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赞叹梨花的繁盛时，砀山的果农则说，不能由着它们，还要疏花疏果。把好端端的花疏掉，岂不可惜？原来，开花结果都要消耗贮藏的养分，为了维持树体健壮生长，保证高产，防止大小年，就必须及时除去过多的花果。他们雇请了周围县的不少农民，给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同时疏掉过多的花。果农首先想的是果，他们既知道“春华秋实”的道理，也懂得“华而不实”的后果。当然他们是对的。
未刊稿
白云山新记
陕北佳县之白云山，以高耸险峻、终年常有白云缭绕得名。山居黄土高原腹内，地当华夏文明摇篮，东滨黄河，西临榆水，南望延关，北倚长城，自古以来，即为形胜之地。加以《庄子》曾云：“乘彼白云，至于帝乡。”白云作为仙乡代称，渐为道教专用。山上遂又有白云观。观因山驰名，山因观益显，彼此相得，共为景观。
陕西素与道教有缘。昔年老子西游，紫气青牛，曾经过陕。而道教名山，终南、二华，冠绝一时。尤其咸阳人王嚞（重阳子），于金正隆、大定间，创建全真道，宣讲《孝经》《心经》《老子》，提倡三教平等，鼓吹三教融合，破一代道坛旧局，开万世教统新规。元、明以降，流行不过百余年之全真道（内丹派），得以全面占领北方，与南方流传千余年之天师道（符篆派）相抗衡，盖源于此。全真道总坛设于北京广安门外之白云观，白云山之白云观则为其嫡派真传。
全真道鼎盛期，北方各地多有以白云为名之全真道观。即以陕西为例，据清雍正十三年敕修《陕西通志》记载，其时，佳县除外，鄠县（今户县）、长安、临潼、华州（今华县）、澄城、洛川、宜川等州县，亦均有白云观。然而，经过近二百年板荡扰攘，悉皆荡然。唯有此白云山之白云观，依然保存完好。可谓不幸中之大幸！硕果得以仅存，盖不啻天功，亦于人力有赖焉。
今白云山之白云观，始建于宋，主建于明，续建于清，凡存建筑近二百处，占地八万余平方米，系西北地区最大之明代古建筑群。白云观之建筑，虽以道教为主，但兼有儒、释及其他民间信仰，与全真道三教平等、三教融合宗旨正相符合。观内音乐、绘画、雕塑、碑刻、剪纸、社戏等等，亦均集三教之长。故而不仅为著名道教圣地，亦为著名中华传统文化宝库。究其成就，世人往往以为与明万历四十六年神宗亲颁圣旨，并亲赐御制《道藏》，从此拔高白云观地位有关。窃恐未尽其然。白云观之长期维修与保护，若无历代信众鼎力供奉，众多社会贤达慷慨资助，似乎很难想象。
尤其新世纪伊始，有关方面为合理利用资源，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组织各方才俊，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为原则，制定“陕西佳县白云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对白云山风景资源与白云观名胜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取得更大成绩。物华天宝，事在人为。深信经过规划后之白云山与白云观，必定山容更为灵秀，观貌益见古拙，并以其非凡新姿，成为中华盛世之重要景观。民之有幸，翘首斯盼！
本文收入《白云山记》，文物出版社，2010年
在罗马，想起康有为的卓见
在佛罗伦萨参加完一个国际会议，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到心仪已久的罗马。第一次来永恒之城，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诱人。罗马本身就是一座规模巨大的博物馆，我如痴如醉地徜徉在这人类遗产的宝库里。罗马又像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我只能一目十行地抓紧浏览。那触目皆是的残石断柱、危墙颓殿，告诉人们罗马曾拥有过的辉煌，记录着久远岁月的凝重的脚步。看着这一切，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九十五年前在罗马考察过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康有为。
戊戍变法失败，康有为作为“钦犯”亡命海外。1904年他曾在欧洲十一国漫游，第一站便是意大利。这位具有高度爱国热忱和历史责任感的维新派旗手，认为自己负载着“为先觉以任斯民”的责任，欧洲之游是为了“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寻寻觅觅，得出的却是“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结论。这些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他在罗马考察中对文物古迹保护的许多见解，对中国当时不重文物保护的深刻分析，对国人的殷切建议，都充分体现了这位近代革新派巨人的远见卓识。
