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进入历史新时期。当初我还在一所工科院校做宣传工作，急切希望有机会回到我所钟爱的文学队伍中来。我写信给老领导文井、沙汀，表达了这个愿望。文井两次给我回信，说是“你的工作问题，我一定记在心中”。后来，我终于如愿回到了我离开将近20年的单位——作家协会。这时，文井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没有回到作协来，但他仍兼任着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80年代初，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分管儿童文学工作，不时去看望文井，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我记得，1986年盛夏，有一天正午时分，我走进东总布胡同60号小四合院他那住了多年的三间不算宽敞的平房。他还没起床，听到房间里有说话的声音，才光着膀子从卧室里出来。在那狭窄的、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我们促膝长谈了两小时，又一次共同回忆了1952年冬到1953年秋筹建作协的前前后后。当我向他诉说现在作协的日常工作头绪多，难度大，新班子成员都陷在文山会海里，都为没有时间读作品而苦恼。文井当即接过我的话茬，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过去不是对我也有这个意见么，现在也尝到这个味道了吧。”他这一句话，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1957年，那时正开展整风运动。我年轻气盛，头脑发热，不知天高地厚，在作协创委会的整风会上，不仅提名道姓地批评了乔木、周扬、默涵、白羽，还把矛头指向时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兼创委会研究室主任的文井，轻率而尖刻地批评他“不学有术”。这四个字的言外之意是文井虽有组织工作能力、有办法，但读书不多，没多少学问，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是照本宣科，就是老生常谈，缺乏自己独特的见解。针对我的批评，反右后，文井在批评帮助我的整风小组会上就做了回答：“你对我的一句话，我不计较。不学，的确有点不学，但说一点儿不学，也不公平。”时隔二三十年，他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可见我那句不近情理、带有嘲讽的话是多么深刻地烙印在他的心坎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文井早就养成彻夜苦读、持之以恒、中外名著涉猎甚广的习惯时，我愈加感到歉疚和不安。设身处地想一想：当年政治运动、文艺批判没完没了，他又身兼数职，杂务缠身，怎么可能坐下来从容地读书、研究作品呢。我慢慢地尝到组织工作的甘苦，对文井当年的处境又增添了几分同情和理解。我为自己不分皂白、信口雌黄而懊恼不已。
80年代中期，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一度改为创作委员会下的儿童文学组。1986年，作协和文化部在烟台联合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会后，作协主席团做出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决定恢复儿童文学委员会。书记处让我去看望文井，向他汇报烟台会议的情况。我第一次走进他新搬进的红庙北里文化部宿舍。那是四室一厅，比他原来住的三间平房宽敞了一些，但客厅、书房仍很小。当我向他谈起调整儿委会人选的设想，作协书记处真诚地希望仍然由他来挂帅时，他当即表示：如作协领导认为合适，他可以考虑接受，但有一个条件，即作协必须有一位实际负责人担任副主任，把担子挑起来。他还明确地提出，希望我担当这个工作。当我谈起自己不搞儿童文学创作，在儿童文学界，无论是资历、成就和声望都不够格时，文井回忆起50年代初作协编选第一本《儿童文学选》的情况。他说，王蒙的《小豆儿》，还是你发现后向我推荐，我才在序言中称赞了这篇作品。你后来还写了一些儿童文学评论，对儿童文学情况还是熟悉的。由于文井的举荐，从1986年开始，我作为他的助手，操办作协儿委会的日常工作。开头几年，凡是较为重要的事情和活动，我都听取他的意见，得到他的首肯，我才去组织、运作。我们合作得很密切、愉快。1995年10月，在文采阁庆贺文井的80华诞时，我满怀深情地举起杯来：“为我的第一个上级，至今依然带领我前进的文井同志干杯！”后来，由于文井年届耄耋，精力日衰，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沛德，今后一些事情你做主去办就行了，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共事那么多年，我还信不过你啊！”1997年，我终于接过文井传递给我的接力棒，勉为其难地挑起了儿委会主任委员的担子。
