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论
她是落花生的女儿。知道她的人，似乎并不多。这也很正常，因为，她不是明星和大腕，父亲也不是巨商和政要。她大半生里，都过着寻常安静的生活，不显山，不露水，晚年的引人关注，纯粹是因为她的一部作品，因为她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其实，此书最初拟定的书名，并不是这个，而是《麻花人生》。“麻花”很形象，很亲切，也含着些幽默和反讽的意味，既准确地隐喻了畸形时代的凶暴本质，揭示了异化力量对人的严重扭曲和伤害，也可见出作者对苦难与坎坷的平静而豁达的态度，正如她在自传的《前言》中所说：“自传取名《麻花人生》，是形容它的被扭曲。国内的同龄人几十年来也未见平坦风顺，只是我的人生被扭得多几圈而已。……麻花虽经扭曲油炸，仍不失可口。人生也被油炸，也如我父亲在他的小说《商人妇》中所说的：‘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这也是我始终乐观的原因。父亲养育我只有八年，而给我的精神财富，让我享用终身。”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后来的书名《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也很漂亮，很恰惬。当今的出版物中，以《我的父亲某某某》或《我与父亲某某某》命名的，颇为不少，但大多令人不耐。许燕吉之所以用父亲的笔名“落花生”提领书名，是因为，父亲的生命哲学和人生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她，是因为，没有父亲的影响，她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气质的人，就可能照别样的方式生活。她在《前言》中说：“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所以，就她的自传来讲，凸显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实在太有必要了。许燕吉用了特别强调的语气，写了父亲对自己的爱和教育，写了父亲的作品对自己的影响：“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许燕吉的自传之所以不同凡响，之所以克服许多同类作品常见的自怨自艾的局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总是表现出一种“落花生”的精神气质。如此说来，从许地山入手，具体地说，从他的《落花生》切入，就是解读许燕吉的一个有效的路径。
在现代作家中，仅凭一篇六百余字的短小文章，便使人记忆深刻，便极大地影响了几代少年的生活态度的人，似乎并不多，而许地山，无疑是这不多的作家中的一个。
中小学语文教材，从来就是彰显时代精神变化的一面镜子，时代变了，镜子以及镜子中的投影，通常也会跟着变。那些斗志激昂、意气风发的课文，虽然曾经雄霸语文教材数十年，到最后却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实在是势所必至、理固宜然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老是让孩子读这种空腹高心的假文章，不能总是让孩子学着假文章的样儿，说假话，干假事，做假人。
然而，无论时代的风气和时尚怎样变化，许地山的《落花生》，总是受欢迎的，至今依然被选入小学的语文课本。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因为，此文的主题是积极的，与“为人民服务”的主流思想，与认同底层社会的“民粹主义”价值观，与甘做“齿轮”和“螺丝钉”的“工具主义”要求，有着内在的契合。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实在太皮相了。
事实上，《落花生》所表现的，是更为朴实的人生哲学，更为坚实的价值观。落花生固然是实用的，但是，它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功能意义上的实用：它将人生最终的诉求，指向更高的价值领域：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在这里，作者所宣扬和赞美的，是一种像泥土一样朴实的人生理念，是一种像大地一样谦抑的生活态度。这样的道德主张，似乎极为寻常，“卑之无甚高论”，却实在是伟大的成长理念，是高尚的人生哲学。
然而，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接下来的这段话：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在这段话里，“有用”出现了两次，“伟大”出现了两次，“好看”和“体面”则被当做“伟大”的近义词，各出现了一次。在许地山爹爹的价值认知中，“有用”比“伟大”更重要，因为，“伟大”虽然“好看”、“体面”，但却往往徒有其表，百无一用。在我们这个有着漫长的“颂圣”传统的国度里，被许多人膜拜的“伟大”，凌空蹈虚，渺然云间，缺乏朴实感和有用性，本质上是虚假的和非人性的，大可归入掠夺性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谱系。
然而，“落花生”却象征着完全不同的品质和德性。它是有用的，也是谦逊的，本质上是给予的利他主义的，并因此与那种虚假的伟大，构成了反讽性的强烈对照。借助“落花生”这一意象，许地山不仅消解了“伟大”的虚假性，批评了那种力求“体面”和“好看”的虚荣心理，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矫正长期以来对“伟大”的迷信和崇拜。
爹爹的“希望”，给了许地山做人的道德准则，也经由许地山的文章，给了孙辈许燕吉摆脱苦难境遇的勇气。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落花生精神”的支撑，陷入困境甚至绝境的许燕吉，才会如此坚强，如此镇定，如此乐观。在她的业已形成的牢固观念中，人就像“落花生”，本来就在泥土中，或者如《圣经》所言，本来就是泥土，所以，即便被打到，被踩入泥土，也应该平静地面对苦难，应该一如既往地乐观生活。
2
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自传，也是“公传”，她记叙个人颠沛流离的经历，也记录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不幸，记录了国家和民族“世极迍邅”的苦难历程。
幼年时代，随着父亲的猝死，迫于接踵而来的战争，她在母亲的翼护下，由广东而湖南，而广西，而贵州，而重庆，而南京，一路漂泊，疲于奔命。生活虽然万分艰虞，许燕吉却一天天成长了起来。
由于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许燕吉的思想，相对而言，比较早熟。如果说，通过与父亲的精神传承，许燕吉形成了以“落花生”为象征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信念，那么，也是通过父亲的影响，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超越性的宗教信仰。“我父亲是基督教供他上的燕京大学，所以父亲信洋教”。父亲的宗教信仰，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内心生活，培养了她的宗教情感。
