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的领导艺术
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他是一个热情澎湃的诗人，也是一个历经惊涛骇浪、雨雪风霜的革命老战士。他是一个学养丰厚的文艺评论家，又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的实干家。在他身上兼有诗人与战士、理论家与实干家的品格。
我第一次见到光年是在1953年春天。那时全国文协组织部分在京作家、批评家、文艺领导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开好第二次文代大会的思想准备。尽管是50年前的事了，但至今我还清晰记得，讨论“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这一专题时，光年是中心发言人之一。他尖锐批评了剧本创作中存在的不敢正视生活、不敢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无冲突论”。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富有激情和锋芒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光年调来中国作协担任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那时我在创委会研究室工作，偶尔也给《文艺报》写点评论文章。每当编辑部找我谈稿子修改一类的事，大多是同该报文学评论组组长敏泽和副主编侯金镜打交道，还无缘当面聆听光年的教诲。十年浩劫之后，雨过天晴，中国作协恢复工作，光年挑起党组书记的重担。80年代初那几年，在以光年为班长的班子里，我做拾遗补缺的工作。这时才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光年，不时倾听他侃侃而言或娓娓而谈，领略他质朴的风格、坚毅的品质。
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要求把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推上领导岗位。那时，中国作协的领导班子——党组的成员都是二三十年代的老同志、老作家，多半是来自延安、“三八式”的。当时担任作协党组书记的光年，年近古稀，作为即将退役的一个文艺老战士，把选拔接班人、搞好班子的新旧交替，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党组物色、选拔接班人中，我和唐达成、谢永旺有幸被选上了。当时我们的年龄在50上下，也不算太年轻了。但从作协党组来说，我们算是第一批进入班子的“年轻人”。我记得，在我走上党组这个岗位之前，光年曾约我谈过一次话。他情真意切地说：“新陈代谢是必然趋势，年轻的同志要更多地挑起担子。”“作协党组应成为文学战线的神经中枢，责任重大，现在远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要做好党组的工作，必须吃透两头，既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要很好地倾听、反映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愿望、声音。既要高瞻远瞩，又要从实际出发。”“作为一个党组成员，眼睛不能光看到作协的小天地，要注视全国文学战线，意识到自己对文学事业的兴衰成败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光年同志这一席话，顿时使我加强了使命感、责任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将要挑起的那副担子的分量。“无论如何不能辜负党的期望”，是当时萦绕于怀的唯一心愿。
从1982年至1984年，光年在任那几年，他是班长，我是班子里的一员。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谈心，交换意见，交流思想。我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深切地感受到他那诗人兼战士的气质和品格。他为改革开放的每一步进展、每一个成果和文学领域中出现的一切新事物、新景象而喜形于色，拍手称赞；又为社会前进、文艺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障碍、挫折、失败而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从风雨中走过来的光年，对害人害己的“左祸”深恶痛绝，对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安定团结局面倍加珍惜。我细心地注意到，他考虑改进、加强作协工作的每一个方案、每一个举措，都是从维护大局、保护文艺创作的有生力量出发的。每当我在复杂的斗争中感到困惑的时候，光年总是提醒我：要顾全大局，把握中央的精神，了解人心的向背。这振聋发聩的声音一直萦绕于我的耳际。
我们几个中年人进领导班子后，光年就不断地往我们肩上压担子，放手让我们干。光年满怀深情和期望地对我们说：“谁让你们比我们年轻些！既然年轻些，锐敏些，就多辛劳些吧！”开头，让我从葛洛手中接过接力棒，挑起了创联部主任的担子。稍后又让我列席常务书记办公会，协助常务书记冯牧抓书记处日常工作的运转。筹备作协“四大”，让我担负组织设计等任务。大会召开前夜，光年又提议让我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并向理事会汇报代表大会筹备经过，在大会上做关于修改《作协章程》的说明。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出头露面的机会，让文学界更多朋友了解我、熟悉我。光年扶我上马，可说是煞费苦心了。
80年代初，改革的热潮席卷中国大地。当时中国作协也面临体制、机构改革的任务。光年是一个矢志改革、锐意革新的实干家，他的思想跟随时代大潮、改革激流一同前进。1982年冬，在调整后的新党组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上，他满怀激情地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要把推进改革、开创作协工作新局面的热火点燃起来。”他经过深思熟虑，勾画出一幅作协改革的蓝图。他强调：作协的改革，一定要记住作协的性质。它不是政府的一个部，也不是中宣部下属的一个局，要使它真正成为党领导的作家自愿结合的一个群众团体。作协一切改革都要紧紧围绕作协的主要任务（发展文学创作、组织文学队伍、关心会员生活福利）来进行。要乐于做作家的服务员。如果作协不给作家办事，脱离作家大众，作家不上门了，或上门受到冷遇，作协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又不上作家的门，时间长了，模糊了作协的性质，就有可能变成官气十足的衙门，作协也就名存实亡了。在光年看来，能否调动作家、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是作协改革成败的关键。像工人、农民要有生产积极性一样，也要让作家有创作的积极性，让他们如陈毅所说的“放开笔来写”。正是为了解放文学生产力，作协就要有较大幅度的改革。
