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境”贵乎直率陈真。在柳萌先生的大量散文作品中，这个创作特点最是闪耀夺目，可谓俯拾皆是。除前引层出不穷之例以外，再品一则：“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入新居以后，总算有了个客厅，这样，朋友们赠我的字画，也有了个挂处。起初像小孩子得新衣，一件一件试着穿，我喜欢的这些字画，也是一件一件换着挂。开始选画的时候，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例如哪幅画装裱得好，哪幅画的颜色相宜，等等，这倒也给了我些许乐趣。但是重复几次就觉得没意思了，后来就从内容上挑选，哪幅字画中的意思，更贴近自己的想法就选哪幅挂在显眼处。”（见《得大自在》）我们从这一段“挂画”文字中，只可以读出“直率陈真”，无它。
当然，“实境”之文，毕竟还要有“境界”在。所谓境界，确如静安先生所言：“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但散文毕竟不是诗词，“自有名句”当存不论；在柳萌先生的大量散文作品中，“有境界”而“自成高格”者，仅以文题试观之，还是令人赏心悦目几至目不暇接的：“挂在心幕上的电影”“薄纸寄忧欢”“秋色正浓茅荆坝”“歌声起落的岁月”“路至远方有佳境”“捉摸不定的夏天”“远远近近王府井”……
这其中，又属《雪的往事》《雨的记忆》《风的怀念》以及《幼年生活拾趣》等佳作令人读之而神往，例如《拾趣》中“风筝”一章，开头是这样的：“朗日晴空，微风托起片片风筝，在孩子的眼里，这便是春天了。别的什么，譬如河解冻，譬如树发芽，都算不上春天。我的童年也是一片风筝。”……
何须多引？柳萌先生那童年的风筝“拾趣”悠缈而意旨高远，他就是那一片永远的风筝！
岁月悠悠，风筝飘飘。在一年四季中，柳萌先生独爱春天。他在《春天多美好》一文中曾有这样的“直率陈真”之语：“是的，春天实在是太美好了。……在这美好的春天里，祝愿大家，都有春天般的好心情，像春风那样愉快地忙碌，像春雨那样辛勤地劳作，让我们的祖国永远青春常在。”
是为“岁月总是‘柳萌’”。
2012年1月11日
原载2012年2月1日《文艺报》
柳萌：为文为人，“大哥”风范
杨学武
已八十高龄的柳萌先生，应是我的父辈，在此称他为“大哥”，岂不是“大不敬”么？其实我平日与他交往，都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萌老”或“柳老师”的。我之所以不揣冒昧把他老人家“降格”，不仅是因为他在我面前从不“倚老卖老”——给我发短信或邮件都称我为“小弟”，而且是因为他在我内心原本就是一个宽宏大度、豪放仗义、古道热肠的“大哥”形象。
据我所知，柳萌在京城文学界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长期供职于中国作协的他，虽没担任过主席、书记之类的高官要职，也不是写过巨著和得过大奖的著名作家，但其声望似乎并不亚于这两类人物中的某些人。有人曾戏说道：“在中国作协，你可能不知道某届书记是谁（因书记换人频繁），但一定知道谁是柳萌。”他在中国作协三十余年，一直干编辑和出版工作，担任过《新观察》杂文组长，《中国作家》副编审，作家出版社编审、编辑部主任、副社长，《散文世界》编委，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小说选刊》社长。有人认为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可他“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正如他在《文坛亲历记》所写：“作为以编辑、出版为职业的人，能够跟几家刊物结下缘分，这无疑是人生的幸运。因此，在报刊发表文章时，编辑要介绍作者，问如何写我的称谓，我总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写‘老编辑’吧，我就感到欣慰了。真的，一生如此，足矣。”