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时候，许燕吉就与一位信奉唯物主义的政治课老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姓罗的老师说：“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许燕吉反驳说：“帝国主义还没有侵略中国时，天主教就传入中国了。”老师说：“天主教是欧美人的宗教，传来迷惑中国人的。”许燕吉反驳说：“马列主义也是从欧洲传来的。”老师说：“你说有鬼有神，你见过吗？”许燕吉反驳说：“你没去过莫斯科，你就不相信它存在吗？”她用自己的有神论的“唯真主义”，来反驳老师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实可谓针锋相对，毫不辟易。
1950年初，读高三的许燕吉，与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同学一起，参加了“追求真理青年会”，具体说来，不过就是定期去教堂，听神父讲讲教理；前后时间，自3月始，到6月止，总共也就两三个月。然而，许燕吉却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55年“肃反”，由于有充分的证人证据，证明她无罪，所以，躲过了一劫，但在1958年“反右”时，她却因此被定为“反革命”，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许燕吉的大学生活，是在掀天揭地的政治风浪中度过的。她入学报到的时候，便因为自己“信教”，与接待人员发生了冲突。她严正地告诉质疑者，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是“迷信”：“……大教室内各桌的工作人员都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跑过来把我围了一圈，七嘴八舌地向我发表他们的唯物论和反宗教观点。我也不甘示弱地‘舌战群儒’一番，幸而我在三女中已有历练，否则就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年轻的教务人员都是从华北大学农学院来的，大概从那第一天起，我就被贴上‘思想反动’的标签了。”这场冲突，只不过是她成年后，在信仰方面，与这个社会开始碰撞的序曲。是的，事情不过刚刚开了个头，更尖锐更严酷的冲突，还在后面。
对暴力的否定和排斥，是任何一种健全宗教的基本态度。一个具有宗教的悲悯态度的人，通常会对暴力伤害，更为敏感，更难接受。许燕吉大学期间发生的“肃反”运动，就给她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她真切地记录了这场“天下汹汹，人怀危惧”的运动的声势，以及它对所有人的裹挟力。在这样的运动面前，个人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只允许有一种立场，只允许有一种态度：
那一冬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卢沟桥边沙坡下是刑场。学校组织同学去看，枪声一响，同学的队伍顿时分成两半，有的超前跑，有的朝后跑。回校后，青年团开会，朝前跑的有没有受表扬不知道，就知道朝后跑的都挨了批评，说是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少了阶级仇恨，敌我立场不坚定。幸而那天是个星期日，我进城望弥撒去了，否则没见过枪毙人的我，也不知会往前跑还是往后跑。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的非人道传统。然而，无论有多少正大庄严的借口，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通过不可抗拒的组织行为，强迫人们观看杀人，都是不文明的，因为，这不仅剥夺了别人免于被恐吓的自由，而且，还必然会造成人们鉴赏他人痛苦的病态心理，会导致同情心的麻木和丧失，会使一个社会沦入视生命如草芥、视杀人如儿戏的非理性状态。人们不仅被要求对“敌人”充满仇恨，“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甚至对陷入困境的家人，也不能有丝毫的同情，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和保护，——许燕吉的几位同学，就因对倒了霉的的父母有恻隐之心，而受到了“撤销团内职务和严重警告的处分”。
最为吊诡且最耐人寻味的，是许燕吉与哥哥一起见到吴晗的一个细节：“吴晗问我们农大运动搞得怎么样，哥哥如实说了说。吴晗说北京城里有的小学生把老师按在板凳上，小孩儿们排着队打老师屁股，说完他哈哈大笑。我也不明白这位曾是教授的副市长笑些什么，还好农大没有打老师，只是让总务科的张科长笔直地站在雪地里。我们去饭厅从他身边过，他低着头我们也低着头。”这个反映着吴晗对暴力伤害的情感态度的细节，给富有同情心的许燕吉以强烈的刺激，也给她留下了极为消极的印象。吴晗，一个“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授和学者，听了哥哥的“如实”所说的事情——在“反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得大教授们一个个低头检讨，甚至痛哭流涕。校园里到处是标语、漫画，广播里放的快板、相声也是在揭老教授们的老底，连挖苦带讽刺”——之后，不仅毫无同情的反应，而且，还在讲述小学生打老师细节的时候，对空前野蛮、斯文扫地的暴行，恬不为怪，“哈哈大笑”，这实在令人吃惊了。不过细细一想，也不奇怪，因为，一个知识分子，若无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若无坚定的信仰支撑，是很难抵抗时代风气的侵染与异化的。只有像许燕吉这样的从小便接受宗教情感教育的人，才能感觉到时代生活的诡异与错谬，才能在自己也“噤若寒蝉”的时候，依然努力与恶言恶行保持距离。
还有，从许燕吉所提供的事象中，我们可以得知，学生斗老师，后生打先生，并非始于六十年代的“文革”，而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其端绪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文革”，其实只不过是漫长的施暴过程中的高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剧烈震荡和剧烈疼痛的最具典型性的“拉奥孔时刻”。
3
宗教性质的爱，意味着对傲慢、自大冲动的克服，意味着平等待人，意味着对他者人格的尊重。爱愿与苦难为邻。最具爱的精神的人，往往也是深切地感受痛苦的人，而能深切感受痛苦的人，也往往是最理解爱的真谛的人。只有从宗教精神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许燕吉的不同寻常的态度和行为。同情和体恤别人的不幸，是许燕吉最经常、最稳定的心情态度。虽然在大学读书期间，许燕吉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终其一生，她都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都是一个能以爱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他者的人。
对许燕吉的生活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反右”。作为一个单纯的有信仰的人，她“傻蛇出洞”，堕入社会预设的陷阱，堕入炼狱一般的悲惨境地。正是这场“阳谋”，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使她陷入平生最严重的苦难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