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许燕吉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石家庄牛奶场。这年夏天，她结了婚，爱人是同学四年的吴富融。然而，她的幸福生活实在太短了，简直比兔子尾巴还要短。结婚第二天，丈夫就下乡了，未几，她也锒铛入狱了。1955年初，单位搞“审干”，她被当做重点审查对象。到了八月，随着“胡风集团案”的展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肃反”。她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关押了起来，丈夫也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
时间来到了1957，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罕有其匹的“钓鱼执法”事件。像所有的倒霉的知识分子一样，许燕吉也只是提了一些几乎很难叫意见的意见，就被旧账新账一起算，打成了“反革命”和“右派”的“双皮老虎”。他被开除公职，吊销了户口，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资格。她的未足月的孩子胎死腹中。她被捕入狱，丈夫也被迫与她离婚。在监狱里，她吃尽了苦头，也目睹了别的犯人所受的非人待遇，看到了不堪凌辱者的自杀。然而，即便这样，她仍然努力同情和帮助那些像自己一样陷入不幸境地的人。
饥饿是最可怕的一种苦难境遇，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极难忍受的肉身痛苦，也是一种降低人格尊严的精神煎熬。饥饿本是监狱惩罚犯人的一种手段，但在“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则成了一种日常性的痛苦折磨。监狱里的大饥饿，威胁着每一个被关押人员的健康，甚至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监狱里会发生大量饿死人的事件：
风雪上冻的日子更难熬，正所谓饥寒交迫。那天我走过阅览室，见文宣组姓刘的那个男犯拿了个大缸子正仰面而饮，我便进去问他：“你还渴吗？”他说是家里送来点酱油，兑着喝点儿。我告诉他酱油没什么营养，喝这些水还得排出去，要消耗更大的能量，是负能。他也是个知识分子，能够了解，苦笑着说：“没办法，不喝受不了。喝了能缓解一会儿。”仅过了两天，我再见他，他已躺在小车里，睁着眼张着嘴，还在呼吸，又拉了回来。那一天，五六百人的男兵营就死了14个。后来知道，两千多人的省第二监狱，高峰时一天死了37个。
苦难呼唤人的生存勇气和乐观精神，也激发人们自我拯救的意志和潜力。面对苦难，许燕吉没有沮丧和颓唐，而是表现出极为难得的镇定和坚强。狱友们情绪低落，“加上饥苦难挨，许多人低头垂泪，或凝神发呆。监舍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于是，许燕吉便在请示了管教之后，将大家赶到院子里，一起做体操，搞“联欢会”，她想通过这些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朝希望和乐观上引”。在被人问及她如此做的动机的时候，她的不敢说出的“真实的思想”，即“我是怀着一种悲悯之心在同情这些不幸的人”。
许燕吉详细地叙写了近乎圣女的女教徒孙瑶真的虔诚和执着。我们在她的身上可以看见宗教情感的伟大和圣洁。“自由熏陶她的教义，多年修会的约束，造就出瑶真仁爱宽厚、谨慎谦和、舍己为人的品格，在众多类型的犯人中就凸现出来。她很讲卫生，全身上下总是干净整齐，可是一点儿也不嫌有病的同犯，吐的拉的她都尽心地给擦拭。有个年轻女犯恶习不改，在狱中依然小偷小摸，而且特懒，浑身脏臭，大家都不理她。春节前全体都拆洗被子，就她不动，说她不会，从未干过这事。瑶真就耐心地教她，发现她身上虱子成堆，又打来开水给她烫，烫得大铁盆下面淀了几厘米厚的死虱子。大家都转过脸去，省得恶心，而瑶真还赔着笑脸。女犯中老得不能动的、病得卧床不起的、弱智的、精神不正常的，管教把她们都放在瑶真组里，病危的也让瑶真给送终。不论男犯女犯，凡是患眼疾的都由瑶真给医治，甚至干部也找她看病。医务室的男犯是个反革命，但也是个大流氓，和一个常找他看病的女犯有不轨行为，为此受到加刑处分。审问他时，他说：‘瑶真常来医务室，可她像个圣女似的，一点儿也引不起我的邪念。’”1965年，她被释放了，由于她明确表示不背叛宗教，给她加了个“反革命的身份”。她回到故乡，依然坚持行善，人们都感激她，爱戴她。1967年，“文革”造反派宣布取缔宗教，“凡坚持信仰的都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拴上大拇指吊上房梁，有的被捆上两腿，让骡子在铺上煤渣儿的路上拖拉，有的被融化了的沥青烧背，有的被大棒子狠砸‘花岗岩头脑’，仅一个边村就酷刑致死了一位神父和四位教徒。造反派还将一位守贞的女教徒脱去衣服扔进水塘里，说谁要娶她可以捞她回去。所幸瑶真因为有反革命身份，运动初期就捕入了劳教所里。”此后，瑶真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又几次被关进监狱。2005年，瑶真作为天主教徒，安静平和地逝去，享年91岁。许燕吉说：“她是我永远崇敬的人，是我永远怀念的人。”
在孙瑶真身上，许燕吉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信徒的高尚和伟大。她崇敬孙瑶真，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她怀念孙瑶真，是因为她认同那种利他主义的宗教精神。事实上，许燕吉也总是抱着爱的态度，对待别人，总是用怜悯和同情的眼光，看世界，看生活。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崇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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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传播的是受苦人的福音。宗教面对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一个真正具有宗教情感的人，他的眼睛总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向权贵阶级唱赞美诗，而是向孤儿唱摇篮曲，向逝者唱安魂曲。彻底的宗教精神就是彻底的底层精神。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近于官的，向来缺乏与权力对抗的独立精神，向来缺乏对底层民众的平等意识。他们习惯于用知识兑换权力，所以，才有“学得百般艺，货与帝王家”的说法；他们的发迹梦的经典表达，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讲了几十年的“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但到头来，却仍然“心存魏阙”，仍然怀着“仰望北斗星”的情结。
许地山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彻底的底层主义者。面对底层人，他总是表现出亲和的态度，而不是高人一等的傲慢。受父亲的影响，许燕吉也有很强的底层意识。许燕吉回忆说：“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她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会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有一回中午，妈妈开车去接他，也捎上了我和哥哥。正在车里等着，妈妈叫我们看，爸爸正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下来，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帮助的。”
以底层人的身份，表达对底层人的悲悯，这就是许燕吉身上最突出的情感特征，也是她的这部自传特别闪光的地方。从许燕吉的叙事中，我们所看到的“动荡年代”和“禁锢年代”的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和细节，如此丰富，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看作纯粹意义上的底层文学。
她对狱友是慈悲的，所以，她倾听她们的叙说，并在自传中记录了她们的故事。善良的尹书金的故事，尤其令人同情，小侄女在门槛上“担着”的细节，简直令人心碎——“农村门槛高，小孩子把肚子压在门槛上，头向下栽着，这样‘担着’可以减轻饥饿的痛苦”。为了活命，母亲把未成年的她嫁给一个30出头的男人。她承受不了婚后的痛苦，杀夫未遂，判了七年，关进监狱才刚刚十七岁。在一个万事艰难的时代，尹书金的不幸命运，绝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