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清代宫廷服饰在内的中国古代宫廷服饰，其最表征的元素是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制作服饰的原材料丝绸。丝绸自古即以其优良的服用性能和华丽的装饰效果而备受人们的青睐，中国古代帝王无不以其为奢侈生活的珍贵之物。大量的田野考古资料已证明，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它几乎是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的文明同时产生并同步发展的。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开始远播海外。到汉唐时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将中国人发明的丝绸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世界各地。它犹如一条蜿蜒万里的绚丽丝带，把欧亚大陆和东西方文明紧紧地联系起来，促进了世界科技的发展及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广泛交流，对世界人类的进步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丝绸也赢得了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
数千年来，中国古代丝绸在生产技艺上始终保持了精益求精的不断创新精神，因之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长期引领世界丝织技艺的先进水平。清代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达到相对最为繁荣的阶段。当时宫廷服饰所用的丝绸面料几乎都来自于中国江南的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处皇家御用的丝织机构。由于这些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封建最高统治者豪华奢侈生活的需要，故在制作上不惜工本，极力追求丝织面料的丰富多样和珍贵奢华，因此无论是工艺质量，还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代表了清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虽然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有限，尚远不足以反映清代丝织技艺水平的全貌，但以微见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示出了清代丝绸绚丽多彩和技艺高超的一面，同时也是中国数千年丝绸文化辉煌灿烂的一个缩影。
服饰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结晶，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映照。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知识经验，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等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服饰文化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服饰是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国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服饰制度以其具有礼治教化和等级辨识等重要功能而备受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他们无不在改朝换代时制定有别于旧朝的新的服饰制度，以作为王朝更替的象征及维护巩固新兴政权统治秩序的工具。
清代也不例外。满族统治者在取代明朝而统治中国后，全面废除了中国古代汉族传承了上千年的冕服制度和宽衣博袖式服饰，而强制推行本民族具有游牧骑猎特色的紧身窄袖式服装，给中华传统服饰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改变，由此奠定了清代服饰风格迥异历朝的鲜明特色与时代个性。这一方面反映了清朝统治者以衣冠服饰的改变来作为王朝兴替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护守。但是，满族统治者毕竟置身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氛围之中，清代宫廷服饰也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历代汉族传统服饰的特点。可以说，清代宫廷服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集中体现了满汉服饰文化的主要特点，呈现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多元发展的纷繁竞采的时代特点。
清代统治者制定的服饰制度体系之庞杂、条律之琐细在中国历代服饰史上无出其右。这无非是要通过服饰这种在社会生活中形式最为外露直观、最易标明一个人身份地位的物质载体来处处体现皇家身份地位的无比显赫尊贵及神圣不可侵犯，处处体现君臣官民及上下级之间“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的严格的等级思想，以维护封建集权专制下森严的等级制度。中国古代服饰所被赋予和承载的强烈政治色彩和礼制意义在有清一代的宫廷服饰中可谓臻于极致。
清代宫廷服饰，反映出古代中国人民高超精湛的丝织技艺水平和丰富的创造力，凝聚着他们无尽的聪明才智，也折射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灿烂光辉，是我们足可引以为豪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无论岁月沧桑变幻，她的华美之彩丝毫磨蚀不去，独特的文化魅力历久不衰。我们对其欣赏和赞誉，更继承并创新。
《天朝衣冠——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服饰精品展》序言，
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清宫佛音与治国方略
2013年岁末的一天，我陪同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功鑫女士参观了北京故宫的一些藏传佛教建筑与文物。
清代帝王提倡藏传佛教，宫中佞佛之风甚盛，留有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这些文物，既是当时宫廷宗教文化的反映，同时又与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有关，因此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雨花阁。清帝在紫禁城中修建了众多的藏传佛教殿堂，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处于封存状态，许多殿堂现在仍然较好地保存着它的历史旧貌，我们现在称之为“原状佛堂”。这是故宫古建筑群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部分，是世界罕见的佛教文化遗存。雨花阁就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原状佛堂”。