为庆贺建国50周年，作家出版社编选一套展示新中国文学成就的《名作文库》，其中儿童文学卷由文井担任主编，我任副主编。真可说是一种缘分，50年代我协助文井编《儿童文学选》，时隔40多年，我又有幸同他一起编《名作文库》。我和出版社的白冰、石湾等去拜访文井。当石湾汇报这套书的基本构想、编选进度，提到“老束是副主编，前期工作已做好，列出了拟选篇目，还开了座谈会”时，文井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对石湾称我为“老束”，似乎很惊讶，因为在他心目中，我仍然是“小束”。我说：“小束已经68岁了，刚到作协时21岁，干了47年，去年已退休。”这时，文井又回忆起作协往事，再次谈起1952年他带着两个秘书来筹建作协的事。接着，他又问起：“前些日子看到你写的一篇文章，回忆刚到作协当秘书的事，提到三四个人，唯独没有提到我。”我马上告诉他：“我写的那篇《我当秘书的遭遇》，开头就提到你在中宣部同我谈话。刚才在车上我还向他们谈起你带我来作协的经过哩，怎么会不提到您呢？”石湾也赶忙为我作证。这时，文井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就是没有。”后来，我推断文井看到的可能不是刊物上发表的全文，而是经过文摘报删节的摘要。文井原是个散淡的人，在这件事上那么较真儿，又一次教育我们：对待历史，对待重要事件，来不得半点含糊。写回忆录、传记等纪实文章，一定要尊重事实，以翔实的史实为根据，不能虚构，更不能胡编乱造。
近些年，我很少登门拜访文井老人了。但每逢过年过节，我还是会寄张贺卡或打个电话问候他。我出了不多几本书，书一出来，也总及时寄去求教。他也一直关心我这个老部下。90年代初，当我由于在那场政治风波中碰壁而处于困境时，他十分体贴地开导我：“不要有任何个人得失的考虑，把曾当过作协书记呀、不满60岁就不能工作呀等等这一些想法都彻底扔掉。根据自己的条件，订一个计划，读一点书，选一两个题目，研究一些问题，使精神有所寄托。不要急于拿出成果，一点一滴地积累。要尽可能保持心态平衡，精神愉悦，多到户外活动活动。”从思想、工作到生活、健康，方方面面都关照到了，真可说是无微不至啊！
再过几天，作协儿委会就要去南京、扬州开2005年年会。此时此刻，我多么盼望文井同志突然回到我们中间来，同久违了的儿童文学界朋友见面叙谈，再次倾听他那充满睿智、幽默的谈话，触摸他那纯真的、永不泯灭的童心。文井同志，回来吧！儿童文苑真需要你这样的领军人物啊！
2005年10月
亦师亦友的沙汀
前些日子，我住招待所十多天，参加宋庆龄奖的评委会。评选工作一结束，回到家里，就着手处理半个月积压下来的、一些亟待回复的信件。第一封回信就是写给沙汀同志的。因为11月中旬，他让秘书代笔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我寄去的文学评论集早就收到了，“肺部老毛病又犯了，一住院就是三个多月，整得人痛苦不堪。10月26日才出院，目前身体仍很虚弱，所以没有及时给你回信。”在这封信中，他还写道：“最近秘书给我读报，有消息说多饮绿茶可以防癌治癌，我立刻想到你。我们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最长，饮茶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不妨试试，多喝绿茶，对身体会有好处。”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病中还如此关心我这后生晚辈的病后疗养，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缕感激之情。我在回信中，恳请他在寒冬时节注意护理，多加保重，特别是对失去交往数十年、亲如手足的老朋友艾芜同志，务必控制自己的感情，千万不要因此过分悲伤而影响自己病后正在恢复的身体。我还随信附去前不久为一位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所著《跋涉与寻觅——沙汀评传》一书写的“代序”，想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因为沙汀过去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写文坛上的人和事，倘若写到他的时候，千万慎重，实事求是，掌握分寸。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封上这封信，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就传来沙汀同志于当天凌晨逝世的噩耗。我顿时沉浸在无限悲哀和惆怅之中。面对着案头这封未发出的信，长时间地沉默和发愣了。我后悔没有早几天回信，把我的真挚的问候带给他老人家，让他再次感受到“忘年交”的情谊和温馨。我也后悔去年秋天出差在外，没能赶往绵阳参加祝贺沙汀创作60周年暨沙汀作品研讨会，以更多地了解沙汀，学习沙汀。尤其让我后悔不已的是，我早已告诉他，打算趁明年8月去成都参加一次儿童文学研讨会之际，去看看他的新居，尝尝他最爱吃的川味菜肴，同他再一次海阔天空地聊天、谈心。他曾回信表示：四川变化很大，很值得来一趟。期待着你和你夫人到我家做客。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圆不了的梦，从此再也见不到我所熟悉的沙汀同志的音容笑貌了，再也听不到他在为人作文方面对我亲切而又直率的教诲了，我心里怎么能不感到痛苦呢？！
