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还讲述了“阶级斗争”肆虐时代，一个农村精神病家庭的悲惨故事。新乐县的坚固村，有一户姓冯的人家，父亲年轻时得过精神病，受其遗传，他的三个儿子，也全都是疯子。二儿子“文革”期间，听到大喇叭里天天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顺嘴喊了“打倒毛泽东”，于是，被当做“现反”枪毙了，事后，公安部门还找他的父亲老冯头要了五角钱子弹费。二儿子之死，让精神本来就不正常的三儿子彻底疯了，因为写了好几条反动标语，最后，也被枪毙了，“他被枪毙后，又向冯老头儿要了五角钱焚尸的汽油费”。如果说，从动机上看，上海公安部门向林昭的母亲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意在实现告知和羞辱的修辞意图，那么，河北新乐县公安部门向处于赤贫状态下的农民索要五角钱的子弹费和五角钱的汽油费，就不再是简单的修辞行为，而是不折不扣的敲诈行为，具有特别令人不齿的道德上的无耻性质。从这样的细节，我们可以看见“文革”时代的褊狭、冷酷，也可以看见某些人至今依然恋恋不舍的蒙昧主义时代的狰狞面目。
第五部“广阔天地”所写的“不幸的女人”赵昂昂的悲惨故事，也同样催人泪下。在大饥饿的时代，昂昂的故乡甘谷县，饥民遍野，到了饿死人无人收尸的境地。为了活命，虽已结婚却只有20岁的她，逃到了关中，嫁给了许燕吉后来的丈夫、年届40的魏兆庆。一年后，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前夫汪跃金从妻弟那里，知道了她的踪迹，硬是将她带回甘肃。半年后，赵昂昂趁机又逃回关中，回到了魏兆庆和儿子身边。1964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需要，开始施行严酷无情的“遣返政策”。“党的政策”不容抗拒，5月6日，赵昂昂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走向扶风县的遣送集中处：“一路上昂昂闭口无言，嘴唇青紫。直到了遣送站，二人分别，再没有开口，也没有流泪。兆庆预感到她活不长了。……赵昂昂是1966年7月，农历五月十四辰时咽气的，可怜才29岁，花样的年华……”许燕吉在讲述赵昂昂故事的时候，情动于中，义见乎词，充满了对这个苦命女性的深切同情。
对自己的一字不识的农民老伴，对自己的继子，许燕吉同样是慈悲和同情的。她是高级知识分子和著名作家的女儿，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一定有着极为美好的梦想和希望。所以，不敢说许燕吉嫁给一个文盲农民毫无怨尤，但是，她的慈悲，她对他者的感恩，她对弱者的同情，消解了那种自怨自艾的狭隘心理和消极情绪。对一个懂得爱的真谛的人来讲，在个人的爱情之上，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更博大、更丰富的爱。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人，像她那样豁达而乐观地对待“下嫁”的命运，也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以平等和体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农民丈夫兆庆和继子科科。即便在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没有一阔脸就变，嫌弃自己的没有爱情的丈夫，抛弃并非自己亲生的继子，而是将丈夫“农转非”后带到南京，一起生活。看她与自己的农民丈夫的合影，你会有一种特别深刻的印象：无论1971年，“在官村家院内”（第417页），还是1996年“和魏老头儿游句容茅山”（第446页），她都是开怀大笑，而老头儿晚年，克服了跟她合影的矜持，也同样开心地笑着。针对许多人的不解和质疑，许燕吉这样解释自己对丈夫的态度，以及自己与老头子的关系：“我对于婚姻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个契约。这个老头子没有做什么伤害我的事情，十年来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就得断绝‘外交’关系。社会地位的高下是当政者予以的，自己还是那个自己，并没有什么可自诩的。再者，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人受教育的程度和出身环境、经济条件及社会进步程度有直接关系，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老头子天赋不低，社会经验比我丰富，我们的道德观念基本一致，在一起生活，互相都没有压力。”
