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李季议论起文艺界的形势和当前的创作思想动向的时候，就充分表现出他那诗人的直率、爽朗的性格。1979年底，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已同《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谈过，希望他们从来稿中注意发现表现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和先进人物的作品。他说：十年浩劫的伤痕要继续狠狠揭露，但应当注意引导作家写新时期的工人、农民、干部和新一代的青年。接着，他显然激动、不无感慨地说：既要继续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又要注意识别当前创作思想上一些不健康的苗头。不要形成谁敢说过头话，调子最高，好像就是最大胆。谁写先进人物、新鲜事物，好像就是说假话，就不受欢迎。讲到这里，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要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不要回避矛盾，不要搞浮夸。今天，当我们回顾一下近一两年创作发展的历程，就越发感到李季的一席话是有胆有识、切中时弊的。他虽不是一位理论家，但由于他能把认真读书和深入生活结合起来，因而就能正确地领会、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康庄大道上。
对于反映现实生活、描绘新时期创业者的好作品，李季满腔热情地予以肯定、扶持。四次文代会前后，曾有一些人极力贬低、否定《乔厂长上任记》这篇作品。在一次座谈会上，李季对《乔厂长上任记》作者蒋子龙说：“你的作品具有自己的鲜明风格，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你勇敢地用自己的作品来发言，这势必得到多数人的热烈支持，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文学战线上的很多同志都是尊重、支持你的劳动的。”那时，蒋子龙正因为自己一篇作品的失误，在创作道路上受到一些挫折，表现得有些气馁。李季语重心长地告诫蒋子龙：“对你来说，也是百炼成钢。”热切地期望他以一个战士的姿态，认真地、慎重地总结自己的战斗经验，使今后的战果更大一些。他还鼓励蒋子龙下功夫把《乔厂长上任记》的续篇《乔厂长后传》修改好，使这篇反映现实斗争的新作早日同读者见面。从这些事情上，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李季爱护青年作者的炽烈感情，而且清楚地看出他对表现我们时代新人形象的作品寄予多么殷切的期望。
李季一刻也没有忘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他不止一次地说，文艺队伍中有些思想认识问题，在文艺界内部解决不了，在新侨饭店里开会解决不了，对党对人民有责任感的作家，只要到生活中去看一看，有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1980年初春时节，他在参观湛江、海南、西双版纳垦区归来的作家座谈会上大声疾呼：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犯错误。人民在前进，生活在发展，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每个作家都应当有一种迫切感。作家应当经常到生活中去，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以至飞车看花等各种方式去了解“四化”建设，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
直到李季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心里装着的仍然是作家深入生活这个大题目。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生前同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是3月8日上午，在他那陈设朴素的简易办公房里，我和创作联络部另一位同志紧挨着他的写字台坐下，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组织作家参观访问、深入生活的设想。他谈到要组织一些作家到农村去看一看，了解党的三中全会后农村发生的变化。他具体举出一些年富力强的、善于描写农村题材的中年作家的名字，让我们考虑能否列入参观访问组的名单。他还特别提出，不仅搞创作的要下去，搞评论的也有必要到生活中去看看。在这个参观访问组里，一定要有一位文学评论家参加。将近11点，他看了一下手表，因为要赶回家接待老战友，这次谈话就暂告结束了。谁曾想到，这天下午，他的心脏就突然停止跳动！前些日子，当我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当时记录的李季谈话内容的12个要点重新映入眼帘的时候，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哀伤，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啊，李季！你真是为作家深入生活、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流尽了血汗，操碎了心呵！