我最初知道柳萌的大名，是他在《新观察》主持杂文编辑时，我的杂文写作入门老师、《湖北日报》资深杂文编辑张宿宗先生特别介绍的。那时胡耀邦主政比较开明，对知识分子实行“三宽”（宽容、宽松、宽厚）政策，文学界迎来久违的“早春天气”，“春风吹又生”的杂文出现了一阵子繁荣景象。《新观察》可谓中国报刊史上的“特刊”——她“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成为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新观察》的前身是《观察》，由储安平于1946年创刊；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4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复刊，不久改名《新观察》；1960年停刊；1980年复刊；1989年停刊至今）。著名女记者、作家戈扬早在《观察》改名为《新观察》时担任过主编，1980年“梅开二度”的她，怎么也没料到这次成为最后一任主编，她堪称“女汉子”，秉承《观察》创始人储安平的遗风，将政论和杂文作为《新观察》的思想旗帜和主打品牌。柳萌受戈扬之命主持杂文编辑，通过上门约稿和文友聚餐等方式，紧密联系了一大批在“反右”、“文革”中因写杂文而受到残酷迫害的著名老杂文家，譬如廖沫沙、王若望、于浩成、曾彦修、邵燕祥、冯英子、何满子、林放、蓝翎、舒展、牧惠、谢云、老烈、章明等，组成《新观察》杂文作者的强大阵容，其实力和声势似乎不亚于当年储安平组合的《观察》主笔班底。《新观察》的政论和杂文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舆论风向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可惜如邓丽君所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在那场所谓“政治风波”后，《新观察》遭遇关停，杂文被批判为“石头”，一批著名老杂文家再次交上“华盖运”……二十多年后，我与柳萌偶尔谈及当年的《新观察》，他表面上虽然比较淡定，没有慷慨激昂地“忆往事峥嵘岁月稠”，但我依稀感觉他内心里充满着“依依惜别”之情，从他的神情和口吻中，不难理解到这段经历是他几十年编辑生涯中最值得记忆和最值得书写的一页。
柳萌正因在《新观察》主持杂文编辑的这段“不平凡”经历，从而与杂文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使他成为我国第一个杂文学会——北京市杂文学会的筹划者和见证人（详见他写的回忆文章《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载《文坛亲历记》，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其实，在著名老杂文家胡昭衡（笔名李欣）等人酝酿成立北京市杂文学会之前，第四届全国作代会召开期间，曾彦修、邵燕祥、蓝翎、牧惠等人就联络柳萌，请他以在中国作协的工作便利和人脉关系，出面组织与会的杂文家向大会发起倡议，要求文学界给杂文一席之地——搞个全国性的杂文组织，附属在中国作协之下。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动议虽无果而终，但柳萌作为全国杂文组织的发起人和联络员，其角色定位在杂文史上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
然而颇有意味的是，身为北京市杂文学会筹划者之一的柳萌，在该学会成立的“领导班子”——从会长、副会长到秘书长、副秘书长中，却不见其名。何故？我原来猜想是否因他当时级别不够（《新观察》杂文组长相当于处级，而该学会会长、副会长大都是部级和副部级）？杂文学会也不能免俗，其组织架构也极具官本位特色。后来当我向他求证此事时，他说其实并非级别问题，而是因为杂文理念有别，那时有人提出什么“杂文新基调”，意思是杂文要以正面歌颂为主，而他当时在《新观察》主持编发的杂文，与“新基调”根本不合拍，大都是批判火力较猛的“鲁文”（鲁迅式的文章）。从鲁迅开辟当代杂文以来，杂文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批判性，而主张杂文以正面歌颂为主的“新基调”，岂不是与鲁迅唱反调吗？于是，与“新基调”不合拍的柳萌，被排斥在北京市杂文学会的“领导班子”之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柳萌到底是在《新观察》里同真正的杂文和杂文家打过多年交道，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混同于”一个真正的杂文家——具有嫉恶如仇、仗义执言的性情和品格。他对自己没有进入北京市杂文学会的“领导班子”，并未有什么不满和怨言，但他对该学会长期将一大批著名老杂文家排除在外，感到很是痛心和不满，在《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不过我也必须坦率地指出，成立杂文学会目的是团结作家，共同繁荣北京乃至全国杂文写作，谁知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性情各异，加之个别人的私心和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地区的杂文作者从此分裂。像严秀、邵燕祥、蓝翎、牧惠、舒展等，一大批比较有影响的杂文大家，很少跟杂文学会有什么来往。这不能不说是杂文学会的遗憾。”近年北京市杂文学会改选，新任会长段柄仁力主广泛团结新老杂文家，主动与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老杂文家聚餐联络感情；常务副会长朱铁志还特意主持召开有邵燕祥、柳萌、王春瑜、王得后、王学泰、陈四益等人参加的老杂文家座谈会……当我几次邀请柳萌参与这些活动时，他克服疾病所造成的行动不便而欣然前往，使我对这位顾大局、识大体的“老大哥”更加油然起敬。
