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他这次讲话的要点摘录如下：
第一点，讲民主问题。大家希望发扬民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发扬民主，头一条是要讲大家发言，让大家尽量把话讲出来。30年代的旧账，不讲是不可能的。不要纠缠，不是不让讲。20多年的积淤，不让讲，不行。被搞成右派、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不平则鸣。其他协会的同志来作协听会，不是坏事，反映大家渴望民主。渴望讲话，不是兴风作浪。至于有些话讲得尖锐一点、偏激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要发扬让讲话、敢讲话这种空气，即使讲得不正确、不妥当，也不应受到打击报复，给穿小鞋。今后文艺团体都应该这样。如果只准讲正确的话，那势必唯唯诺诺。没有不同意见，对党是危险的。
现在我们对民主还很不习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真正要实行民主，还要经过斗争。民主怎么能恩赐呢？大多数人的民主，只能靠人民起来，当家做主。争取民主要斗争，怎么斗争呢？我是赞成反官僚主义的，当然，不能以此煽动来反对现在的领导。现在的领导，总的说是比较好的。反官僚主义，有一个方法、立场问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有领导，讲组织原则，讲纪律。
文艺是舆论工具中最有力量的一种，文艺的作用潜移默化，它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在发扬民主的问题上应很好地研究，做一个表率。
总之，民主一定要发扬，但如何保证民主，党要有组织纪律，国家要有法制；否则无法保证民主，甚至会葬送民主。
第二点，讲团结问题。一定要搞团结。“四人帮”把我们的队伍打乱了，好多人死了，有些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四人帮”这么一搞，文艺队伍今天更团结了。但同时还要看到造成了许多问题。头一个是派性，打派仗。搞团结，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派性。
陈云讲，不解决派性，我们这个党危险。文艺界还加上一个问题，即左翼文学运动以来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影响很深。参加这次文代会的，30年代左翼的有30多人，每人手中是否都有一本账。30年代肯定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相当多数的人有，我也有。毛主席说，王明路线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有教条，必然有宗派，这是一个国际共运的现象。“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跳忠字舞，搞现代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所没有的。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要做出客观的评价。在延安，毛主席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两个口号的问题。今天我不谈了，但这个问题是要搞清楚的。胡风问题，牵扯面很大。胡风案件是公安部处理的，现在公安部已把材料报送中央，胡风已参加四川省政协会议，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处理，是什么就是什么。说是宗派打击，根本没有这回事。还有一些党内问题，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中央都会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什么时机，也不会很久。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对象，这涉及对毛主席功过的估价问题。在党内，老同志没有一个不承认毛主席的功劳。年轻人不承认，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毛主席做错了事，而且错误很厉害。对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的功劳，恐怕让历史做结论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的时候，得做出结论。当然，任何结论也不是终极真理。
现在要安定团结，如不进一步解决组织路线是困难的。有一批人是“四人帮”时代上台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肯放弃这个利益。许多地方的组织、宣传部门还有相当不少这样的人，思想不解放，僵化，其中有一个利益在里面。
从30年代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很短时间，我一直在搞宣传文化工作，犯了不少缺点错误。我这个年龄，本来也可以写一点回忆录，但我最不愿意写回忆录。如要诉苦，也可以说一些。我过去犯的错误很多，搞错了很多人。一是丁陈反党集团，一是丁玲右派，作协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已向中宣部写了平反报告。我是有责任，有错误的，是搞错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在这里向丁玲、陈企霞同志道歉。并不是说对丁玲的观点不可以批评、争论，但应当在党内批评，争论。陈企霞这个同志敢讲话，和我顶撞过，这是他好的一面。
关于写有关丁、陈的报告，可以说一下，没有搞什么小报告，都是在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当然我们有责任，反映的情况不全面。你要批评我，我也可说是有来头的，都是经过主席的，但我们确实有责任，定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不确实、不客观，虽然我们没有造谣，但看法不对，有一种“左”的思想情绪。1956年已感到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要平反，但后来来了一个反右派。现在看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搞错了。除了向丁玲、陈企霞道歉外，还应当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艾青、陈涌、冯雪峰同志，根本不应该说他们是右派。还有秦兆阳、罗烽、白朗同志，在这里，向这些同志道歉。那一场斗争，我写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收入文集时，我准备写一个后记，以保持历史的真实。那次错误，确实是扩大化。
至于这中间的理论是非，如秦兆阳的文章，以后可以讨论。把思想、理论、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搞，是一个经验教训。以后要允许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总会有的，涉及政治问题也不要紧，但不要扣帽子，无论如何要坚持这一条。黎澍说，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怎么分得开？陆定一讲，正因为不好分，所以才要分，现在看来，确实难分开。比如，关于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很多同志不赞成，《人民日报》一批评，作者是20多岁的青年，觉得压力很大，过不下去了。胡耀邦把河北省的同志找来，说文章有错误，但不要使作者有压力。批评丁玲时，还批评了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批的不对，也批评过刘绍棠，在这里也向你们道歉。至于作品有什么缺点，包括《乔厂长上任记》，都可以讨论。领导对作品的批评，作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作代会就要闭幕了。茅盾、巴金同志是最老的、富有经验的作家，在他们的带领下，我相信今后作协的工作一定会比过去搞得更好。
周扬在三次作代会上的上述讲话，特别是对他主管文艺期间挨过整、受过伤害、打击的同志表示真诚道歉和深切悔悟，获得了代表们的认同和谅解。
1983年，周扬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演讲，受到严厉的、不容申辩的批判，从此郁郁寡欢，一病不起。