从三边到玉门，从大庆到大港，李季在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上，拼着自己的全副力气，一直向前奔跑。今天，我们应当接过李季手里的接力棒，在向“四化”英勇进军的道路上继续迅跑，为着写出深刻反映新时代的优秀作品，不断地向新的高度登攀！
1981年1月
难忘菡子
我最初知道菡子这个名字，是建国之初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星期天稍得空闲，喜欢到福州路逛书店。我囊中羞涩，只能用有限的零花钱选购几本自己心爱而又便宜的书。我记得，当时买回的多种特价书中，就有菡子最早的一本作品集《群像》，那是1948年东北光华书店出版的。从这本集子里我读到她那篇博得好评、荣获解放区文学奖的短篇小说《纠纷》。随后，我又从上海《解放日报》上读到她写的《棕丝事件》等作品。引起我格外注意的是，1951年以冯雪峰为首的中国作家访苏代表团，灿若群星的15位代表团成员中，菡子是唯一的女性。抗美援朝，她又是奔赴前线的为数不多的女作家之一。读了她从朝鲜战场归来写下的《和平博物馆》《从上甘岭来》等情真意挚、感人至深的散文，我深切地期盼有朝一日能结识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荡过来的女作家。
没想到，时隔不久，机缘来了。1956年早春二月，菡子调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我当时是创委会秘书，她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在她麾下整整当了一年助手。这一年，菡子对我的激励、教诲，在我的人生之旅中留下了难忘的印痕。
菡子对散文情有独钟，她是富有艺术个性的散文家，也是散文小品的富于激情和识见的吹鼓手。1956年春天，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给沉寂的文艺界带来了几分暖意。散文小品这条小溪也开始欢腾、喧闹起来。《人民日报》八版差不多每天都在头条位置发一篇加上花边的千字文。各报刊所发散文小品的长短得失，成了我们创委会同事饶有兴味的热门话题。菡子也不时参加到我们的自由讨论中来。她喜不自禁地向我们推荐新发现的散文佳作，特别赞赏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万全的《搪瓷茶缸》、筱石的《入学》等短小随笔式散文。她说，这些散文好就好在它们都是记述作者蕴蓄已久、感触最深的人和事，文中表达的真情是从心灵深处流泻出来的。她强调散文的基本特色是“由小见大”。在短短的一两千字中往往蕴含着耐人咀嚼、回味的思想内涵。情景交融、诗意盎然、精巧别致、清新流畅，是她所推崇，也是她所追求的散文的极致。她的这些艺术主张、见解，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启迪我鉴赏作品时更好地把握“以情感人”的艺术特征，更细致地揣摩、品味诸多作者不同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在她的点拨下，当年我写过一篇题为《打开了生活的窗子》的短文，评介何为的散文《两姊妹》《第二次考试》。稍晚一些时候，还写了一篇较长的题为《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的评论文章。从我这些稚拙的文字所赞扬的“沁人心脾的诗意和美感”、“富有情趣的构思和想象”之中，不难找寻到菡子那些艺术识见的蛛丝马迹。这里，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到：5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编选年度创作选集，最初是把散文、特写合为一卷的。进入1956年，由于散文小品创作的活跃、兴旺，在菡子的鼓吹、推动下，决定把散文小品与特写分开，各自成为一卷。如今翻开这本素雅的浅绿色封面，由著名编辑家、翻译家林淡秋（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终审并作序的《1956散文小品选》，面对那些久违了的，而又十分熟悉的作品篇目和作者名字，不禁回想起当年在菡子主持下披沙拣金、精心编选的情景。这个至今仍不失为上品的散文选本，浸透着菡子多少深情和心血啊！
菡子本是个一身戎装的“三八式”女兵，坎坷的经历，困难的磨炼，战斗的洗礼，铸就了她顽强、坚毅的品格和气质。然而，童年的不幸，江南的山水，文学的熏陶，又赋予她心地善良、感情细致、极富同情心的女性特征。1955冬去春来，初次接触菡子时，我正处于受组织审查，静候处理的困难境地。那时还没有做出我“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的结论。我背着思想包袱，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带着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情绪应付着日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菡子没有疏远我，歧视我，而是以一种又是师长又是老大姐的亲切态度接近我、关心我、鼓励我。她一再诚恳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因为碰了钉子、栽了跟头而消沉下去，你还年轻，要朝前看，振作起来，积极投身到工作中去。”“吃一堑，长一智，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坚强一些。”她在同我的倾心长谈中，动情地讲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英雄母亲留芭夫·柯斯莫提绵斯卡亚所写《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把一切献给党》中的“保尔”式英雄吴运铎，用她由衷崇敬的这些英雄形象来激励、鞭策我，希望我自觉地接受严峻的考验，从困难和挫折中勇敢地闯过去。
