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草难报三春晖——怀念我亲爱的母亲
慈母心像三春晖，只有温暖只有爱。
——引自一个歌谣
2007年2月14日，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了，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万分悲痛，难以自抑。回想老人家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百年的艰难坎坷历程，想起她对我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情，我不禁五内俱焚，悲从中来，眼泪每每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悲愤天道无情，竟然夺走我至爱的亲人。在无限悲痛中，我不由得又忆起了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母亲生于江苏邳县（现改为邳州市）的一个颜氏大家族，与孔老夫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乃一脉相传，诗书继世，祖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直至我的外曾祖父，还是前清的末代秀才。不过，到了我的外祖父这一代，已失去煊赫，沦为平民，但仍葆有大家族的气派，在当地独树颜氏一支。外祖父曾经有两次婚姻，共生育十二个儿女，男女各六人。在姊妹行中，我母亲排行第五。由于母亲生来聪慧毓秀、贤淑大度，备受父母关爱，视若掌珠。只可惜外祖父母过早去世，母亲靠兄姊培养成人。时因受兵燹所苦，家境渐趋困窘，母亲很小年纪便成为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在田里，扶锄操镰，在家里，厨间灶下；家务农活，无不承担，针黹女红，样样通晓，成为一方有名的巧女。因此，我祖父母才慕名求人作伐，许配给我父亲。
我们程家乃宋朝理学家程颢、程颐（通称“二程”）之后，曾经历代为官，为逃兵燹，避居于人文荟萃的古下邳（即邳县）。我的祖父也是清末秀才，是当地的一代大儒，平日与我的外祖父，亦有过从，彼此比较了解。我的父亲是祖父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也特别受到关爱，因得悉颜家我母亲的贤惠，所以才愿结通家之好。当然，外祖父也从多方面获悉我父亲的情况，而乐观其成。
母亲嫁到我们家时，正值军阀混战、盗贼蜂起之时。由于天灾人祸，我们这个望族之家，也由兴盛而衰微，虽门第高耸，声名远播，但实际上已经仓廪空虚，家道维艰了。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祖父虽然去世很早，祖母仍然以长辈的尊严，维护着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三十余口人丁，聚居在一起。我母亲初为人妇，长有高龄婆母，上有兄嫂，下有侄辈，处于夹缝之间，处处小心翼翼，生活如履薄冰。幸而与我的父亲感情甚笃，被巧为呵护，加上我母亲生性贤淑，善解人意，很快便取得祖母的怜爱，兄嫂的信任，侄辈的尊敬。虽然当时家庭生活艰窘，仍能和一家老少和睦相处，倒也觉得幸福美满。
讵料人生多变，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出生不久，刚刚牙牙学语时，父亲惨遭不幸，遽然撒手人寰，撇下了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当时我尚不满三岁，已经记不起父亲去世时那些悲痛的日子的具体情状。朦胧中仅记得有一方硕大无朋的黑棺材，躺在我们住房的正中。一身缟素的母亲，伏在棺材前嚎啕大哭，她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据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直感到天塌地陷，一心想追随父亲而去。但亲戚邻居都在一旁苦苦相劝：不看死者还要看活的，你若有不测，你这未满三岁的孩子，将何以生存下去？而我亦似有所懂事，伏在母亲的怀里，双手搂紧母亲胳臂，痛哭不已。母亲这才从痛苦中有所省悟，也便紧紧地搂住了我，当即盟誓般地对着父亲的灵柩说：为了你的亲骨肉，我要活下去，把他抚养成人，继承你的遗志，如你所盼望的那样——光耀程家门楣。
母亲坚强地活下来了，但痛苦并未稍减。封建家庭的社会环境，传统的道德束缚，使她未能也不想以一个未亡人走出我们程家一步，只是把我当成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以维系自己青春的生命。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母亲总是以泪水洗面；平日郁郁寡欢，沉默不语。每逢年节和父亲的忌日，便挎起食盒，拎起一筐冥钱，牵着我的手，到荒野之外，去为父亲上坟。她先是伏在坟墓前，哀哀痛哭；既则把冥钱烧化；最后把食盒内父亲平日爱吃的菜肴，摆在坟前的一方平地上，放好杯盘、碗筷，把酒杯斟满了酒浆，对空遥拜，口中轻声默念：你在天有灵，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保护儿子健康成长，读书习礼，早点长大成人。然后，让我也跪拜一旁，教我向父亲祷告，祈求父亲在天之灵，佑护儿子身心康健，学业有成，鹏程万里。
