原因，不是为错误辩护。我认为应当肯定解放后文艺斗争的必要性、重要性，它的影响不限于文艺方面，是争取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学术、文化领域里的优势，关系到意识形态要不要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但这些批判、斗争混淆了人民内部是非与敌我问题的界限、思想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批判胡风，批判丁玲，混淆了两类矛盾，批错了。同时，采取行政的、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再一点，在争取马克思主义优势的同时，发生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文艺战线的批判、斗争，对文艺的发展起了坏的作用还是好的作用？我看还是起了好的作用，否则，为什么能出来那么多作品，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等。至少没有起坏作用，扫清地基，不扫不得了，但我们扫得过火了。
社会主义文艺不能离开自己民族的传统。戏曲改革，我们没有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继承、批判。这也是17年的成绩。
总的来说，17年显然有“左”的倾向、“左”的错误，但是否有一条“左”的路线？我想，不能这样说。我犯的主要是“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存在的某些差错、薄弱环节，从文艺上打开缺口。他们把革命文艺统统否定，把文艺干部统统打倒，掠夺了、歪曲了17年的文艺成果。但这些成果还在，他们可以打乱、但不能打断这个过程。有些文艺工作者像张志新还是在抵制，不能说一片黑暗，一点光明也没有。对此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力求讲得比较准确。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几年，要充分估计。文艺工作者突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也突破了17年的框框。近些年出现的很多好作品都是发愤之作。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怎么能不揭露？当然如何揭露得好，要研究。伤痕文学，就是有伤痕么，现在是要愈合伤痕。创作中感伤主义是有的，我们不赞成，注意它就是了。将来的希望就在年龄40岁左右这批青年人，他们经受了“四人帮”这一段，和社会主义血肉相连。指出青年的缺点是可以的，但首先要满腔热情对待他们。
第二部分 讲光荣的使命，今后的任务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要联系到文艺。文艺是思想解放重要的一部分。文艺要起很大的作用，反映人们思想的活跃，促进思想解放。思想解放，过去都是首先从文艺上表现出来的，如五四、延安整风。要写出一个历史背景来。
一个是放，一个要争，要创造新鲜经验，关键决定于领导，在这些方面要提出一些具体的东西。
首先，要讲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表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表现社会主义。纵横几万里，上下几千年，都可以写，但首先要注意社会主义时代各种人的命运，还是要写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写为四化而斗争的人。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作家要投入这个斗争中去。要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历程，这种题材具有世界意义。如果不首先提出写社会主义，光提什么都能写，哪还有什么方向。反“四人帮”，还要写得更深一些。
第二，要写革命历史。写老一辈革命家，写民主革命的历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年是党成立60周年，不提一定要写多少部，但要严肃地提出来写革命领袖。要把写毛泽东、刘志丹、贺龙、陈毅这方面的经验总结、概括一下。提倡的还是写革命历史，民主革命100多年，前仆后继。中国几千年历史，也应该提倡写。
第三，要继承、改革、创新。要标新立异。首先要改革传统。民族形式有新的，也有旧的。旧的要改革，新的艺术形式，也要改革。电影表演技术也要改，也都有一个革新的问题。
第四，要讲群众文化。八亿人的文化生活，不是小事情。即使饭吃不饱，没有学上，群众也要有文化生活。
第五，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要单独讲一讲。
第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争取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是我们的优点；发生简单化、庸俗化是我们的缺点。我们要有长进，不能老是外行，老是简单化。对作品要注意艺术分析。
第三部分 讲文联、各协的工作
先要讲清文联是干什么的，是个什么样的团体。它是自愿结合、进行自我教育的，自己教育自己，理论教育、时事政策教育、业务教育。文联、各协是艺术创作、评论劳动者的组合团体，相依为命，并肩作战。精神劳动者的特点是创造性的个体劳动。要正确地看待个体劳动，要保护这种个性，重视个人的独创性。这一部分今天不细说了，请荒煤同志根据他准备的意见谈一次。
结尾，要讲几句鼓气、鼓劲的话。
我国文学艺术有很悠久的传统，有很好的条件。文学艺术界要敢于闯，敢于创新，要出闯将。现在已经有闯将，但还不够。对青年，不要指责，让他们去闯，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要引鲁迅、毛泽东的话，几十路、几百路“纵横驰骋”，气势多大。“四人帮”要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现在我们要发出声音，要有更多的声音。要带点感情。当然，我们不赞成、不提倡盲目乱闯，要深入群众，扎根于生活。
中国文学艺术几千年，有很多高峰，诗经，楚辞，唐代的诗，元代的戏曲，后来的白话小说，有曹雪芹等大家；近代鲁迅是高峰，还有他周围的战友，郭沫若、茅盾等。要敢于攀登高峰。谨小慎微，因循守旧的人，能够攀登高峰么？一个国家即使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也不稳定，也可以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可以产生杰出的作品。我们应当有信心。
上面讲的是一个轮廓。希望大家花费脑子，把它很好地组织起来。时间紧，要赶任务，这也是出题作文。大集体小自由，大家可以好好地发挥。默涵、荒煤、冯牧，你们三人要坚守岗位，尽早把稿子弄出来。
在胡耀邦、周扬的指导、督促下，默涵、荒煤、冯牧等终于如期完成了起草周扬在文代大会上报告的任务。从2月文件起草组成立，到10月报告定稿，前后历时九个月，可说是难产了。四次文代大会开幕前夜，即1979年10月29日晚，胡耀邦在文代会党员大会上谈道：“今日下午政治局讨论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向文代会的祝词和周扬代表文联所做的报告。……政治局的同志对周扬的报告提了一些意见，提得不多。大家觉得这个报告是有水平的，是好的。有些同志说，与历次文代会的报告相比，水平是不低的，也可能还更高一些。政治局的同志希望对周扬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尽量吸收大家的意见，认真加以修改，可以过一星期或十天再发表。”
周扬在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起草经过大致如上所述。这是粉碎“四人帮”周扬复出后所做的一个重要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建国30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科学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继承与革新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任务，它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我有幸参与文件起草组的具体工作，近距离接触周扬其人其事，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的诞生。我想，留下这份记录，对作家、文学工作者，特别是研究当代文学史的朋友还是有点用处的。
真诚的道歉
四次文代会期间，我担任同时召开的三次作代会简报组组长。周扬在作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我做了记录，并编发了一期周扬讲话摘要的简报。至今我手边还保存着记录这次讲话的笔记本。
周扬在三次作代会上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民主问题，一是团结问题。他说，这是全党的方针，全党要团结起来搞四化。按民主、团结这两条来看，作协的会是开得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