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名校
总有好长的时间闹不懂，我家乡宁河的普通人，怎么那么喜欢读书，家境再拮据也得挤钱，设法让孩子上几年学。记得在我小时候，尊称老师为“先生”，当教师比别的职业，在我家乡更显得尊贵。长大以后自己读书了，从小学升入初中，就读于河北省立宁河中学，就是现在的芦台第一中学，这才开始多少有点明白，跟家乡的这所著名学府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这所学校如同家乡的蓟运河，生生不息地日夜流淌着，浸润着冀东平原辽阔的土地，滋养了乡亲们强烈的求知欲望。
芦台第一中学创办于1913年。作为年近八旬的老学生，去年我有幸参加百年校庆，令我兴奋的不光是新校舍，更是这所名校的办学理念——“平民教育”“读书救国”，依然被乡亲们眷恋不忘。为此，我特意到老校长杜心田先生塑像前，恭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向以他老人家为代表的乡贤，表示后生学子的怀念和敬意。
杜书田先生是晚清秀才，后入北洋政法学堂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长。他认为做官应该两袖清风，但当时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他不愿意陷身于罪恶的泥沼中，因此未去就职便毅然返乡，出任宁河中学（芦台一中前身）第二任校长，是这所名校执教最长的校长，在治校育人方面的建树卓著。他在芦台一中治校三十多年，一直坚持“平民教育”的理念，为冀东一带百姓培养了众多人才，是一位享誉民间的教育家。
我在考入天津市立中学（天津市一中前身）前，曾在河北省立宁河中学就读过半年，当时校长正是杜书田先生。别看在这所学校读书时间短，却为我的品德、学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才得以顺利考入天津市中。当时天津只有三四所官立中学，比之南开、耀华私立中学难考，它只认考试的分数而不认钱。正如医学家常说的那样，婴儿出生后吸吮的第一口奶水，决定孩子长大后的体质如何。我想读书立身也是如此。家乡名校给了我健康的哺育，她的恩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尽管那时的中国农村还很落后贫穷，但是我家乡的先贤们，却集资建成这所正规学校。普通人家饔飨不继，开明的家长砸锅卖铁，都要把孩子送去读书。读书成了家乡人的追求。因为他们知道，若想改变命运，就要有些文化，哪怕做个小生意，都得记个账吧！这所学校的建立，孕育了知识种子，培养出无数人才。这百年老校是我家乡的骄傲。
我在这所学校读书时，整齐排列的平房校舍，坐落在美丽蓟运河畔，朴素、美观、大方、幽静。学校有大礼堂，有图书馆，有实验室，校园里花木扶疏，教室里书声琅琅，如同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这在一百年前的北方农村实属罕见。学校建成引来众多冀东一带平民子弟就读。
知道了这所学校，就依稀地明白了，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文化底蕴多么深厚。学校培育的是学生，营造的是求知氛围。这几年有机会回故乡，见乡亲们求知欲望依旧，对读书人尊敬依旧，对诗书画热爱依旧，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骄傲。在故乡的朋友中，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公务员，每次带朋友去游七里海，他们都会热情地接待。有的作家朋友不理解地问，在崇尚财富的今天，你家乡人对于“穷秀才”，怎么还这么看重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家乡崇敬读书人，你读书写书跟书打交道，他们就愿意亲近你。”
芦台一中百年校庆，有个校史展览馆，给我印象最深的内容，并非是像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官员、企业家、名人校友放在显要位置，而是把那些捐款兴学的人，用大篇幅大照片介绍，让乡亲和学子们不忘前辈恩泽。而且不问他们出身如何，都给予了积极肯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令人感动，面对照片我不禁为乡亲们鞠上一躬。
