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我们过得无比愉快。特别是我，为小说找到了理想的结尾。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大学时代》的尾声就在一座名曰“东秀山”的山顶上，一群年轻的大学生，眼望祖国大好河山，同时展望自己的和祖国的美好前程而放声高歌。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这一天，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变得那样美好，使大学毕业生们感到：这无限美好的一天，一定是为他们这群年轻人安排的。为了他们获得共青团员的称号，为了他们即将走上战斗的生活岗位，太阳更加明灿，天空更加湛蓝。鸟儿在歌唱，花儿在开放，大海在奔腾，万物在茁壮生长。整个广阔、光辉、丰丽无比的宇宙，展现在他们的面前，祝颂他们在战斗的人生旅程中奋勇前进……
初稿完成之后，我把稿子略加整理，便直接寄给天津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兼《新港》文学杂志副主编鲍昌同志，请他为我的作品把把关。此前，我因为业余创作经常参加天津作协的活动并给《新港》投稿而结识了这位大作家，曾经得到他热情的帮助，所以对他特别信任。我所以敢于在当时创作长篇小说，也是受到了他的鼓励。
稿子寄出去了，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了很多。
这里我需要特别补充说明另外一件事：在实习期间，我们毕业实习队决定要办一个黑板报。考虑到我的“特长”，主编黑板报的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责无旁贷，我欣然接受。当时正好在传达毛主席关于发展科学文化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新精神，我们大家听了都非常振奋，觉得这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的正确决策，无不表示坚决拥护，越发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有人甚至激动地大声欢呼：我们这一代青年是生逢其时了！正是秉持这种新的“双百”精神，我为黑板报起了个名字，曰《争鸣》；而且郑重其事地写了个“发刊词”，阐述了我对“百家争鸣”涵义的理解；发刊词的第一句话是“不平则鸣”，而后简要地阐释对事物持有歧见后相互争鸣的必要与裨益。我字斟句酌，认真推敲，不到二百字，花去了我一个晚上的时间。刊出后，同学们一致叫好，同声喝彩。此后，黑板报每天一期，文章几乎都出自我手。它文图并茂，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六月下旬，我们在无锡的实习任务和设计任务均已经完成，根据学校预定的计划，我们先行放假回家休息，然后回学校进行毕业设计答辩，最后举行毕业典礼，正式“走向生活”。于是，我也顺便回到邳州故乡，探望母亲。当然，这个假期我过的是轻松的、愉快的。特别是我还收到了鲍昌同志的回音：他对我的《大学时代》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都很浓；作者本身又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实属难得。因而郑重地推荐给天津的一家出版社，让我静候消息。这个消息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高兴而又万分激动的。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令广大知识分子感到温暖的、百花刚刚开始萌发的早春到来不久，一场急风暴雨并夹带着冰雹的炎夏突然降临了。号召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在“引蛇出洞”的“阳谋”中，中国那些脆弱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灭顶之灾。文艺界当然成了运动的重点。在天津，年轻气盛而又锋芒毕露的鲍昌，因为创作了“毒草”小说并发表了“错误言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没想到，我也在劫难逃。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当我从家乡回到学校准备进行毕业设计答辩时，天津大学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我们的毕业答辩也被勒令停止，“全部人马”都投入到运动中去。我原来自以为这半年一直在外边实习，既没有参加任何鸣放会，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更没有写过什么“大字报”，这个运动和我是“无关”的，我完全可以“安全通过”。可是，我的这种自我感觉完全错了。随着运动的“深入”，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因为性格刚烈，经常顶撞党团领导，并且爱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言论，首先戴上了右派“桂冠”；继之，又有两个同学因“肃反”时无故被审查批斗，大发牢骚，同时“落马”；还有的人因为要求天津大学恢复原来的“北洋大学”名称而进入“右派”行列。于是，人人自危了。