1904年5月2日至14日，康有为在意大利考察，先后去了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城市，其中一半时间在罗马。他参观了不少教堂、博物馆、画院、宫殿、议院、大学，游览了古道、公园、斗兽场等。“百里石渠连碧汉，千年古道黯斜阳。颓陵坏殿名王迹，高塔丛祠旧道场”，康有为的这四句诗，约略可见他的此番见闻。在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意大利游记》里，我们看到这位拖着辫子的中国游子眼界洞开后，在历史和现实交织、故国与异邦对比中的惊喜、倾慕，以及深深的思索。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遍布罗马的大小六百多座教堂，令康有为每每诵起这句唐诗。这些美轮美奂的教堂不仅是信徒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是艺术品荟萃的地方，许多教堂本身就是精美的博物馆。康有为在罗马参观了三四十座教堂，“皆宏丽崇严，为他国大都所无者”。到罗马当天，他参观的第一处就是“号称宇内第一之彼得庙”。“此殿五色文石，雕镂精绝，庄严妙丽，高杳宏深，柱础皆盈丈许”。其中石雕像令康有为赞叹不已：“所有各像，手足筋骸，精妙入微，光动如生，真刻像之极品也。”而“诚为地球绝伦之精工者”的圣保罗教堂，更使康有为叹为观止：“吾遍游欧洲十余国，无有能比其一鳞半甲者。”他用生花妙笔描绘了大殿内部的不同寻常：“顶盖藻井，皆刻金花，与大殿同其华丽也。近墙方柱，皆碧绿文石，如玉如晶，皆含山水之形。每两柱中壁间，嵌宝石数方，每方数尺，五色七章，无彩不备，尽地球石质之所有，光华炫烂。有红如柿，有黄如栗，有黑如漆，有绿如翡翠，如水如云，如霞如雾，天然妙章，令人叹绝。”
罗马多如繁星的博物馆、画廊，使康有为激动不已。他感受最深的是石雕和绘画作品。那些珍藏的古希腊、古罗马雕像，“自天神、名王、贤士、哲女皆备，凡千数。毛发骨肉如生，筋脉摇注”，“其像纯为赤体，盖非此则筋脉不见，而精巧不出”。不独人物，那些“古刻花卉、鸟兽、昆虫、鱼介瓶盆，皆精选五色宝石，鳞羽精妙生动，刻之迫真。凡千万品，皆瑰宝也”。他陶醉在许多大家的画前，特别钟情于拉斐尔的油画：“吾每入画院，辄于拉斐尔画为流连焉，以其生香秀韵，有独绝者”，“生气远出，神妙迫真，名不虚也”，“笔意逸妙，生动之外，更饶秀韵，诚实神诣也，宜冠绝欧洲矣”。
穿行在罗马城中，康有为惊奇地看到，不管是尼禄帝宫的废殿颓垣，还是卢布路士墓的累累石础，虽然屡经万劫，仍然没有人毁坏它。相传为罗马第一王的罗慕路之宫已历二千五百年，遗址犹存，康有为于此拾得瓦石数片，感触颇深：“其古工之朴厚坚致以遗后人，而后人之能敬英雄保存古物，二者交美，皆令中国人深愧者也。”康有为认为，这与罗马人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进步的审美观念、深厚的文化素养紧密相关：“今都人士皆知爱护，皆知叹美，皆知效法，无有取其一砖，拾其一泥者，而公保守之，以为国荣。”罗马众多的画店、古董店，更使古城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金石之像、器，及罗马古碑、古盘、古柱，刻字或无字，完全或断缺的，无一不有，“连栋相望，过之垂涎”。雅好文物古董的康有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但好东西太多了，“恨力薄不能多购之”。罗马人重视文物保护的好传统使康有为感慨不能去怀，遂写了《古物五章》组诗赞美，诗中说：
颓垣断础二千年，衢道相望自岿然。
最异频经兵燹乱，保存古物至今传。
后汉世称风俗美，贼畏名贤鬼读书。
罗马人能存古物，此风粹美更何如。
文物古迹到底有什么作用，值得康有为如此颇费笔墨，感慨再三？康有为指出，文物古迹看起来无用，但其作用正是“无用为有用”。虚空，至无用也。而一室之中，若无虚空，则不能转旋，“然则无用之虚空，之为用多矣”。文物古迹不能直接解决人们的具体问题，但它的作用却在“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兴不朽之大志，观感鼓动，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他在一首诗中进一步抒发了这种看法：“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贤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兴。”以罗马为例，那些历史久远且丰富的古物，就能使旅游者“皆得游观，生其叹慕，睹其实迹，拓影而去，足以为凭”。“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康有为用老庄这句话概括文物的作用，是深刻而精确的。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康有为把是否注重珍藏文物，看作文明与野蛮的重要区别：对一个国家来说，“观古董之多寡，而文野之别可判也”；对一个地区来说，“观室庐古物之多少，而其人民文野之高下可判矣”。这一番论述，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末期，自然是振聋发聩的空谷足音；即使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今天，也是警世醒俗的真知灼见。
