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在荒原上垦出一大片土地，因为它藏在丛林里，所以只有我们这些垦荒人才知道我们的宝贝土地藏在什么地方。
新垦地不施肥就可以种上两茬好花生。这些花生是我们学校自己的财富。
那些垦荒的日子快活极了。我们走出校园，走进荒地，兴奋得很。大家扛着锄头和铁锹，就像去一个陌生的国度里进行征讨一样。那时候可真有气势。
同学当中有专门负责宣传鼓动的人。他们把高音喇叭绑到树梢上，在树隙里支起扩音器。有人在劳动间隙采写稿子，及时表扬在垦荒中表现突出的人。
她是脱产记者，到各个垦荒点采访，同时又兼做广播员。她来得最勤的当然是我们这个垦荒点。她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手拿一个笔记本，看着我干活，不时地写上几笔。有时候她还问几句。我回答得很认真。
我要刨掉一棵小槐树。槐树根很韧。我找准了几个关键的筋脉，几锄头下去，槐树就给除掉了。她把这一切都飞快记在小本子上。
我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瞥了一眼，见她的小本子上画了一个漂亮小伙子。我装作没看见，又去干活了。她走了。
一会儿，扩音器里就响起她的声音。那是多么甜美的声音。她把我很好地描绘了一下：
“在那智慧的额头下，有一双坚定的眼睛……”
我觉得，我的目光一生都会坚定呢。
第一次种上的花生长得非常好。它不用我们浇水，也不用我们施肥。平原上旷无一人，花生棵很少丢失。总之这是一片非常省心的庄稼。我们在远远的校园里学习，它们就躲在这片丛林深处生长。我们只要等到秋天收获就是了。
最有意思的还是收获的季节。我们拔掉花生，摊在沙土上让太阳烤干；烤干之后，摘下花生果再拉到学校。整个晒花生的日子里都不敢大意。学校领导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夜间住到海滩上看护花生。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节日。由于夜间我们有这个工作，白天就可以不上课。那时候整个大海滩任人驰骋。
我和一个叫老安的同学，还有另外几个人，分成一个执勤小组。老安做了一支手枪，像真枪一样沉，要两只手才端得起。木头把上的粗大枪管据说是从一台小手炮上拆下来的，所以显得特别笨重。我敢说这支枪是最厉害的。老安把枪挂在屁股右侧，枪套是用老羊皮缝起来的，羊毛朝里。这样他的枪拔来拔去，就给磨得发亮。老安有枪，自然就成了我们几个人的头儿。
我们在花生地中央搭了一个高高的草铺，要抓着木梯才能爬到草铺上。我们把老安的手枪放在草铺角落，一旦发生情况，拾起枪就可以扣响扳机。那是一种焦虑、神奇和愉快的等待。我们都知道如果真的来了盗贼也不会朝他开枪，而顶多向天空打。我们也不知道在期待什么。有一次老安说：
“我们去打猎吧。”
我知道他急于让自己的武器派上用场。我们跟着他到树林里去，把真正的任务抛到了一边。
夜晚的林子磕磕绊绊，稍不小心就会跌倒，手脚和脸就会被荆棘刺破。我们都小心翼翼。前边不断有响动，我们也搞不清是什么野物弄出来的。由于方向不明，也就不能放枪。大家手心里都出汗了。
老安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总是把枪提在手里，手指就扣在扳机上。我一直记得这支枪结构之怪异：上面没有枪栓，没有撞针；在枪的后尾那儿，有一个鸡喙一样的东西。老安指点着它对我说：
“最厉害的就是这里，你看到这个东西了吧？一抠扳机，这‘鸡喙’就往前叨一下，枪就响了。所以嘛，”他拍拍枪，“这枪就叫‘鸡叨米’。”
我们几个笑起来。
大家发现，老安这些天已经捆上了腰带，还戴了一个旧军帽。那军帽的帽檐怎么也不能平整，它往上翻着，使老安本来就很大的脸显得奇大无比。老安长了一对杏眼，小而妩媚。他的脸总像被火烤过一样，呈现出一种肉红色。他的脸比较平坦，鼻子不挺，看上去很壮观。我们觉得老安不算好看，但是敦厚有余。我们都很信任他。有熟悉老安的同学告诉我们：他诞生在一个铁匠家里，全家人都喜欢摆弄铁器。说起来没人相信，这支“鸡叨米”就是老安十五岁上亲手做的，并且还用它打死了自家的一头猪。老安尽管没有捕杀到真正的猎物，但毕竟也在他手上损失了一个牲畜。我们觉得老安身上的血腥味多少令人崇敬。