光年胸有成竹地提出，作协的改革，首先是领导班子的改革。他针对作协主席团成员大多年事已高，又分散在各地、各单位，很难开成符合法定人数的会这么一种实际状况，主张将主席团百分之八十的权力下放到书记处，使书记处成为有权威的、实质性的、担负作协日常业务、行政工作的机构。从作协“四大”后开始，书记处真正成为一个有职有权、运转自如的工作实体，这是与光年当年矢志改革、果断决策分不开的。
建立创作研究室、创办《小说选刊》、《文艺报》由刊改报、刊物主编实行聘任制、成立中华文学基金会、完善文学评奖制度，这些算不上“新思路、大手笔”，但影响也不小的改革举措，都是光年在任时起步的。改革是一场除旧布新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有矛盾、斗争，会遇到困难、挫折以至失败。对此光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往往表现得很乐观、自信，迎着困难上。他非常注意倾听来自群众的声音，善于从中吸取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对看准了的事，该拍板的就拍板，一锤定音，一抓到底。他还让年轻人站到改革前沿，让我们新进领导班子的几个中年人组成机关整改小组，给我们压担子、撑腰，支持我们去处理、解决那些老、大、难的问题。
我长期做文学组织工作，在我担任创联部主任的前夜，光年同我有过一次从容而深入的谈话。他明确地提出：创作研究室应当成为党组的主要助手，而创联部则应当成为书记处的主要助手，要在协助书记处抓文学创作、组织创作业务活动、发展和提高文学队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说，这个机构不能陷于琐屑事务之中，要赋以日益鲜明、丰富的业务色彩，承担起繁重的业务性的组织工作。要把创联部工作人员培养成熟悉文学业务、熟悉文学队伍的组织工作者。正是按照光年的这些构想，我很快草拟出一份《关于创作联络部的任务和职责范围的意见》，后来又加以修改补充，制定出《创作联络部工作条例》。我在创联部任上那八九年，一直是按照这个《条例》的精神来开展工作的，一心想使创联部在履行组织、联络、服务职能上有所作为。我深知由于自己的水平、能力，工作没有做好，与光年和广大会员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可万万没有想到，在80年代末我从创联部卸任之际，竟传来这样的指责：创联部凌驾于各部门之上，谁给创联部这么大的权力？今后不能按束沛德的模式搞创联部。锋芒所向，一清二楚，我只好一笑置之。
光年十分重视文学队伍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建设，他在会上和同我谈心时都曾谈到，作为党组成员，一定要有这样的觉悟，党组是党中央派来的，要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保证实现中央对文学工作的领导。这样，才会得到中央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又多次提醒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要同文学界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不唯上，不唯书，尊重客观实际，不断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光年说，他是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习惯于遇事从政治上考虑的人。在他的点拨和影响下，经历了反“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斗争，对如何吃透、把握中央的意图、精神，自己也多少有了一点长进。
领导班子的改革，加强班子的建设，不仅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还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文化素养。在这方面，光年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前辈，以他的切身体会，对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寄予殷切的期望。他对领导班子成员的要求，归纳起来是“四多”，即多读作品，多动笔杆，多交文友，多下基层。
多读作品 90年代中期，光年在一次谈话中说起：中国的20世纪，比起俄国的19世纪来，社会的动荡、变革更加广泛、深刻。可我们至今还没出来大作品，除了外部原因外，作家的文化素养不如当年俄国作家，也是一个原因。他还谈到，一些文学新人是从生活中搏斗出来的，头一两篇作品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后来再写的作品，就显出思想贫乏、生活淡薄、艺术功底不足了。这说明他们作为一个作家，政治思想上的准备、理论、美学、知识、艺术修养上的准备都不足。作家要提高文化素养，做领导工作的也要熟悉业务、提高文化素养。他颇为感慨地说道：我们惨痛的教训是外行领导内行，空谈政治。历来搞粗暴、简单化，搞“左”的人，往往都是没有多少文化，没有读过多少书的。
经常调查研究文学创作、评论的现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本功。无论多么忙，担负文学领导工作的，都要挤出时间读作品。不看作品，就没有发言权。他要求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读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争议的作品，要读作协的刊物，读作协评奖的获奖作品。班子里做外事工作、行政工作的也要读作品，只有通过读作品弄清当前的文学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班子里的一班人才能在工作中更好地相互理解、配合和支持。
在多读作品上，光年是见缝插针、身体力行的。1983到1984年，为了起草作协“四大”的报告，他认真读了《绿化树》《烟壶》《沉重的翅膀》《故土》《人生》《洗礼》《黄河东流去》《棋王》《黑骏马》等一大批作品。从一线退下来之后，他仍然坚持读作品。每次我去看望他时，总会在沙发或茶几上见到他正打开阅读的新书。《白鹿原》《废都》《走向混沌》《地球的红飘带》《无梦谷》《集体回忆》《情爱画廊》《花季·雨季》等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他都一一读了，并且在日记上写下读后印象，还给一些作者写了信，谈作品的成败得失。有时，他会兴致勃勃地同我谈起读某部作品的感受，让我和他一起分享阅读的愉悦。
多动笔杆 作协“四大”之后，光年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光荣地退役了。在新旧班子交接前后，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作家的笔是不能放下的，我们是运用笔来战斗的，而且是靠这支笔来帮助党联系千千万万群众和作家。要有一种奋进精神，做一个战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当我被日常事务所缠，埋怨没有心情坐下来写文章时，他很严肃地对我说：“长期不写文章不行。笔懒是思想懒惰的表现，不写要挨批评。”“无论工作多么忙，都要坚持读作品、写文章。否则，会员不会承认、接近你这个文化官员。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重新拿起笔，多少写点东西，才算是一个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