当年，由于连年的兵荒马乱，我们家乡的学校皆荒废而倒闭。对此，我母亲甚为忧虑。因为我们程家素称“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父亲在世时，对我期望很高。可是，我现在已到了入学年龄，尚未就读，怎么能成？不读书，难以成才，何以对得起九泉下的父亲？在无奈中，母亲遂央求我年长的叔伯哥哥、姐姐们，用他们现有的知识，教我读书习字。哥哥、姐姐并无现成的课本，他们只好东拼西凑一些儿歌、俚语，写在纸片上，教我诵读。而我母亲则把这些纸片装订成册，挂在我的脖子上，以便我能够随时翻看。每天晚上，在临睡觉之前，母亲一定要我逐篇念给她听。在诵读时，稍有不通畅，她的脸上便露出不悦之色；如果在什么地方“卡壳”了，她会立即撂下脸来，对我严加斥责。对她这些表情，我往往并不十分在意；而我最畏怕的是，母亲因此而放下手中的活计，暗自饮泣流泪，这比任何惩罚都令我难以领受。“孟母断机”之典，而今方感同身受。因此，我只能乖乖地认真读书识字，丝毫不敢懈怠。
我的这种努力，没有白费。就在我们村不久以后开办的小学开学时，我竟一下子插班直接进入三年级就读，并且成绩优异。次年，我又考入了我们村西边的乾坤寺小学五年级。那时候，高小和初小是分开的，而升入高小，必须经过考试这一关，就像现在的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那样。
乾坤寺小学距离我们家大约有六七华里之遥，中间隔着一道小河，一片旷野，还有一处“乱葬岗”。对于我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起早贪黑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我经常是胆战心惊，不敢前往。母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每天很早便起来，为我准备好当日的干粮，然后，亲自送我去学校。其时，天色尚早，到处黑黢黢地，只有一条白色的小路，在夜色中向远处延伸。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踏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一溜小跑，向学校奔去。有时，走着走着便见有几片磷火闪烁，间或听见有猫头鹰凄厉的嚎叫，吓得我毛骨悚然，不敢挪步。母亲便强打精神告诉我说：孩子，别怕，有娘在这儿保护呢！于是，我便把脑袋伸进母亲的衣襟之下，一跌一踬，艰难行走。走到学校时，天边才刚刚呈现鱼肚白色。母亲一直把我送进教室，才兀自踅身回家。而我却是少数几个最早到校的学生之一。有母亲如此用心，我怎敢不用心读书？因此，我便成为班上学习成绩最佳者，屡受老师的表扬。
此后，由于时局的动荡，学校停办，我又不得已而辍学了。这时，母亲更加着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哪！怎么能让时间从我身边白白流过呢？情急智生，母亲又有了新主意，采取了新措施——她去了二十华里以外的土山（即《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兵败下邳后与张辽谈判达成“降曹协议”的地方）镇，找到了我的一位表伯（我祖母娘家的侄子），流着泪向表伯倾诉了内心的苦衷和我父亲的遗愿，恳求允许我借住在他家，去读土山小学。表伯念及与我父亲的表兄弟旧情和我母亲的育儿苦心，慨然应允我母亲的要求，使我得以在“土小”顺利地完成高小课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的厚望和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从高小升入中学时，我居然考取了当时苏北一所最著名的学校——江苏省立徐州中学。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师资雄厚，教学谨严，是众多学生向往的学习场所。当我以80：1的幸运被徐州中学录取时，我小小的名字，竟远播邳县乡里。我不知当年状元及第是何等的荣耀，反正在发榜前后的那几天，前来我们家祝贺的亲友，络绎不绝，确有“门庭若市”之概。
于大喜过望之余，悲伤也同时袭击着母亲。因为她又忆念起我的父亲来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和她分享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在送走祝贺的亲友之后，她又领着我来到荒郊野地里父亲的墓前，首先焚化了筐中的冥钱，然后让我跪拜在纸灰旁对空祷告：谢谢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使儿子得以升入省立名校。而母亲则在深沉的哭泣之后，含泪倾诉：孩子将要离家出外读书去了，你可要随时佑护着他，使他身子骨康健，早日学成归来，以继程氏祖业，以光程家门楣。望着母亲挂满泪痕的脸，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愿：一定发奋读书，决不能辜负母亲拳拳期盼之心。