正当我也惶惶不安之际，突然有一位同学在开会时质问我：你在无锡实习时主编的黑板报《争鸣》的发刊词上头一句就是“不平则鸣”，包含什么意思？还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问：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只有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才会感到不平。你程树榛有什么不平的？
一下子问得我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是啊！那位同学说的话千真万确，质问得也非常有道理。因为那个黑板报办得太突出了，而它的发刊词是我精心“创作”的，很有文采，几乎人人都记得；可是，我有什么“不平”的呢？会场上立刻沉寂下来，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到。同学们都一齐怔怔地望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又怎么回答呢？
但又必须回答！躲，那是躲不过的。隔了半晌，我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没有什么不平的，当时是顺笔写出来的，没有仔细思考。
这样的回答当然不能令人满意。马上便有人站起来反驳我：你这话说得太轻松了吧！就凭你这个“大作家”，会顺笔写出不经思考的文字？
过去因为我总爱给报刊写稿，而且有不少发表了，平时就有同学善意地称呼我“作家”，现在则是明显地挖苦了。
立即又有人接上了茬：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都写出来了，一篇小小的黑板报“发刊词”没有仔细思考，可信吗？
由于有人提出创作长篇小说的事，立即又引出另外一个老话题：“不务正业”的错误也顺理成章地被拎出来了，不过，现在升级为“名利思想”了。
这个会让我被动透了！我被批得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此后几天专门开我的批判会，逼我交代“不平则鸣”的真实思想。但是，我到哪里去寻找这个“真实思想”呀？万般无奈，我只好顺水推舟，上纲为“名利思想”在我的脑袋里作怪。我说自己总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才会有此表现。
“恐怕不仅仅是个‘名利思想’吧？”又一个平时和我比较接近的同学在批判会上向我发难了，“请问：你在小说里为什么把团总支书记写成一个反面人物？而且他还是个党员。你居心何在？”出于好奇，这位同学在无意中看过我的稿子，谁知他竟然记住了其中的内容。
这又是一个突然袭击，而且打在“要害部位”。
不过，略加思考，我还是作了应对。我辩解说：那是在写小说，是编出来的，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不是生活中存在的事实。
马上又有人追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编？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
又是“真实思想”！我实在难以回答了，只好保持沉默。
最后，又有几个同学“揭发”了我的错误言行：有的是我偶尔发的一个牢骚；有的是我评价某大领导的一句玩笑；有的是我对党报社论的一个戏言——鸡毛蒜皮，酸甜苦辣，无所不有。发言者无不装作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一个个脸红脖子粗，让我几乎不认得他们了。
但是，我已经豁出去了，一言不发。
这样，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主持人沉思片刻说：会议暂时休会！又转头对我说：你回去进行书面检查。根据你的认罪态度，再研究做何处理。
于是，我便埋头写检查了。当然，无论我写成什么样，也认为是不深刻的；哪怕违心地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审查的人也认为不够分量。最后，眼看毕业分配的时间到了，主持批判我的人也在忙着自己前途的事，才把我的检查交上去。但却再三警告我：你的态度很不老实，后果你自负吧！
我那时时刻捏着一把汗，等待自己的“后果”。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我寝食不安，彻夜难眠，不知命运之舟将把我载向何方。眼瞅着同窗学友一个个离校而去，我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在忍受煎熬。此前我曾喜欢上一个下一届的女同学，她对我也不无好感，经常在一起走走、谈谈，两人虽未山盟海誓，但已心心相印。现在，毕业在即，即将劳燕分飞，现在多么想向她抒发一番内心的苦恼，同时交流一下未来的心路历程。可是，我怀此获罪之身，还有何面目、何样的心态去找人谈情说爱！我只有苦苦地等呀等……