罗马的鼎盛约当中国的汉世。雄踞东方的中国与睥睨西方的罗马，犹如双峰并峙，依靠漫漫丝绸之路很早就有了联系和交流。东汉时甘英曾出使罗马，虽未到达，却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公元166年（东汉延熹九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遣使者由越南抵洛阳进谒，至此，两国“始乃通焉”。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中，对《后汉书·西域传》中的这一记载进行了详细辩证，并在罗马特地购买安东尼像，纪念这位与中国交通之始的皇帝。两个对人类文明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古国，流风余韵尚在，但罗马保存了更多古物，相比之下，中国则保存得甚少。康有为痛切感到，中国保存文物不如罗马。他谴责中国破坏文物古迹的野蛮行径，历数自周秦以来历次对古迹的破坏，并分析了产生这个问题的三个原因：一是趋时风，二是重适用，三是古建为土木结构。他说，中国人非不好古，但“趋时风或好言适用者，则扫除一切，此所以中国之古物荡然也”。趋时风，讲适用，都是只重眼前功利，而不懂得保护传统，不重视文化积累。不重视文物还表现在不知崇敬文化名人，不重视他们的遗物。数千年的“美术精技”，也是“一出旋废”，不能传诸后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乃不知为公众之宝，而一旦扫除，后人再欲讲求，亦不过仅至其域，谈何容易胜之乎？”由于古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历史上天灾兵燹，古代有名的宫殿都付之一烬。土木结构固然不利于古建保护，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康有为举例说：“吾粤巨富，若潘、卢、伍、叶者，其居宅园林，皆极精丽，几冠中国，吾少时皆尝游之。即若近者，十八铺伍紫垣宅，一门一窗一栏一循木，皆别花式，无有同者。而前年伍家不振，忽改为巷，遂使全粤巨宅，无一存者。”他指斥道，这都是我国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不知保存古物，则真野蛮人之行为，而我国人乃不幸有之。文物是文明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物。中国虽有文史流传，而无实物指睹，“无文明实据，则令我国大失光明”。他在一首诗中沉痛地抒发了这种感受：“罗马坏殿遗渠侵云过，是皆周汉以前物，英雄遗迹啸以歌。回顾华土无可摩，文明证据空山河。我心怦怦手自搓，惟有长城奈若何！”
他山之石，使康有为大有获益。他从保存和发扬中华文明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保存古物的建议。他介绍意大利以及他游历过的一些西方国家在文物古迹保护上的好做法：一是各国“皆有保全古物会”，“凡一国之古物，大之土木，小之什器，皆有司存。部录之，监视之，以时示人而启闭之”；二是“郡邑皆有博物院”，小物可移者，则移而陈之于院中；三是“巨石丰屋”等不可移动的古遗址、古建筑则守护之，“过坏者则扶持之，畏风雨之剥蚀者则屋盖之，洁扫而慎保之”，并有图像与文字介绍。对于参观者，“则引视指告其原委，莫不详尽周悉焉，而薄收其费”。他主张向这些国家学习，倡导省府州县宜处处成立“保存古物会”。官府虽不重视，可由各地士大夫参与组织。凡是地方志上所著之古物，公开登记并令人守护；志乘未著录的，使学者查致之。“凡其有关文明，足感动人心，或增益民智者”，例如一些著名的建筑物，有事者皆宜归之公会，“不得擅卖拆毁”。要重视名人故居的保护。康有为以他在欧洲见闻为例，“少有才能名望事业，则恭写其像，珍藏其遗物，刻石纪其曾游之地，所居之庐，令见者流连景慕焉。”康有为提出，对于园林及博物馆等，可“薄收其费”，因用养工人、饰花木、备废毁，使“美者益美，久者益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