这样的打猎夜晚我们不知经过了多少次。当我们从林子里两手空空回到我们的土地上时，发现花生棵并没有少。这也在预料之中，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谁会摸到这儿来盗窃花生。在人迹罕见的荒原上，如果真来一个盗贼，他也只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会跟他一起欢度一个夜晚呢。我们准备了一支四节手电筒，它在我们眼里不亚于一个伟大的探照灯。我们把光柱射向天空，寻找最亮的星星和它对光。我们把它射向大海，相信它能够穿越邈远，让大海深处的轮船看到。我们每一次从林子里回来，都要在高高的草铺上喊一声：“探照灯。”然后让光柱在土地上一寸寸均匀地扫过。
有一次我们听见了“沙啦沙啦”的声音，手电照过去，发现了一只团绒绒的白色动物。它在光柱下愣着一动不动，嘴里还含着半棵花生。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鸡叨米”。因为这个动物谁也不认得。它太漂亮了，毛色那么光洁，眼睛那么明亮。它的眼睛是蔚蓝色的，有着一层湿润的光泽。如果逮到它，大家都会争着豢养。它就这样和我们对视着，一会儿扭过头，跑向了林子。
这个夜晚我们高兴得很。好像它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吉祥。我们跳下铺子，奔跑，在花生棵上翻跟头。老安的“鸡叨米”就放在铺子上。我们拢了一堆火，把半干的花生棵拢在上面烧，一会儿香喷喷的味道就直顶人的鼻子了。
不知是老安还是谁，发明了一个烧花生的办法：在火焰半熄的那一刻，赶紧把四周的沙土埋上去，这样烟火就全部熄掉了。老安瓮声瓮气地说：“焖一焖，焖一焖。”我们把沙土包住炭火，并且拍实，拍得特别光洁。停了十多分钟，我们就从一边扒开，随着扒随着把烧熟的花生拣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吃得很饱。
烧花生几乎成了我们每夜固定的节目。
有一天，我们点起的火焰终于引来了一个身背胶囊的渔民。他本来是走另一条路到海上去打鱼的，远远望见火光就踅过来。他和我们一块儿吃花生。他背囊里有酒，也就一边吃花生一边喝几口酒。
他走之后，有人提议我们派一个代表，用花生到远处的渔铺换一些鱼来。第二夜，由老安和我带着“鸡叨米”和一大包花生往远处摸索过去。走了大约五六里路才看见点点灯火，那就是渔铺了。到了那儿，我们想找到那个熟悉的渔民，可是哪里找得见。有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在拨拉算盘，旁边就是成堆成岭的鱼虾。老安不好意思地看着他，不知怎么拍了拍屁股上的枪。老头这才发现了我们，瞥一眼枪，失声叫道：
“你们干什么？”
“你看，”我举起一包花生，“我们想用花生换两条鱼回去。”
老会计松一口气。他抓过花生四下看看，说：“挑两条大的吧。”
我和老安每人提了两条大鲅鱼，扭头就跑。
那个夜晚，我们在烧花生的同时还烤好了几条鱼。鱼儿冒着油，黄色的汁水和鲜味一齐往外扑。
学校的头儿偶尔也来看看。他是退役军人，三十来岁，长得好看，脸刮得十分光滑。他的那一对眉毛又细又长，像女人的眉毛。他来到花生地，先沿着土地四周走一圈，背着手弯腰看一看，连沙土上一个野兽的蹄印也不放过。他指点着那些痕迹：
“看见了吧？这是狼。海滩上有狼。”
我们都不信这里有狼，说这里有狐狸，但是没听说有狼。我们害怕他注意那一处处灰烬。可他还是在一处黑灰前蹲下了：
“晚上拢堆火，狼就不敢来了。”
我说：“顺便再烧点花生吃。半夜里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