我结识沙汀同志是在50年代初。跨进文学门槛之后，我的第一个上级是严文井同志，第二个上级就是沙汀同志。1953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创作委员会时，沙汀担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我那时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担任创委会秘书，并编辑《作家通讯》，沙汀正是我的顶头上司。沙汀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工作十分谨慎细致，一丝不苟，作风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创委会每个季度要向作协主席团做一次创作情况汇报。沙汀总是同创委会秘书室的同志一起阅读作品，一起讨论当前文学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共同商量应当肯定哪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指出创作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动态和倾向。对我们起草的《创作情况汇报》，他在统改全稿时，总是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作家通讯》从创刊号到第11期，也是由沙汀负责终审的。至今，我的眼前还清晰地浮现着他当年坐在临窗的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用蝇头小楷仔细修改汇报材料或《作家通讯》稿件的情景。他那专注的神情，令人难以忘怀。
我还记得，创委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在京的40多位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界的领导骨干参加了这次学习，是为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第二次代表大会做思想准备的。根据这次学习的结果和大家的要求，创委会又决定各创作组进一步展开具体作品的研究和讨论。当时建立了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剧本、电影剧本、通俗文学等创作组，讨论了《三千里江山》《菊花石》《宋景诗》、诗的形式问题以及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波列伏依的特写等作品。沙汀作为各创作组活动的总调度员，带领创委会秘书室的同志做了浩繁的组织工作。有时，他还亲自出马组织作家发言，我就曾随他去北大校园约请吴组缃同志在《三千里江山》讨论会上发言。50年代初，自由讨论和争鸣还没有蔚然成风。讨论会上的一种观点、一种意见，有时被误认为代表会议主持者的态度。一两位同志在发言中指出了某部作品的缺点和不足，可能稍微偏激一点，有时又被说成是对整个作家和新的创作成绩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易激动的沙汀也不能不耐下心来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承受种种非议、指责的压力，并出面做协调、化解矛盾的工作，以引导讨论和批评的健康发展。凡遇比较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沙汀总是和荃麟同志商量，十分尊重荃麟的意见，这样，工作中一些难题大多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与沙汀可说是忘年交，当我还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小青年时，他已是年近半百的准老人了。然而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我们心灵的沟通。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约有两年光景，可说是朝夕相处。有两段时间，沙汀的夫人不在北京，他成了寂寞的单身汉。那时我也还没结婚。每到周末傍晚或星期日，他常常闯到我的房间门前，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喊一声“束沛德”，约我到饭馆去打牙祭。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马凯”，都是我们光顾过的地方。边吃边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兴致勃勃。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吐露：北京不是久留之地，自己也不适合做创委会的工作，还得争取早日回四川去，深入生活，从事创作。我1956年底结婚时，沙汀已和我分处两地。后来他来京开会时，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料台布作为礼物。至今这块台布还覆盖在我家冰箱上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