我与柳萌可谓“相见恨晚”，直到我来北京多年后，才在好友、原《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的引荐下与他结识。怀谦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不少文学名家，可他知道我没有“攀龙附凤”的喜好，因此相交多年从未把我引见给哪位名人大家。而在一次只有我与他喝茶聊天时，他郑重其事地说“一定要”我“结识一个人”——就是柳萌，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值得认识和结交的人”。与莫言同乡的怀谦，具有山东好汉憨厚朴实的性格，在介绍柳萌时，并未有什么溢美之辞，只是画龙点睛般地说他“可爱、可敬、可信”。我久仰柳萌的大名，也曾在朱铁志邀约的一次文友聚会时与其相遇，只是因那天人多而未单独交谈，当怀谦如此诚心实意地向我介绍他时，不禁引起我急于拜见他的愿望。“讷于言，敏于行”的怀谦，不久就约我与柳萌见面了，记得那次是在中国作协在京郊的一个创作基地，儒雅而又潇洒的柳萌，见面时一句“你是怀谦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一下就拉近了我们的感情距离。后来又与怀谦应柳萌之约去天津七里海，他是天津宁河县人，这里是他的“根据地”，我们在风景如画的芦苇荡里漫游漫谈，真是不亦乐乎。柳萌很健谈，讲述了一些文坛上鲜为人知的轶事，我刚好在近年来将读书写作的兴趣转向文史随笔，他的讲述使我受益匪浅。后来当他得知我专注研读胡风时，还特地邀约他的好友、著名文学评论家阎钢和周明与我同聚，并四处托人帮我打听到胡风女儿张晓风的地址和电话，使我在与老一辈文学名家的交往中，获得了从书本里得不到的宝贵材料和精神财富，从而加强了我在胡风研读和写作上的广度和深度。
柳萌不仅“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辑出版了许多好文好书，自己也勤于写作，出版文集二十余种。我喜欢柳萌的散文，其文风既不故作高深，也不忸怩作态，文字朴实无华，叙述行云流水，感情丰富多彩，读着就如同他平常谈话一样亲切自然。他真的是文如其人，为文为人都是有情有义。我与他结交的“红娘”怀谦不幸患抑郁症永远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使我们悲痛至极，柳萌拖着病体出席怀谦的追悼会，一双泪眼哭得通红，令现场的文友们无不为之感动。他在怀念怀谦的文章中，对自己没能帮助怀谦走出困境而表示遗憾和痛心，这引起我心灵的强烈震撼和共鸣，不禁想起怀谦离世的前几天，朱铁志约我等几个文友与怀谦夫妇聚会，本是为了安慰遭受抑郁症折磨的怀谦，可我当时正在广州，失去了与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后来听他夫人说：他们那天赴会的路上还谈到“今天可见到学武，他还没兑现请我们去唱歌的许诺哩”，那天聚会的文友中，只有我此前与怀谦夫人见过面，可见她对我赴会是充满期待的……我至今为此非常内疚，感到对不起怀谦，以至于在怀谦离世几年了，我没有勇气写一篇怀念他的文字。
我与柳萌结识的时间虽不很长，但他无论为文还是为人对我产生的“正能量”，却是难以计量的。去年晚些时候，他遭遇以前在《小说选刊》的一位同事撰文不顾事实和不顾情面地攻击谩骂，我在他之前看到这篇文章，因当时恰好遇到有人写匿名信谩骂一个我比较熟悉和尊敬的历史学家和杂文家，便由此及彼地对这类人很反感，与他谈论此事时未免愤愤不平，恨不得替他写篇“檄文”狠狠地反击一下这类文坛小人。然而挨骂的柳萌似乎不那么生气，更未动怒，也未“以眼还眼”，只是平心静气地将在《小说选刊》的经历如实写成文字，以通信的方式发给几个知己文友，在文中引用了苏轼在《留侯论》中的两句话：“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承蒙柳萌的信任，我也有幸拜读了他的这些通信，不禁感慨系之：“不惊”“不怒”，宽宏大量，不正是“大哥”的品格和风范么？！
原载2014年11月18日《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