一个人能活到百年难，一所学校经历百年更难，一个地方能保持百年学风难上加难。我的故乡宁河非常幸运，尽管遭遇过“读书无用”年代，因为有芦台一中这所百年名校，她播撒的读书种子深埋乡亲心田，永远都会开出读书的不败花朵。祝福家乡宁河，祝福家乡名校。
2014年2月18日
王府井那座小楼
北京王府井大街64号，一座普通的灰砖小楼，早年是中国文联办公地，现在归中华书局所有。那时的北京高楼大厦没这么多，这座楼被称为“文联大楼”，可见它当年有多么风光。现在北京的高楼鳞次栉比，王府井漂亮的建筑更多，相比起来它显得过于寒酸，模样不过是个“火柴盒”。
可是，作为中国文联办公地时，它的内涵与优雅，它的显赫与多姿，今天的任何一栋楼宇，恐怕都无法与之相比。文艺界许多重要人物，都曾经在这里出出进进，文艺界许多重大事件，都曾经在这里抑抑扬扬，这座不起眼的普通楼房，承载着一个时代文艺的兴衰。“文革”时期文联解散，这栋楼换了主家儿，它的这段楼史变革，越来越鲜为人知了。
每次从这里经过，我常常想起往事。这其中最令我怀念的，是这栋楼里的“文艺茶座”。茶座设在这栋楼地下室，设施和茶食都极为简单，跟当时几家商业茶食店，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可比性。那么，它为什么还这样吸引文艺界名流呢？我想主要还是它的温馨适意氛围，更符合文化人的性情和工作性质。大家都是文艺圈里人，喝喝茶聊聊天，切磋切磋技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比之商业茶座随便得如同在家里。
我当时是文学编辑，有几位文艺界朋友，他们邀请我来过几次，感觉非常舒适、放松。我第一次亲见老舍、曹禺、田汉，以及其他演艺界大师，就是在“文艺茶座”邂逅的。后来政治上遭难离开北京，无机会再享受这种生活，回忆起来依然有种愉悦感。以至于改革开放后回到北京，这种场所去过无数家无数次，感觉依然没有“文艺茶座”惬意。
让我万万不曾想到的是，在大造文化反的“文革”，从文艺界造反小报上看到，这个文化人聚会之地，被说成“裴多菲俱乐部”，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过去在这栋楼的礼堂里，经常有些内部观摩演出，“文革”中被说成“群魔乱舞”，更是令我啼笑皆非一头雾水。听说常来这里聚会的人，运动中都吃了不少苦头，我不禁庆幸自己远走他乡，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劳动，因聚会获罪的事情再未找上我。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政治相对过去有所开放，发现有些文艺界前辈，对于聚会依然心有余悸。闲谈中总是说：“面对文学，背靠文坛。自己写自己的东西，免得再招惹是非。”连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活动，有的人都不肯来参加，说是这些年“卖单儿”惯了，清静还是比热闹要好。参加活动的老作家也有说辞：“我都这把年纪了，老朋友见一次少一次，还有什么好顾虑的？总不至于再整人吧。”于是，就让儿孙搀扶着来参加。
我认识好几位老作家，至死很少参加文人聚会，只是少数朋友邀请才出来。有次《中国老年》杂志搞笔会，他们委托我请艾青、秦兆阳、袁鹰等老作家，艾青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请就去呗，反正你不会害我。”你还别说，有好几位老作家，忍着寂寞厮守家中，几十年潜心地埋头创作，反而成就了自己好人品。两次趁去天津开会机会，陪同韦君宜、陈荒煤前辈，去看望另一位前辈孙犁，孙犁就表示不愿意亲近文坛。这位生前寂寞的老作家，谢世后他的人品和作品，都被同行和读者啧啧称赞。
可是，年轻作家却不信邪，生存的大环境宽松了，经济条件比过去强了，聚会就成了生活一部分，这时的文坛跟社会上一样，特别讲谁跟谁是哥们儿。只是圈子没有那么大，几个人最多十几个人，写作写累了想放松一下，找个餐厅茶馆坐坐聊聊，吃喝点可口的食品，谁做东买单无所谓，大家开心比金钱重要。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