那时，由于兄姊们都已长大成人并生儿育女，我们那个大家庭早已不堪重负而分家了，我和母亲也只得自立门户。孤儿寡母，日子过的更加艰窘了，再来供养一个中学生，是何其困难？特别是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内战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占领区，灾祸频仍，民不聊生，物价涨到天文数字。因此，学校收取学杂费均以银圆折算，每学期至少需要数十块银圆。我们家当然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钱财。为使我能够按时入学，母亲只好将当年所收成的粮食，全部变卖掉；但即使这样，犹嫌不足。母亲只得又向亲友借贷。对此，有人好意地规劝母亲：你寡妇失业的，怎么能够供得起一个中学生？还是打消这个念头，让孩子下田习点农活，耕种祖上留下的几亩薄地，以求温饱吧！可是我母亲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劝告。她说：谁不望子成龙？难得孩子自己还知道上进，考取了名牌学校，我怎么能因眼前一点困难而耽误了他的前程？那样既对不起程家祖先，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父亲。我打定主意了：就是砸锅卖铁、租宅卖屋，也得让他上学！
休看母亲平日柔弱寡欢，多泪少言，但要下决心办什么事，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劲。就在借贷无着中，母亲下狠心卖掉了靠近我们家园的几亩好地。这是旱涝保收的园田，是祖上多年遗留下来、是轻易不允许易主的。当母亲手捧着地契送给买主而拿回我入学急需的钱钞时，她又拎着一筐冥币带着我来到了父亲的墓前。她一边烧化冥币、一边眼含热泪仰天祝告：我对不起你和列祖列宗，把祖传最好的园田卖掉了，为了孩子的前程，我必须这么办。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原谅我！当时，我听了此话，幼小的心像刀扎的一样难受。
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凑足了学杂费，我可以去徐州上学了。
徐州离我家不足二百华里。但对于我这个未满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可算是出远门了。母亲决定亲自送我到徐州入学。那时因为战乱，火车行车没有准头。为了在当天能赶上火车，那天夜里在第一次鸡鸣的时候，我们母子便起床了。我穿上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新衣，母亲拎着连夜为我缝制的被褥，踏着朦胧的夜色，赶赴就近的运河车站（现在的邳州站）。
世界上大概只有母亲能够如此呵护着儿子：在那个秋雨绵绵的黎明，在坎坷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负着几十斤重的包袱，同时牵着我的手，步履蹒跚，行走得多么艰难啊！二十余华里的路程，好像怎么也走不到头。等到我们娘儿俩到达大运河的渡口时，汗水和雨水，把我们的衣襟都湿透了。母亲忙着从包袱里取出毛巾来，用力擦拭着我的身子，同时拧干我的衣服。而她自己却听任湿冷的衣衫紧贴着前胸后背。在踏着登上渡船的跳板时，素来胆小怕水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拉着我的手，瑟瑟缩缩地一抖一晃横着身子，忍受着那些急着过河人的厉声呵斥，好不容易才迈上渡船的甲板。在风急浪湍中，渡船摇摇摆摆，一溜歪斜地划行。我紧紧地偎倚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敢动；母亲则用力搂住我窄小的肩膀，一点也不敢放松。在风浪的颠簸中，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但是，由于水流太急，渡船未能直接靠近码头，却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搁浅停了下来。于是，乘客们只好下船蹚水上岸。身强力壮的男人们，自是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去，最后只剩下我们母子还滞留在船上不知所措。而船老板却在一旁厉声吆喝，催促我们快点下船。万般无奈，母亲只好牵着我的手，跪在船帮上，慢慢地滑下船来。然后，娘儿俩互相搀扶着，涉着齐腰深的河水，蹒跚地踱到岸上来。而这时候，已经时光过午了。
那时陇海线上几乎没有什么过往的旅客列车。我们是乘坐一种“闷罐子”货车来到徐州的。当时的徐州可没有今天这样繁华，战争留下来的一片破败景象：到处断垣残壁，路陷桥斜，流浪的乞儿，逃难的难民，充斥着街头巷尾；从前线回来的伤兵，拄着双拐，横行于商店旅馆。我们当然无钱去住灯红酒绿的饭店，而是用整整一个晚上，找到我的一位在徐州工作的本家叔叔的住所。承蒙这位叔叔怜悯，腾出一间小仓房让我们母子栖息一夜。次日，母亲又亲自背着行李，把我送进省立徐州中学的大门。
当时正是学校开学新生报到的时间。校门外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其中许多人系学生家长送子女入学的。他们大都衣冠楚楚，神气十足。或将小轿车直接驶入校园内，或乘坐黄包车在门前傲然而下；或父兄陪伴子弟，或亲友眷顾晚辈，皆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只有我是由寡母孤零零地陪伴悄然而来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新生报到的地方，办好入学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