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北部湾存在中国与某邻国间的划界问题。1973年底，我某邻国拟与外资合作在北部湾进行勘探，我曾向该邻国提出：在两国划定北部湾海域界线前，双方都不进入东经107—108度、北纬18—20度之间的海域。1974年两国举行北部湾谈判。某邻国硬说北部湾已经划过界（指1887年中法界约所述划分岛屿归属的一小段红线，位于东经1083度），主张按该线与我分划北部湾全部海域，我予驳回。鉴于北部湾划界问题的斗争尖锐复杂，在未经报请中央批准前就向美方提出上述勘探范围，而且涉及我北部湾划界方案，显然是不妥的。
二是海域石油勘探一旦发现石油结构，其油田走向如果朝我国海域大陆架的境内走还好，如果油田是朝对方国走向麻烦就大了。
所以外交部建议在这类敏感的海域进行与外国合作开发，尤其是同美国公司的合作，必须有中央特别的批准。同时还须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意见。
复杂！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外交部的这份意见直接送到了邓小平处。邓小平立即批示给余秋里、谷牧和康世恩，并说“外交部意见是重要的”。
余秋里迅速转批道：望石油部“遵照邓副主席批示”，“迅速研究提出报告”。
秦文彩没有时间也不敢有任何怠慢，紧急召集尤德华、唐昌旭等有外事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商议讨论，连夜赶写了一份专题报告，报告就外交部提出的问题作了相应的回答和说明。我在此仅仅用了一句话概括秦文彩他们的报告，其实这份报告挺长，说明的问题也比较复杂，石油部先将报告呈送到老部长余秋里处。余秋里迅速转呈给邓小平，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这信从某种意义上起了关键作用。余秋里的信全文如下：
邓副主席：
关于和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进行地球物理勘探问题，石油部遵照你的批示，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对勘探范围和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已征得外交部和总参的同意。我也曾听过石油部两次汇报。现将石油部报告呈上，请阅示。如认为可行，即请石油部给驻美使馆发报，转告世恩同志。
1979年5月26日
邓小平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
有道是一字值千金。邓小平的这两个字比泰山还重。
“文彩，你们可是立大功了！我们这几天天天跟着康副总理与老外签约，非常顺利，大功告成了！”接到我驻美大使馆转去的急电几天后，宋振明再次给秦文彩打长途电话时，那兴奋劲有点像小孩似的。
疲惫的秦文彩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感到十分开心，他也在想象康世恩和宋振明他们在大洋彼岸与诸多美国石油巨头频频签约的热闹场面……
6月5日至6月9日的短短5天时间里，康世恩带着宋振明他们，来回穿梭在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掀起了一场强烈的“中国旋风”，着实让美国人感受了一下开放后的中国风格。
与此同时，秦文彩在北京也主持完成了石油部与英国、意大利等公司的物探协议的签订。这过程中，作为中国近邻的、且又是能源紧缺的经济大国日本，看到欧美国家与中国海上石油开发搞得热火朝天，哪能安得下心？“我们一定要走在欧美之前，甚至不惜动用政府的力量！”时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推动者，他的态度坚决而友好，所以中日之间的海上合作被迅速提到议事日程。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在海域的国界长久地存在一些分歧，如钓鱼岛的争议由来已久，合作海洋石油开发便滋生出比与欧美合作更复杂的政治因素。
一时间，首相大平正芳为此事专门召集内阁大臣会议，统一意见，并亲自出面与访问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协商，最后两位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搁置分歧的地方（钓鱼岛问题），在可以合作的区域进行合作。
但具体运作中日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工作的石油部发现，中日之间的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尽管两国最高领导已经商定好的事，但一到具体执行的部门和下面时，阻力仍然巨大。
这阻力既有政府间的强有力部门，又有来自民间的。还有比这两者更要害的部门，如军方。军方听说石油部要与日本在渤海湾合作开发，总参谋部立即向军委报告，指出：渤海是我京津门户，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是敌人从海上来的重要方向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因渤海是我唯一的内海，安全保密条件好，建国以来除了国家加强海岸防御措施以外，军事部门和守护部队陆续在这一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军方的态度非常明确：鉴于这种情况，渤海湾的石油勘探开发，“最好不与外国人进行合作”。
也许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日本方面更是紧紧抓住要与中国合作不放。大平正芳甚至放出话说：中日两国恢复关系正常化，我们走在了美国人前面，中国方面应当摒弃历史和传统观念下留存的偏见，我们是近邻，近邻不合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是残缺和不完美的。