1985年1月，四次作代会期间，周扬致大会的贺信赢得了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365位出席大会的代表联合写信亲切慰问病中的周扬，我也在这封表达敬意的信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89年9月5日，我怀着哀伤加入长长的吊唁行列，向我年轻时就奉为楷模、偶像的周扬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做最后的告别。凝视着周扬清癯的遗容，不禁想起1952年初识他时那矫健的身影、潇洒的风度。
一代宗师周扬默默地走了！尽管他不是完美无缺，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偏差，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和局限，但根据我有限的接触和了解，包括我当过50天周扬秘书、在反胡风斗争中挨过整、在“文革”中被批为“文艺黑线小爬虫”的经历，他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一个正直、睿智的大家形象，一位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组织家。
周扬一生的功过是非将留待同辈、晚辈及后人来评说。我相信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会还他以真实的本来面目，及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2012年11月17日
我的第一个上级严文井
文井走了，白羽走了，上世纪50年代我在作协工作期间的老领导，如今已没有一位健在了。老延安、鲁艺、文抗出身的文坛前辈统领文学大军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
严文井是我跨进作协门槛后的第一个上级、最早的文学领路人之一。
1952年初冬时节，文井同志从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调到全国文协代理秘书长，参与改组全国文协、筹建中国作协的工作。他带了两个秘书作为助手，一个是26岁、原担任丁玲秘书的陈淼；另一个是21岁、原定给周扬当秘书的我。我们三人可说是同时迈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大门的。
那时全国文协除了《文艺报》《人民文学》编辑部外，只有一个主管行政、总务、文书工作的秘书室。文井、陈淼和我调来后，文协机关才有几个抓文学业务工作的干部。文井带领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20多位作家，包括艾青、卞之琳、周立波、徐迟、李季、秦兆阳、路翎等，聚集在北京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一个四合院几间平房里学习讨论。文井同志四处奔波，八方联络，邀请胡乔木、周扬、胡绳、林默涵、吕东、廖鲁言等，为这批作家做有关形势、理论、文艺、工业建设、农村工作等方面的报告，为他们即将深入工矿、农村、部队，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做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作家在京学习一个月，我按照文井成竹在胸、有条不紊的安排，参与订学习计划，做会议记录，整学习简报，写新闻报道，以及安排会场，落实交通工具，组织影剧观摩等工作。事无巨细，我都积极投入，一一学着做了。这一个月全方位的锻炼，我好像进了一次短期培训班，学习了文学组织工作的ABC。给我上这一课的老师，正是当过延安鲁艺文学系教员的严文井。我也是够幸运的了！
文井作为上级，对我这个部下思想、学习、生活的关心帮助，也是至今难以忘怀的。
跨进文协大门不久，严文井情真意切地对我说：“你年纪很轻，只要自己努力，不闹工作与个人创作的矛盾，在党的培养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先踏踏实实地做几年工作，将来可以搞创作，也可以搞评论。不管以后做什么，现在应当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多读点作品，有时间也可以练习写作。”在文井同志领导下，我一边学习做文学组织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挑灯夜读。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严文井的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被这些富有儿童情趣、诗情与哲理交融的作品所深深打动。我对我的上级在儿童文学上的出色成就肃然起敬。这也大大激发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
随后我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当秘书，又有机会旁听文井和冰心、张天翼、金近等积极参加的儿童文学组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我记得文井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谈起：“我的祖父爱教训人，我很怕他。父亲稍好一些，但当我考不取大学时，他就板起面孔教训我了。我不爱听教训，就离开家庭走向生活了。”“现在儿童读物的缺点，也是爱教训孩子。孩子不爱听枯燥的说教，我们应当尽量把作品写得生动有趣一点。”他的这番话，使我较早地领悟到：儿童文学要讲究情趣，寓教于乐。中国作协编的《1954—1955儿童文学选》，是由文井最后审定篇目并作序的。在协助文井编选的过程中，使我对如何把握少年儿童文学的特点，如何衡量、评判一篇作品的成败得失，心里有了点底。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应当善于从少年儿童们的角度出发，善于以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尤其是他们的心灵，来观察和认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以及他们虽然没有普遍接触，但渴望更多知道的那个完整统一而丰富多样的世界。”“一定要让作品做到：使他们看得懂，喜欢看，并且真正可以从当中得到有益的东西。”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在我脑海里深深地扎了根，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经常揣摩、力求把握的准则。
走上工作岗位没多久，我与远在新疆的、中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我急切地期盼着与爱人调到一起，一次一次地向文井表示愿意调往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希望他能放我走。文井干脆明确地对我说：现在从各方面抽调干部加强文协的工作，你想调离文协是不可能的。他再三叮嘱我：思想不要波动，做好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精神准备；从新疆调出干部尽管比较困难，但组织上会尽快想法解决。他让我把爱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告知。我记得，那年春节文井从湖北探亲回京后，给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又打电话又写信，并三番两次地催问。不到两个月，我爱人终于从遥远的边疆调来首都。每想起当年在石碑胡同中宣部招待所，我和爱人久别重逢无比激动的那一刻，至今我依然情不自禁地感激无微不至地关心部下、热心肠的老上级。
在反胡风、反右派斗争中，我碰了钉子、挨了批评后，文井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你读过几本书，比较聪明，有点能力，更要警惕世界观问题；不要轻视旧世界观的影响，不是读过几本书，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要听得进逆耳之言。上级对自己老是笑着，不一定好；对自己疾言厉色，不一定坏。光听周围的人说好话，有时会上当的。”他还提醒我：“反掉个人主义，不能变成一个灰溜溜的、木偶一样的人。”勉励我做一个像朱总司令所要求的那样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文井的谆谆教诲，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起了点拨、导航的作用，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