雨花阁其实是一个区域，包括雨花阁、梵宗楼、宝华殿、中正殿，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处藏传佛教的活动场所。雨花阁是宫中唯一的一座汉藏形式结合的建筑。清乾隆十四年（1749）仿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坛城殿，在明代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雨花阁前东西两侧有面阔五间高二层配楼，均为乾隆年间建，曾分别供过三世章嘉和六世班禅的影像。
雨花阁为楼阁式建筑，按照藏传佛教的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设计为四层。外观三层，一二层之间靠北部设有暗层，为“明三暗四”的格局。一层称智行层，中间部分佛龛供奉无量寿佛等事部主尊，佛龛之后有乾隆十九年（1754）制掐丝珐琅立体坛城三座。另有佛塔、供器等物，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二层是一层和三层之间在北侧做出的一个夹层，称德行层，是供奉“阿弥陀佛”的道场。三层称瑜伽层，供瑜伽部佛像五尊，顶层称无上层，供奉藏传佛教密宗无上瑜伽部的主尊密集金刚、格鲁派密宗所修本尊之一的大威德金刚和藏密重要本尊之一的上乐金刚。
从雨花阁向北，进入昭福门，即是宝华殿，清代宫中大型佛事活动多在此举行，清帝也每年数次到此拈香行礼。宝华殿北面是中正殿。这一天没有风，蓝蓝的天空，新复建的中正殿在冬天的阳光下更显得金碧辉煌。1923年6月26日夜，建福宫花园大火，殃及该殿，仅存遗址。21世纪初，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复建建福宫花园后，又获准复建了中正殿。清代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设置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称“中正殿念经处”，隶属于内务府掌仪司，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到乾隆年间，中正殿用于专供无量寿佛，为皇帝做佛事的佛殿，因此在宫中地位很高。
中正殿现被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用来办展览，一层是造像，二层是唐卡，东配殿是法器。故宫珍藏唐卡一千余幅，藏传佛教造像两万多尊，法器五千余件。展出唐卡三十二幅、造像三十四尊、法器八十五件。
故宫藏传佛教文物，具有多方面价值，特别是具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政治意义。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代王朝都面对着如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地区稳定的重大挑战。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藏民族聚居地区比较广阔，从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又广泛影响到蒙古族地区。早在入关前，满清就同西藏、蒙古关系密切，对其在政治上予以优待，经济上予以厚赐，使之与清廷保持一致，以维护北方久安无患，这是有清一代笼络藏蒙上层喇嘛集团的传统政策。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故宫，是皇权的中枢、政治的核心，皇宫中收藏的许多藏传佛教文物，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具体反映，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例如原贮放于紫禁城慈宁宫花园的金嵌珊瑚松石坛城，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所献。五世达赖喇嘛成年后任哲蚌寺和色拉寺住持。1642年借助蒙古固始汗之力推翻噶玛政权，取得了格鲁派在西藏宗教中的统治地位。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入京朝觐时将此进献给顺治皇帝，次年清帝给达赖颁发了金册金印，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菩提瓦赤拉拉旦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政治地位得到正式确定，由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地位。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西藏佛教领袖人物第一次到北京朝拜皇帝，得到朝廷的册封，标志着黄教取得在西藏宗教中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此行为加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件文物便成为见证这一历史事件的绝佳资料。此件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中正殿展出了一幅五世达赖喇嘛的唐卡，唐卡中的他左手托法轮，右手持莲花，全跏趺坐于宝座上。背景为布达拉宫。上方为其师四世班禅及修行本尊空行母，空中显现弥勒佛。下方是婆罗门护法和蒙古王固始汗。
中正殿的展品中，引人注目的是与六世班禅有关的文物。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1738—1780）万里跋涉，从后藏日喀则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乾隆帝，并参加了乾隆帝七旬万寿庆典，同年因病圆寂于北京西黄寺。在京期间，六世班禅曾到紫禁城中正殿、宁寿宫等处佛堂念经、做佛事，故宫现仍保存着班禅的奏书及贺礼，奏书以藏、汉、满三种文字写成，书尾钤朱色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表达了六世班禅对乾隆帝的赞颂和祝愿，衷心感谢乾隆帝对黄教的扶植、弘扬，并表达了他拥戴中央政府的心情。所献马鞍做工精细，用料考究，嘉庆皇帝曾以此鞍做御用鞍。这些文物是汉藏交流、民族团结的见证。中正殿展出了一幅六世班禅的唐卡，六世班禅左手托宝瓶，右手施说法印，全跏趺坐于龙首宝座上。上方正中为无量寿佛，两旁为大威德金刚和五世班禅。下方正中为六臂勇保护法，两旁为降阎摩尊和吉祥天母。背面有白绫签，墨书汉、满、蒙、藏四体文题记，汉文云：“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 上命画院供奉 绘像留弆 永崇信奉 以证真如。”此唐卡是乾隆皇帝为纪念六世班禅而命宫廷画师绘制的，是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写实肖像。
法器展品中有六世班禅进献的“右旋海螺”。右旋海螺，因其螺纹呈逆时针方向旋转而得名。它除具有普通海螺弘扬佛法、驱逐恶魔之含义外，据说它还是菩萨的化身，渡江海者将其供于船头，可使江海风平浪静。因此，右旋螺又被视为“福吉祥瑞”的定风神物。这件右旋螺盛贮在鞔皮盒内，盒内有白绫签，墨书汉、满、蒙、藏四体文题记，汉文云：“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所进大利益右旋白螺护佑渡江海平安如愿诸事顺成不可思议功德。”乾隆皇帝曾将此物赐福康安带赴台湾进剿林爽文，以祈往来渡海平安；此物又曾四次供奉于册封琉球使臣出使琉球的船中，以祈灵佑。
对于藏传佛教，清初帝王都曾与其发生过密切的关系，成为他们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正殿展出的第一件唐卡就是“乾隆皇帝佛装像”。乾隆皇帝头戴班智达帽，身着僧衣，左手持法轮，右手施说法印，全跏趺坐在莲花托宝座上，作为曼殊室利（文殊菩萨）化现的形象。上方三个圆轮中，正中表现的是本初佛大持金刚与大成就者，左右表现的是显密诸佛，以下各组合分别表现了诸菩萨、女尊、护法及方位低级神等。此唐卡为乾隆中期佛装像，勾线工整流畅，色彩丰富，应为喇嘛画师所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