什么叫高尚？这就叫高尚。什么叫伟大？这就叫伟大。高尚不是作秀，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外在的认可；伟大不是傲慢和狂妄，不是将自己打扮成芸芸众生的拯救者，动辄抟扶摇羊角而上九天，更不是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地享受着别人因为恐惧而献上的香火和颂声。伟大即善良，它意味着虔诚和敬畏，意味着爱和牺牲，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的考验情境中所所表现出来的执着而慷慨的利他主义精神。
乔治·斯坦纳说：“大家公认文学研究传承了十分必要的道德力量。大家公认这是自明的真理：教导和阅读伟大诗人和小说家将不仅丰富品味和风格，而且丰富伦理感觉，培养鉴别力，反对暴行。”许燕吉固然还不是伟大的作家，但是，她的这部自传却的的确确具有丰富我们的“伦理感觉”的力量，也有助于我们的“反对暴行”的意识更加清醒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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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和文学性的角度看，许燕吉的这部作品，也有着极为不俗的品质和值得珍视的价值。她的叙事细致，生动，敛抑，省净，充分显示了她极为圆熟的写作才能，是如泣如诉的叙事诗，也是引人入胜的小说。
首先，作者的叙事收放自如，很有节奏感，每一节的长度，都很适度，注意照顾读者在单位时间内的阅读承受力，绝不使读者感到疲劳和厌倦。我注意到，托尔斯泰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就很替读者考虑，每两三千字就分节停顿，哪怕人物正在说话，他也会中断，宁可让他们在下一节里接着说，也不让读者受累。优秀的作家，都懂得体贴读者，不像现在的一些小说家，为了自己方便，选择了不加引号的间接引语方式，却让读者费劲巴力地辨认哪些话是甲说的，哪些话是乙说的，哪些话是作者自己说的。
其次，许燕吉的叙述态度从容优雅，语调里始终含着从心灵深处流出的真挚与纯净，毫无“文革”时代的焦躁暴怒的歇斯底里症，也没有现今许多作家的弄巧卖智的做作与矫情。但她也绝不故意遮掩自己的好恶。毋宁说，她的彰善瘅恶的态度，激浊扬清的立场，是昭然可见的。只不过，她的这些立场和态度，是通过镇定的叙述，内敛的幽默，含蓄的反讽，来实现的。对于那个“动荡年代”和“禁锢年代”，她的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一种有教养的愤怒，处处体现出一种更文明的不满。同时，对那些被贫穷、饥饿、绝望、屈辱折磨着的不幸者，她则充满同情，平静的语调下面，是温热的心肠，是真诚的同情。
第三，毋庸讳言，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像世界上某些地方滥用语言所产生的后果一样，我们“将人类语言的尊严降低到狼嚎的地步”，诸如“反动”、“阴谋”、“野心”、“集团”、“翻案”、“篡夺”、“隐藏”、“掩盖”、“反攻”、“战场”、“诱敌”、“全歼”、“战胜”、“进攻”、“冲锋”、“打击”、“反击”、“阵地”、“队伍”、“火线”、“坚守”、“消灭”、“占领”、“争夺”、“斗争”、“决战”、“粉碎”、“打倒”、“坚决”、“坚定”、“坚持”、“有志气”、“大无畏”、“反潮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何其毒也”、“居心叵测”、“狼子野心”、“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天翻地覆”、“空前绝后”、“史无前例”、“开创纪元”、“开天辟地”、“气贯长虹”、“一×就×”、“只要……就能……”、“没有……就没有……”等语言，颟顸，粗野，任性，傲慢，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充满强烈的暴力色彩和攻击性，严重地污染了我们的语言环境，对几代人的思维能力和对话能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其流风余韵，至今犹存，挥之不去。
许燕吉的这部作品，脱尽了凶暴时代的戾气，娓娓道来，其言蔼如也，其仪俨如也。她的语言温良淳厚，体现着成熟的个人风格。朴实是其突出特点，但这朴实不是粗糙和苍白，而是给人一种近之如春的亲切感。这是一种可信而又可爱的语言。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讲，许燕吉的作品具有积极的示范性。它告诉我们，好的文学是懂得尊重读者的文学，是有教养的文学，是朴实的文学，是能给人希望感和力量感的文学。它就像落花生一样，是朴素的，是有用的；它像暗夜里的一盏灯，——“我的朋友，且等一等，待我为你点着灯，才走。”
是的，许燕吉的这部自传，就是这样一颗带着泥土气息的落花生，就是这样一盏能给人照亮夜路的灯火。
2014年3月2日，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