而就在这时，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这些部门和这些人也不是一般人，他们通过特殊渠道频频向中央反映：“我们中国自己也有地球物理勘探人员，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能够找到大庆这样的世界级油田，却不能在海洋上找油了？”一句话，石油部“弃近求远”、“崇洋媚外”！
这么大的“帽子”，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谁要是被人扣上，谁就可能什么事也干不成！那时候，“文革”虽然宣布结束了，可留在人们头脑里的东西和一些意识仍然相当严重，石油部如此起劲地引进外资，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搞得如此火热，在一些部门和一些人看来，石油部的行为已经同“叛国”、“卖国”相差无几了！
石油部秦文彩他们哪吃得消这个？可他们自己又无法一一去争辩。再说，对石油部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后来已经不单单是个别部门的事了，一些曾经身居过要职的老领导也在说三道四。康世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1979年的7月和8月，连续两次以个人的名义，向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写信，陈述中日合作在渤海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相关问题和为什么要让外国公司到我海域进行海上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必要性。
作为新中国石油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的权威和见解，一直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方向。这一次也不例外。尤其是他对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等技术方面的精辟认识，和呕心沥血为国家“算账”的精神。今天我们再来读读康世恩当年写给邓小平等领导的信，仍然会十分感动：
……目前，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和国外先进技术相比，确实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
野外地震仪器。美国采用的是多道记录，高次覆盖技术（九十道以上，四十八次覆盖），取得的原始资料质量好，准确性高，对复杂的较深的储油构造反映比较清楚。过去我们用的是模拟磁带记录，得到的资料质量比较差。近年来，我们自己装配和引进了七条数字地震船，也只能搞二十四次覆盖，对一些深层构造、复杂构造仍搞不准确。再买高精尖的仪器也一时搞不到。
地震资料的处理和研究，差距更大。我这次在美国看了三家地震资料处理中心。他们用一千万次或者更大型的电子计算机能将地震波的波形、频率快慢、反射能量的强弱等区分开来，并有数十种计算程序和公式，他们叫做技术诀窍，各自保密，是买不到的。因此他们能将地下的复杂情况分辨出来，画在图上。他们还发展出一套新的学科--地震地层学，和烃类迹象解释（即直接找油找气法，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正在探索），大大提高了在复杂地质条件下找油的效果。我们只有一百万次以下的小型电子计算机，对大量资料处理不了，只能大致上划分地层，找到简单而明显的构造和断层。地下复杂的情况需要钻井来解决，所以投资大、效率低、费时长，而且对特殊地质条件下的隐蔽的油气藏难以发现。例如地层圈闭油藏、珊瑚礁块状油藏，世界上发现很多，我们还没有找到。
总之，我们不是什么也不行，有些我们还有特点，如大庆油田的采油地质，和一套开采工艺，美国专家也赞赏。打井的速度差距也不是很大。但在地球物理方面，差距确实较大，影响新油田的发现。
因此，海上石油勘探，我们和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石油公司用补偿贸易的办法，签订风险合同进行勘探，对我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在勘探阶段，由他投资，用他的先进技术和技术诀窍，找到油田的话，以后用所产的原油偿还。找不到油田算他赔，我不负责。这对我没有什么坏处。当然找到油田以后，如何开发建设，如何偿还他们的勘探费用和油田开发建设的全部投资、利息以及风险报酬等，有一套复杂的业务合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避免吃亏……
几天后，邓小平在康世恩的信上批示道：“我赞成，并主张加速进行。”
至此，康世恩以其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忠诚祖国的赤子之心，使一些原本对石油部与外国公司合作进行海上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说三道四的人闭上了嘴。而邓小平的意见，则使党内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有了更统一的认识和信心。所有这些，最高兴的当然是石油人秦文彩、张文彬他们。历经周折，至此，中国石油部与40多家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项目，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初期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它对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起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事件而载入史册。
此间，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中国海域地球物理勘探大战的序幕，就在中国海洋被彻底地拉开了……与此同时，中国石油人迎来的则是更广阔、更深刻的对外开放的惊涛骇浪……