在创委会的日常工作中，菡子仍然把我当作业务骨干使用，一次又一次地给我压担子：让我参与组织100多位作家采访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协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组织一批作家到全国各地旅行访问，创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写；她还让我负责一两种年度创作选集的初选工作；并提名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按作协当时的环境、氛围和我那种特殊的处境，菡子对我这样安排、使用，自然难免招致一些非议。第二年反右整风时，就有人批评菡子让我充当“独当一面的角色”，是“重才轻德”、“右倾”。好心的菡子，为了扶我重新站起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从1955年5月到1956年9月，历时一年多，对我的审查总算有了结论：不是胡风集团在作协的“坐探”，“所犯泄密错误属于严重的自由主义”。我虽在审查结论上签了字，但对将要接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内心不免感到沮丧、痛苦，总希望能适当减轻处分，使我仍然可以履行一个正式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这时，菡子洞察我的心态，也考虑到我对错误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平时工作又积极努力，建议我向组织写个报告，请求适当减轻处分。她仔细看了我写好的“报告”，并动笔做了多处修改。如今我手边还保存着这份用作协信笺写的，颜色已经发黄的“报告”底稿，从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菡子用钢笔修改的秀丽洒脱的字迹。她不仅给我加了“在沉痛中，也感到与党接近的轻松和愉快”这样表达心情、富于感情色彩的话；而且还增写了一句：“现在离揭发我错误的时间已将近一年零四个月，离我比较彻底地承认错误的时间也已有一年多。”以更充分地申述请求从轻处理的理由。一个上级如此设身处地、无微不至地为部下分忧操心，是多么珍贵的同志情谊啊！尽管我那最终被减轻为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随着胡风集团一案的平反，已在80年代初正式撤销了。但当年菡子帮我改“报告”的良苦用心，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磨灭。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这么一位古道热肠、善解人意的领导同志，也是够幸运的了。
菡子帮我闯过了反胡风、肃反这一关后，我那被“运动”延搁了许久的终身大事提到日程上来。当菡子了解到，我和我的女友相识已达十载，确定恋爱关系也已有四年之久。我们的婚姻通过漫长的恋爱季节，又经受了斗争风雨的洗礼，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菡子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热情支持我们尽快地办喜事。寒冬时节，我们简朴的婚礼在朝阳门外芳草地作协宿舍里举行了。由于我还背着刚受处分的包袱，我和我爱人达成了婚事“低调、低规格”办理的共识。除了我俩所在部门的同事外，连我们中学、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也都没有邀约。新房是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简易平房，没有玻璃窗，只有一层可卷上卷下用以挡风的窗户纸。所有的家具都是从机关借用的，没有添置多少新的生活用品，只买了一台红星牌的收音机。那天，薄暮时分，陆陆续续来了40多位宾客。菡子也冒着寒风来了。一间房挤不下，住隔壁的王景山兄又打开通向他家那套间的门。菡子带来一件古朴典雅的、白底黑花的陶瓷花瓶，上面贴着她亲手剪的大红的双喜字，表达她对我们的深情祝福。在一块粉红色的，印有喜鹊登枝、龙凤呈祥图案的签名绸上，菡子饱蘸酣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束鲜花，一杯清茶，几把喜糖，欢声笑语，热热闹闹，两间小房里顿时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那情景，那场面，使原本强颜欢笑的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
42年过去了，菡子那亲切的“祝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偕老”的江南口音，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
1998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