终于在九月初的一天，等到了结果：不知是哪位领导的宽宏大量，最后给了我一个“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天可怜见的我竟然没有戴上那顶可怕的帽子。
心里尽管不是滋味，但总是悬心落地了。关于《大学时代》书稿的命运，出版社的消息似乎很灵通，迅速获悉了我的上述情况；加上推荐人鲍昌早已“挂冠”而去，谁还会冒险出版这样的书？很快便将原稿退还给我。退稿信中仅附上两句话：尊稿内容不合时宜，奉还，请自处。我当然懂得这“不合时宜”的含义。
正好，我毕业后的去向也已经确定了（根本没理会我的志愿）。三天之后，我办理了离校手续。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大学毕业应该是生命长途中一个欢乐的里程碑，可是，现在对我来说，却像在命运的重要部位上压了一块大石头，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压抑和沉重，前途一片渺茫。
在那痛苦的时日，我也曾多次徘徊在心爱的姑娘所住的宿舍楼前的窗下，倚在一棵老树干上，在飘动的婆娑的树影中，遥望那忽闪忽闪的灯光，冀图窥见那熟悉娉婷的倩影，然后走进门去，当面向她倾诉我痛苦的心曲。可是，我没有这个勇气。那时候，人们把那些犯了“右”的错误的人，视为洪水猛兽一般，避之唯恐不及；我害怕在她那鲜活而美丽的面颊上，将会看到一副冷冰冰的色彩或者是哪怕稍纵即逝的鄙夷的目光，从而抹去昔日美好的记忆。我决定保留这份记忆，当作今后在心灵痛楚时葆有一丝朦胧的慰藉。踌躇了好久，未敢趋前。失去这个机会，我们从此再没有见上一面。如今已经是某种模糊的影像了。
在九月中旬一个阴沉的傍晚，我离开了同窗四年的学友，和那亲切的美丽如画的校园，带着那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和那摞厚厚的《大学时代》原稿，奔向遥远的北大荒一家新建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
离开学校时，显得异常凄婉和悲凉。因为校方既未照例举行毕业盛典，系里也没有召开热烈的欢送会，冷冷清清，到处是一片惨淡的气氛。同学们分手握别时，几乎都是相对无言，苦笑无语，默默而别。
我是带着一种懊丧、凄楚的心情登上北去的列车的。火车在华北大平原上隆隆驰过。那时正是锦秋如画的季节，高粱举起一束束火把，大豆摇着一串串响铃，玉米咧着大嘴龇牙大笑，金色的稻穗迎着太阳放光，大地一片丰收景象。可是我无心欣赏这良辰美景，只顾低头想着无限的心事：南国倚闾而望的老母正在等着我的喜讯吧？我三岁丧父，没有任何兄弟姐妹和其他亲人，只有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培养成人，自己一直省吃俭用，孤苦伶仃二十余年，寡居于故居的百年老屋中。原本希望我毕业之后，能够马上成家立业，把她从贫困的家乡接出，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可是，没曾想我却以戴罪之躯，只身投向荒凉的北国边陲，何时才能和老人家欢聚一堂呢？再瞅瞅包裹中那摞被出版社退回来的原稿，心里倍加沮丧。因为这不仅是简单的耗费半年心血的结果，还是思虑我今后业余创作的路子将要如何走下去。过去我一直自认为有这个“天才”，虽然学的工科，心里总惦念着文学这个“缪斯”，做着“工程师兼作家”的梦。可今天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你的“天才”毫无用场，你做的乃是“黄粱美梦”。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再一想头上所系的那个怕人的“紧箍”和将要去的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北大荒，听说那儿历来是犯人流放的地方，千百年来，不知留下多少白骨；流放到那里，没有几个能够回来的。我此去未来的前途是多么地渺茫！
前思后想，心灰意冷，脑海里一片混沌。因此当列车经过山海关时，尽管列车广播员用极其抒情动人的语言在描绘这“天下第一关”的奇观妙景，而我只是机械地尾随其他乘客到站台上转了转，面对如此壮丽风光，竟没有激起我平时的那股火烫的激情。过去，碰到这样的情景，我内心总是诗意盎然的。
出关之后，便觉得立即改换了天地。铁路两旁的林木，已无葱茏茁壮之气，只见枝叶凋零，黄叶遍地；光秃的远山，呈暗灰色，全无生机和绿意；道边的田野，庄稼早已收割完毕，只留下一堆堆枯禾秫秸，散放在那里；人烟稀少，大地荒芜，令人心中产生一种萧条、肃杀之感。于是，我不再凭窗远眺，伏在案上沉沉昏睡。此时心里已是一片空白，不再作任何遐想，只有一个念头：让命运之舟载着我在颠簸起伏的海洋里随意漂游吧！生活既然不能按照个人意志来安排，我何必强求呢？想到这儿，心里反倒安定下来，很快地进入梦乡。
走了不知多少时候，正在我迷蒙地在梦乡中徜徉的当儿，只觉有人推了我一下并且轻声地说：同志，你到站了。是列车员在提醒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